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台灣於1980年代解嚴前之新聞媒體，因多由中國國民黨及政府持有，故“黨政軍退出媒體”之口號即針對該“亂象”[7]。此與對商業媒體“膻色腥”的批判有所不同，主要指戒嚴時代媒體成為統治者打擊異議份子及遂行言論管制及意識型態宣傳之工具，而當時的媒體監督機構主要也只單純地探討媒體內容，而從未針對媒體結構進行批判[8]。1987年解嚴及2000年民主進步黨執政後，新聞局的改造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成立，使政府控制媒體的情況不再，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世界評比，台灣於2007年在新聞自由排名上首次超美日
背景
台灣因解嚴後解除媒體管制，各類媒體大量增多，昔日之平實報導風格已未能確保留住閱聽人；於是各種爭議性報導逐漸成為主流版面，致使今日台灣媒體之可信度受到質疑。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05年的評比報告就稱台灣媒體雖自由，但像在2004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的報導台灣人卻多認為媒體內容過於煽腥、商業化，政黨色彩過重（Taiwanese believe media content is excessively sensational, commercialized, and overly partisan, as evinced by inaccurate reporting on the results of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在一篇敘述台灣媒體現狀的報導中，將標題訂為〈他們無能處理事實〉（They Can't Handle the Truth）。
台灣之收視率調查結果近幾年由AC尼爾森（ACNielsen）壟斷，此舉雖可遏止商業電視台因各收視率調查公司之取樣流程差異而皆聲稱自己製作之八點檔為收視率第一，但部份人士認此舉反倒對台灣電視環境有不良影響。另現今商業電視台主管所關心之收視率數據已經在誤差值以內（多個同時段節目的收視率數據相差於統計誤差內，例如收視誤差如為1.2%，沒有領先超過2.4%，依常識判斷這些節目皆應被視為具有相同收視率，但電視台主管、媒體老闆與廣告主卻重視這種微小差距。）。此外部份人士（如鄭自隆）認因部份安裝收視紀錄器之家庭其社經地位較低，此等人之閱聽傾向於一定程度上決定電視節目之走向，致使台灣電視節目日漸沉淪。
此外，2000年開始執政之民進黨政府，因對媒體控制力的較為減少，導致各媒體主觀化、私有化（privatized），加以多個重要媒體均由兩方政黨把持或立場各偏向泛藍或泛綠，舊有影響勢力不願放棄過去所得特權（其中原因包括許多媒體成員是在威權時代所篩選養成的），新勢力又利用執政優勢積極去占有新發言權；因此部分台灣民眾認為自此階段開始，“媒體的客觀性幾乎等於無。”。在此認知下，台灣部分學者興起了媒體對抗運動並試圖解決此亂象。
2006年，愛德曼公關公司調查包括澳洲、中國大陸、香港、印度、日本、馬來西亞、韓國、新加坡、台灣。國家或地區之媒體受信賴程度，台灣敬陪末座。愛德曼公關公司亞太區總裁Alan Vandermolen認為台灣人批判性較高、台灣媒體競爭過度、台灣媒體偏向煽色腥走向等，皆為導致台灣媒體形象不佳之主因。據法國無疆界記者（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or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組織於2006年10月24日發布之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最新年度評比，台灣由前一年之51名進步為43名，排名較日本之51名、美國之53名為高。但台灣媒體受信賴程度於另一調查中卻僅1%，為亞太最低。
其他
其他
1.社會記者好打高空，常於報導社會案件時加油添醋。如媳婦上吊，記者於筆下便出現許多臆測：如婆媳不和，惡婆婆虐死小媳婦，或公公性侵害媳婦等。其因為日治時期台灣報紙編輯、採訪主任等核心工作皆由日人擔任，戰後台灣各家報紙除《中央日報》、《聯合報》外多因缺乏人才而由外行人擔任編輯及採訪主任，故中文素養良好者即可當編輯，愛好寫作又有活力之青年即可當記者（自二二八事件始，至美軍中校格魯佛命案終）。
2.記者在網路上，如批踢踢、Youtube等大型網路社群找新聞，並以直接翻拍的方法播報，但這些新聞幾乎都不予以證實，常以“有網友說……”作為“客觀評價”。
3.大題小作或小題大作。
4.電子媒體之“新聞畫面”多為靠新聞記者於一旁當“導演”，讓當事者親自將事件或動作重新進行一遍得來，甚至還有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