內容簡介
《史記菁華錄》的選評者為清康熙薴田氏姚祖恩，從小喜讀《史記》，有感於此書的意味深長，經“抽挹精華，批導窾郤”，使《史記》的天工人巧和太史公的苦心孤詣呈露給讀者。經過姚祖恩精心剪裁的《史記》，無論本紀、世家、列傳，都可當一本寫得十分有趣的故事書讀。再加上姚祖恩的評點，更是道出了太史公文章的三昧。《史記菁華錄》問世以來，銷行歷久不衰，是眾多《史記》選評本中最受青睞的一部，既可作為初學《史記》者的入門書，又可作為《史記》研究者的參考書，還可作為一般古典文學愛好者的讀本。
圖書目錄
前言
題辭
秦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功臣年表
秦楚之際月表
六國表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越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齊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絳侯周勃世家
伯夷列傳
老莊申韓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商君列傳
張儀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列傳
信陵君列傳
范睢蔡澤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刺客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淮陰侯列傳
韓王信盧綰列傳
酈生陸賈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季布欒布列傳
張釋之馮唐列傳
扁鵲倉公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李將軍列傳
匈奴列傳
衛霍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
淮南列傳
汲鄭列傳
酷吏列傳
遊俠列傳
貨殖列傳
滑稽列傳
太史公自序
一、序
二、史記菁華錄指導大概
相關評論
王俊：論姚薴田《史記菁華錄》的學術價值（華中師範大學 文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9）
關鍵字：《史記菁華錄》 學術價值 選錄 評點 文學性
姚薴田《史記菁華錄》的學術價值，首先表現在對《史記》選錄上緊扣住了司馬遷 “愛奇”的審美傾向，體現了中國古代的“奇”文觀念。而其評點以文本鑑賞為基礎，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歸納和演繹兩個環節中都起著橋樑作用，並頗多精妙見解，對認識古代文學理論和文學觀念有著重要的意義。另外，姚薴田從“文史之辨”的角度入手，對司馬遷寫作過程中對史料的主觀裁奪和虛構的運用進行了詳盡的辨析，從而達到了對《史記》文學性的發明。
正文《史記菁華錄》 是清康乾間人姚薴田所撰的一部《史記》選評本。[1]它從《史記》中選取出了五十一篇，並對所選篇目進行大量的刪節，共約十萬字，接近《史記》全文的五分之一。在中國古代的《史記》選本中，它是最受青睞的一部。同時《史記菁華錄》又採用了明清文學批評中最通行的“評點”形式，集文本鑑賞與理論批評為一體，多有獨特見解。因而，這部書對我們認識明清《史記》研究者的文學眼光，啟發當代《史記》文學研究的思路，都是有著重要的價值。
一、《史記菁華錄》的選錄原則
姚薴田在《史記菁華錄》卷首的《題辭》中曾經批評前人閱讀《史記》“徒琅琅於《管晏》、《夷》、《屈》數傳”，而不窺其全豹。因而他在節選取時特別注意儘量給讀者呈現《史記》的全貌：《史記菁華錄》中的五十一篇，本紀、書、表序各占三篇，世家九篇，列傳三十三篇，分配比率較為均衡。不過仔細分析所錄篇章，我們會發現姚氏並不是簡單的充湊合隨意的節選，而有一個核心的原則，那就是其評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概念——“奇”。
司馬遷有“愛奇”的傾向，早在西漢末的揚雄就曾看出，[2]（下冊P507）而發展到明清，“奇”已經被視作《史記》乃至古文的重要審美特徵，[3]（P434-435）但所論大多只言片語，又過於抽象，難於全面把握。姚薴田則在《史記菁華錄》的選錄中具體實踐了這一觀念。他在所選《太史公自序》的末評中就指出，“《史記》一書，學者斷不可不讀”，這是因為“其文洸洋瑋麗，無奇不備”，而《史記》之“菁華”，即體現在這一方面。
按姚薴田評點中的意思，我們可以把《史記菁華錄》中所選篇章大體分為五類，第一類以《伯夷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季布欒布列傳》、《張釋之馮唐列傳》、《遊俠列傳》等為代表，這些篇章最能體現司馬遷“發憤之所為作”的創作特點。姚氏在《太史公自序》的眉批中把這些篇章歸為“奇志”，認為它們最能體現太史公的“精神眉宇”之所在。《屈原賈生列傳》的末評中說：“史遷之知靈均，在於至潔中見其一片血性，而其狷介無憀之況，俱於言外見之。”在《季布欒布列傳》末評中也說：“特感其為奴不死一節，深服其摧剛為柔一念，便將自己一腔蓬勃，俱要發泄出來。只是贊中‘欲有所用其未足也’一句，為一篇《報任安書》骨子。”可見“奇志”主要是就其“血骨”而言。這種“奇”是司馬遷特有的，不可重複的，可算是最高層次的“奇”了。第二類篇目，以《項羽本紀》、《魏公子列傳》、《淮陰侯列傳》、《李將軍列傳》、《汲鄭列傳》為代表，其傳主正如姚薴田在《信陵君列傳》（即《魏公子列傳》）眉批中所指出的那樣，是“史公意中極愛慕之人”，其傳“亦生平最用意之筆”。因而司馬遷的這類傳記顯得“精神百倍”，令人 “千載讀之，奇氣猶存”，是人物形象風貌層面的“奇”。第三類則是事“奇”之篇，它們在《史記》里最突出，《史記菁華錄》中也選錄最多。如多記神異怪誕之事的《封禪書》、《扁鵲倉公列傳》就被選入，姚薴田在後一篇的夾批中指出：“此等事入唐人手，便成小說，入漢人手，便成文章。”可見他把記“奇”事看作是以《史記》為代表的西漢文的重要特點。而對於《史記》中歷代帝王將相發跡前後的奇言異行，《史記菁華錄》也多有選錄，如《越世家》獨錄傳末陶朱公范蠡隱退後的經商活動及救中子等事；《高祖本紀》摘選其微時的種種“貴人”徵兆；《匈奴列傳》單錄冒頓單于發跡奪權的傳奇經歷。早期的揚雄、應璩等人所談的司馬遷的 “奇”主要是就這一層面來說的。第四類入選篇章主要是文辭之“奇”，突出表現在對陰陽、縱橫之士言論的大量選取錄上，如《張耳陳餘列傳》、《淮陰侯列傳》都選錄了秦漢之際的著名策士蒯通遊說范陽令和韓信的大段辭令。同有策士習氣的酈食其、陸賈、伍被等人的言論，也悉數入選。這類作品，正如《孟子荀卿列傳》眉批中所說：“以文字易於浩溥，可以據一篇之勝耳。”它們更能體現《史記》文風“奇恣”的特點。最後一類入選的篇章，則側重於結構布局之 “奇”，如入選的“三表”（《高祖功臣年表》、《秦漢之際月表》、《六國表》）的序，姚薴田說它們“布局之工，未易測也。”在《老莊申韓列傳》的眉批中也說：“寫來全似畫龍之法，風雲晦冥之中，乍露鱗爪，而其中莫非龍也。”《魏其武安侯列傳》、《酷吏列傳》等也主要是因為其結構布局之“奇”而錄入的。
當然，這五類篇目的劃分是相對的，它們在《史記菁華錄》中也是有交叉的，但“奇”的選錄原則，則貫穿於五十一篇選文的始終。
不過姚薴田所說的 “奇”，還附帶著另一層的含義。他在《伯夷列傳》眉批中指出：“文雖千迴百折，而大勢截然不亂，眯目者妄托其奇而不識其脈，則亦何奇之有？”也就是說，真正的 “奇文”要做到整體脈絡的貫連。因而，在對所選篇目內容進行刪節時，姚氏非常重視這一點：很多傳記“事或粉糅，而文不能無冗蔓”，“則掇其精華而略其敷衍”，如《項羽本紀》只取項羽的發跡稱霸過程、鴻門宴、楚漢交鋒、兵困垓下直至烏江自刎，略去了天下形勢的交待和項羽與其他諸侯關係的記敘，從而使項羽事業沉浮的主線以及項劉爭霸的背景明晰化。《史記菁華錄》中經過刪節的章段，大多在《史記》原篇中具有相對獨立性，而對於全篇都脈絡貫連的篇目，只要篇幅不是太長，一般又不作刪節，而全部錄入。如《蕭相國世家》，這樣的處理，使《史記菁華錄》並無割裂支離之弊，也充分顯示了姚薴田的靈活性。
二、《史記菁華錄》的評點體例與價值
《史記菁華錄》的評點，大致像明清小說評點體例一樣，分為夾批、眉批和末評。
夾批一般都較為簡潔，有的用來疏解字句含義，幫助讀者理解文章。然而它又不像注釋那樣固板，大多緊扣語境，帶有主觀鑑賞的性質。例如《廉頗藺相如列傳》中“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的“嘻”字，歷來有把它解釋為“驚而怒”的，[4]（第八冊P2441）也有解釋為“驚怪之聲”的。[5]（P298）姚薴田夾批道：“想此時真是哭不得笑不得，只一嘻字，傳神極矣！”獨不說透，卻更有助於引導讀者對文章的體會。同一“嘻”字，用在《史記》另一篇《魏其武安侯列傳》的“夫怒，因嘻笑曰……”句中，姚氏又批道：“活化欲發不得發之狀。”而明確地解釋為“嘲弄之笑”，[5]（P481）反覺於情境未合。有的夾批則起著梳理結構層次、點明章法布局的作用。如《項羽本紀》中項劉成皋對峙的幾段描寫，初看起來筆墨似乎有些游離，《史記菁華錄》則於劉邦的言行下分別標出“能忍一”、“能忍二”…… “能忍六”，提醒讀者這個地方是在集中揭示劉邦的性格，更進一步說，又是在解釋接下來的垓下大戰中劉邦得以成為最終贏家的原因。
眉批則字數相對較長，鉗入夾批中容易打斷閱讀進程，又多屬題外發揮和巨觀歸納，故列於文眉。眉批按其自身的內容和性質，可以分為評事和評文兩種。評事就是對《史記》中的某個人物、某個事件或某種現象發表自己的主觀看法。從觀點來看，並無多少石破天驚之論。然而姚薴田大多能著眼全篇，不作脫離傳文的臆斷，因而這類評點較之前代史家，雖深刻不及，通達則過之。如《李將軍列傳》中漢文帝曾對李廣有這樣的嘆息：“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對這句話的具體含義，明人凌約言這樣解釋：“漢文帝惜廣不逢時，自以其時海內乂安，不事兵革，廣之材無所用耳。”[5]（P492）後人多因其說，姚薴田則在眉批中提出不同意見：“文帝……之言，非謂高帝時尚武而今修文也。文帝時匈奴無歲不擾，豈不得倚重名將，帝意正以廣才氣跅弛，大有黥、彭、樊、灌之風，當肇造區宇之時，大者王，小者侯，取之如探策耳。今天下已定，雖勒兵陷陣，要必束之於簿書文法之中，鰓鰓紀律，良非廣之所堪也。”審之以全傳中李廣的“數奇”和帶兵風格，姚氏的見解更為圓通。評文則是對《史記》文章的章法布局進行分析評述，如《項羽本紀》中鉅鹿大戰一段，姚氏眉批道：“‘當是時’三字重提，筆力奇恣，‘冠諸侯’略作一鎖，下再展開，皆故作奇恣之筆，以出色描畫也。”這很能啟發讀者的美學鑑賞，姚薴田用力最勤之處，即在此類評點。
末評置於《史記菁華錄》中二十四篇選文末尾，不是每篇都有，運用上有很大的隨意性。內容上類似於眉批，但更富於巨觀總結的性質，它們或總評人事，或歸納全傳結構布局，闡明史公作傳命意。如前所說，姚薴田並不是一個高明的史家，末評中的人事評點，鮮有閃光之處。但他卻可以稱得上是一個高明的文章家，篇末對文章的評述，很有見地，能夠對讀者的閱讀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如《廉頗藺相如列傳》的末評：“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合傳，同時同國，各見其奇，與他傳牽連而書者不同。故傳中多作羅紋體，而敘廉頗事則加勤，敘相如事則獨贍，一以為諸子之綱維，一以見恢奇之絕軌也。”這樣的總結，給我們一個整體的視角，彌補了單純的片段賞析所帶來的不足。
從以上的分析可見，《史記菁華錄》中的夾批、眉批、末評在評點內容上有一定的交叉，但它們又是相互補充，彼此配合，共同服務於文章的鑑賞和評論。這種評點形式立足於細微之處，專注於具體的文體分析，是從文本通向文學理論和文觀念的橋樑，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的建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姚薴田在評點中對《史記》敘事和寫人藝術的手法及其審美功能多有歸納，如《高祖本紀》中“呂公者，好相人”一句，他夾批：“史公每用夾注法，最奇妙。”指出這種敘事進程中插入補充性介紹的寫法是“夾注法”，至於其“奇妙” 處，姚薴田又在別處作了具體的說明，如《項羽本紀》中“亞父者，范增也”一句，的夾批：“當日，沛公獨懼此耳。”而眉批作了進一步的論述：“無端將坐次描出，次用‘亞父’二字，一喚搖擺出‘范增也’三字來，便將當日沛公張良之剌心剌目神情，一齊托出紙上。”可見“夾注法”不僅是補充交待，還暗藏著敘事角度的轉換。類似的歸納還有敘事的“加倍渲染法”、“數疊文法”，寫人的“頰上三毫法”等，這些，對挖掘《史記》中的藝術經驗，繼承民族的藝術傳統，無疑是十分必要的。另外，姚薴田的評點又有對古代文學理論和批評方法的演繹，往往能形成不同於今人的獨特批評視角，給今天的研究者以有力的啟發。比如說“春秋義法”，它是司馬遷總結孔子《春秋》寫作方法，第一個在《史記》中提出，姚氏又用這種“義法”來評點《史記》本文，從書法體例上來發明史公的命意。如《老莊申韓列傳》開首“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一句，姚氏夾批道：“既注其縣，又詳其里，先寫得鑿鑿，為後文一片迷離作反激也。”眉批中指出這種寫法和《伯夷列傳》、《屈原賈生列傳》一起“皆史公變體”，而末一語道破則對整個《老子傳》的義法作了全面論述：“一篇中一詳其鄉里，一記胤嗣，去跡來蹤，了如指掌，而偏要於著書隱去之後，憑空架出許多傳聞異詞來，幻忽錯綜，令人捉摸不定。蓋文章狡獪，貴稱其人，所謂春蠶作繭，隨遇成形，太史公之書，所以無奇不備，若不得其命意之所存，幾何不等於痴人說夢也？”於此可見，姚薴田把義法的闡釋，看成是把握史公命意和《史記》藝術魅力的重要途徑。當然，姚氏有時不免牽強附會。不過，在多數情況下，他的“義法”闡釋還是比較圓通，且深得要領的。因而這一角度對我們來說不失借鑑意義。
從以上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史記菁華錄》中的評點，無論從歸納還是演繹的角度，都對我們深入認識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和文學觀念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姚薴田對《史記》文學性的發明
《史記菁華錄》是典型的文章評點，自然要更注重挖掘《史記》的文學魅力，但眾所周知，《史記》首先是一部歷史著作，然後才是一部文學著作，因為司馬遷說到寫作目的時，是先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然後才是“成一家之言”的。在討論《史記》的文學性時，不能避開這個前提。因而“文筆”與“史筆”之辨，成了歷代學者發明《史記》文學性的一個重要突破口。明末清初的金聖歎甚至提出《史記》是文筆壓倒史筆的，他在《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第二十八回總評中說“司馬遷之書，是司馬遷之文。馬遷書中所敘之事，則馬遷文之料也。”[6]（P257）《史記菁華錄》在《平原君列傳》的眉批中也說：“《史記》之文，文也，不必以其事也，作史家不可以不知也。”姚薴田正是照著這一思路進行選錄和評點的。
姚薴田認為，《史記》“文”勝於“史”，首先是源於司馬遷對已有史料的主觀裁奪。同在《平原君列傳》的眉批中，《史記菁華錄》又有這樣的他析：“文章有一事分見，彼此各盡其奇，而彼此亦不必相顧者，必以分寫為體。若一傳牽合，則各不得盡其妙矣。如邯鄲之圍，《信陵君傳》則極寫侯贏、朱亥節俠之奇；於《魯仲連傳》則極寫辛桓衍帝秦之辨；於此傳又極寫毛遂自薦定從之策，而究之秦兵之退諸侯未嘗交鋒，若僅以其事而不惟其文，則於趙世家大書‘諸侯謀合從救趙，秦兵引還一語足矣。”可見這種史事的裁奪互見，更多是出於“文”的考慮而非“史”，從而力避史事的重複紛雜。這不但體現在一事多篇中，還體現在單篇傳記之內，例如在對《高祖本紀》進行“掇其精華而略其敷衍”的節選之後，姚薴田在眉批中說“漢室定鼎，誅伐大事皆詳於諸功臣世家列傳中，及《高祖本紀》，則多載其細微時事，及他神異符驗。所以其文繁而不殺，靈而不滯，嘆後世撰實錄者不敢復用此格，而因以竟無可傳之文也。”也就是說，在正統的史家看來，“細微”之事是沒有多大史學價值的，但它們卻正是成“可傳之文”的重要因素。司馬遷略“誅伐大事”而詳“細微”之事，大大加強了其文章的藝術魅力。
姚薴田進一步指出，正因為司馬遷對史料的這種裁奪，使《史記》產生了“文能榮辱人”的藝術效果。他在《魏其武安侯列傳》末評中說：“不知文者，嘗謂無奇功偉烈，便不足垂之青簡，照耀千秋。豈知文章予奪，都不關實事。……文章有神，夫豈細故哉？”也就是說，《史記》人物形象的魅力，以及《史記》文章本身的魅力，並不是由歷史的因素而是由文學的因素決定的。姚氏說“都不關實事”，未免有把 “文”和“史”對立關係絕對化的傾向。但他的這一思路，無疑給我們認識《史記》的文學特性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姚薴田早已在《李將軍列傳》的眉批中看出：“史公必不肯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獨得之妙。”《史記》中真正光彩奪目的人物形象往往是以失敗者的面目出現在歷史舞台的。例如李廣本是“任情孤往，敗處每多於勝處”，最後還忿悶自殺，但是姚氏在眉批中指出，司馬遷“略其敗而詳其出奇制勝處，令人讀之，滿腔都是奇特意思，則文字生色不少。”
姚薴田認為，《史記》“文”勝於“史”還源於史公的“筆補造化”，也即虛構的運用。他多次在評點中指出，《史記》中的很多情節實際上是經不起事實考驗和邏輯推敲的。《史記菁華錄》許多傳記的評點中經常出現“必非當時實事”、“必非其事實然”之類的提醒，表示了作者對其史事的懷疑，然而正如前而所說，“《史記》之文，文也，不必以其事。”這些虛構的引入，卻有的能夠造成文勢的跌宕起伏，姚薴田在《項羽本紀》中“項王已約，乃引兵東歸。漢欲西歸”下夾批道：“故作揚抑，當時必無西歸之事。”這類細節處理，一般只是對事件進程的延宕，並不像後世小說那樣大量的憑空臆造。不過，它們的確傳達了史公的某種觀念和對筆下人物的情感態度。例如《信陵君列傳》中侯生不送信陵君，信陵君還問一段，姚氏在夾批中先發出質疑：“侯生何不早為之計，而必使其去而復還？”但又自解道：“此中英雄相視之妙，索解不得，當與黃石公之期子房參看，非偶然之騰挪也。”言外之意，這裡是有意的安排，反映了司馬遷對英雄知遇的嚮往以及對信陵君禮賢下士品質的仰慕。換句話說，這些合理的虛構，是作者主觀層面的真實，讀者自然會“但覺其興會淋漓，而不暇致詰其所以然之故。”
總而言之，姚薴田《史記菁華錄》對《史記》的選錄，緊扣住了司馬遷 “愛奇”的審美傾向，體現了中國古代的“奇”文觀念。而其評點以文本鑑賞為基礎，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歸納和演繹兩個環節中都起著橋樑作用，並頗多精妙見解，對認識古代文學理論和文學觀念有著重要的意義。另外，姚薴田從“文史之辨”的角度入手，對司馬遷寫作過程中對史料的主觀裁奪和虛構的運用進行了詳盡的辨析，從而達到了對《史記》文學性的發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史記菁華錄》在《史記》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1]、姚薴田．史記菁華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汪榮寶．法言義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7．
[3]、郭紹虞、王文生．中國歷代文論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5]、韓兆琦．史記選注集評[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6]、朱一玄、劉毓忱．水滸傳資料彙編[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