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齊冶煉遺址

齊地的冶煉鑄造業源遠流長。古典文獻記載“蚩尤造九冶”，或稱蚩尤最早以金屬製造“五兵”，讀《管子》可見“上有丹砂，下有黃金”、“上有赭石下有鐵”的找礦知識。曾擔任東夷最高部落首領的蚩尤，是我國古代用銅鐵作盔甲兵器用於戰爭的第一人。考古發現龍山文化時期已經有了人工銅。由此可以斷定，東夷人是冶銅術、冶鐵術的發明者之一。

生活在東夷故土上的先齊古人，不僅首先發明了銅鐵冶煉術，而且冶煉業發展快、規模大。到春秋戰國時期，齊國都城臨淄已是華夏冶煉中心之一，這種優勢一直延續到漢代。《臨淄文物志》記載，在小城西部和東部，大城西部、中部、南部、東北部，分別發現了冶鐵遺址；在小城南部和大城東北部，分別發現了煉銅遺址；小城南部和大城東北部，分別發現了鑄錢遺址。其中小城西部遺址在小城西門東北200米處，南北約150米，東西約100米。這裡有厚兩米的兩層堆積，冶鐵遺存位於下層。周圍有許多夯土遺存，其間有10米寬的道路通向西門。小城東部遺址位於小城東門以南200米處，靠近東牆，南北長約70米，東西約60米。此地有三層堆積，厚兩米，冶鐵遺存在第二層。大城西部冶鐵遺址在大城南北河道以西的齊都鎮石佛堂村一帶，面積四至五萬平方米，屬於三層堆積中的最下層，應是東周晚期的冶鐵遺址。大城中部遺址位於南北河道以東，傅家廟村西和西南一帶，面積約40萬平方米，屬於兩層堆積中的下層。大城南部遺址位於小城東門以東、韶院村以西、劉家寨村以南的大片土地中，中心地區在大城南牆西側門以內，南北大道的兩側，面積約40萬平方米，屬於三層堆積中的中、下兩層。這是六處冶鐵遺址中遺蹟最豐富、規模最大的一處。這一遺址的北部有許多夯土基址，曾經發現過漢代“齊鐵官丞”、“齊採鐵印”等封泥，證明這一帶是漢代的官屬冶鐵及“鐵官”所在地。大城東北部遺址，分布在闞家寨村東南和村北，崔家莊的東北和村北，河崖頭村西的大片土地中，分布範圍大，但不集中。其中崔家莊東北至西北一帶遺蹟豐富，面積約三四萬平方米。這裡地層堆積厚，一般離地3米以上，有3層堆積，冶鐵遺蹟屬於第二層，年代為東周時期。
小城南部煉銅遺址分為兩片，一片在小徐村北，東西寬約80米，南北長約100米，屬於兩層文化堆積中的下層。另一片在西關石羊村北頭，東西長150米，南北寬100米，層位與前者相同，均屬於東周時期。大城東北部煉銅遺址，位於闞家寨東南及東北方向的韓信嶺一帶，經勘探這一帶文化堆積有四層，銅渣、爐渣、燒土等發現於二至三層之間，第三層是堅實的灰綠土，從試掘中得知是春秋前期的地層。1964年，考古工作者在臨淄齊故城東北方的河崖頭村東淄河岸邊發現西周晚期齊國器物青銅盂、雙龍把手簋等，其中的青銅盂高43.5厘米，口徑62厘米，是同期省內出土銅器中最大的一件。腹部有兩個杵形把手，腹飾波狀紋和竊曲紋。同年境內又出土了人形足敦，1970年出土了高子戈，1982年出土了金銀錯金犧尊，1984年出土了鉌，1987年出土了仲姞豆。河崖頭村一帶被初步認定為春秋時代姜齊最高統治者的墓地，這些與祭祀有關的銅器，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齊國冶銅業的興盛。1964年在臨淄城南商王莊出土的直徑29.8、厚0.7厘米的嵌金銀鑲綠松石大銅鏡，形體巨大，製作精工華麗，圖案結構嚴謹，更是齊國藝術寶庫中一件罕見的珍品。
貨幣是流通的必要手段。齊國商業貿易的興盛，進一步促進了金屬貨幣鑄造業的發展。齊國貨幣有齊之發化、節（即）墨之發化、安陽之發化、齊發化、莒邦（莒之發化）、譚邦發化、賹化等品種。學術界認為，齊之發化、即墨之發化、安陽之發化基本屬於春秋時期姜姓齊國都城及其所屬各大都邑的鑄幣，下限可至戰國中期；譚邦發化、節墨發化大抵是春秋晚期及春秋戰國間姜姓齊國刀化；“齊國鑄造刀幣”始於齊桓公時代“已成定論。齊故城中的鑄錢遺址，年代較早的是位於齊故城小城南部近南牆處、今安合村南的齊刀幣鑄址，出土過著名的“齊法化”刀幣和鑄范。其中“齊法化”刀幣曾經作為1981年10月《中國古代錢幣》系列郵票第5枚的主圖，登上“國家名片”的大雅之堂。宋代詩人梅堯臣有《飲劉原甫家原甫懷二錢勸酒》詩：“探懷發二寶，太公新室錢。獨行齊大刀，鐮形末環連”，寫出了他對齊國刀幣的讚譽。齊法化的“法”字意為“標準”，“化”字通“貨”，貨即錢幣，齊法化即齊國標準貨幣。
另有兩處漢代鑄錢遺址，一處位於闞家寨村南、河崖頭村南一帶，曾經多次成批出土“半兩”石質錢範，耕土層下即鑄錢遺址。這一帶間有先民居住區和冶鐵、煉銅遺址，出土過王莽時期銅製貨幣“大泉五十”母範；另一處在東古城村南，範圍不清，曾多次出土過漢代“五銖”錢及錢範。
古齊冶煉遺址的發現，是作為兩周齊國都城、兩漢齊王首府的臨淄古城商品經濟興盛的歷史見證，也是中國冶煉鑄造業發展軌跡的真實記錄。正是因為有了齊地工匠“紅星亂紫煙”的壯觀，才有了齊國兵器的精良鍛造，才有了齊地兵家的運籌帷幄，才有了齊國“春秋五霸之首”、“戰國七雄之一”的赫赫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