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位於虎頭埔的新石器時期窯群遺址證明，早在4000多年前，這裡已有較高的手工技術。專家稱，粵東文明與中原文明同步並行。
從方言上看，揭陽話在今潮汕各縣潮語中保留古音最多。饒平學者鄭肫仁在《古縣富古音》一文中稱：“揭陽是嶺東最先建起的古縣，爾後又建海陽、潮陽，合稱‘三陽’，揭陽先走了幾大步，文化遠比後二縣發達，故保存的古韻母音特別多，也特別牢固，歷來人們稱頌榕江人語音特別優美悅耳，這是古韻母多的緣故。”“揭陽話是潮州話最古的語言。”
從歷史名人上看，揭陽人才濟濟。其中，漢時之吳碭，宋代之吳復古皆為有才有德之士；明朝尚書翁萬達和清朝武狀元林德鏞，太平天國名將林鳳祥、羅大綱等皆為揭籍名臣重將。
從出土文物上看，古揭陽的歷史文化和中原文化有著緊密聯繫。在普寧市廣太鎮虎頭埔發現的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器時期窯群遺址，是目前國內發現的最大的新石器時期窯群遺址。北京大學文博院教授李伯謙和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曾騏等專家學者都對虎頭埔遺址作了高度評價。曾騏認為：“虎頭埔遺址的發現證明了新石器時代粵東文明已與中原實現同步，那時的粵東已不是人們所說的‘蠻荒之地’。”而此前在揭陽出土的文物還有戰國銅劍、銅鼎、銅鋤；揭陽黃岐山、舊坑尾、龍船石等地區發現了隨葬銅鏡的漢墓；新亨溢溪村、玉窖三虎山、埔田鼎蓋山等古代遺址出土了大量漢代陶器，溢溪村還出土過錢幣；桂竹園漢墓出土了4個陶環，瓮內水庫嶺後、山邊園遺址先後出土了手斧狀石器、骨斧、磨光空孔石犁頭等一批遠古農業生產工具。
從現已出土的文物看，榕江流域是古揭陽較為繁榮之地，揭陽市榕江和練江流域歷史上是粵東地區經濟網站文化較發達的地區之一。
從民俗和自然風光來看，境內居民主要是潮人、客家兩系，獨特的民俗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潮汕文化。“出花園”、“行彩橋”和“七月七”女兒節更是富有揭陽特色的民間風俗。揭陽菜屬廣東菜三大菜系中的潮州流派，極具嶺南文化特色。民間點心小食品種類繁多，用料講究，製作精細。民間藝術多姿多彩，琳琅滿目，尤以石雕、木雕、剪紙、嵌瓷、潮劇、英歌舞、潮樂和舞獅最為著名。揭陽倚山瀕海，山川毓秀，名勝古蹟甚多，主要有：省級歷史文化名城榕城、揭陽學宮、雙峰寺、霖田三山國王祖廟、廣德庵；普寧培豐寶塔、馬嘶岩等。
揭陽正抓住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的契機，注重對歷史文化的革新揚棄，注重歷史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包括綜合開發進賢門、揭陽學宮、風門古徑、城隍廟、雙峰寺、三山國王等，做大做強文化旅遊，做好文化經濟這篇大文章。
虎頭埔遺址揭秘“廣東第一窯”
虎頭埔遺址位於普寧市廣太鎮綿遠村虎頭埔南坡，是一處進行陶器生產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遺址面積近1萬平方米，距今4000多年。據悉，虎頭埔遺址是目前國內發現的4000年以前的惟一大型古窯群遺址，堪稱“廣東第一窯”。近日記者趕赴普寧，目睹和了解了這一歷史文化遺產。
20年前意外發現
遺址的發現者是現任普寧市文化局副局長、博物館館長吳雪彬。他向記者介紹說，早在1982年全國開展文物普查時，時任普寧文物普查工作小組成員的他來到普寧廣太公社（現廣太鎮），想請當地農民幫助提供線索。他拿出自己帶去做示範的一塊古印紋陶片，問農村幹部有沒有見過這種東西。恰好虎頭埔農場場長在場，場長說這種東西他們山上有的是。吳雪彬將信將疑，隨這位場長來到位於廣太綿遠村的虎頭埔南坡，在一片人跡罕至的坡地上，大大小小的陶片隨處可見，吳雪彬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簡直不亞於阿里巴巴發現寶藏！
從該處的地形、地貌以及植被的狀況分析，中山大學考古專業畢業的吳雪彬初步斷定，這裡是一處古窯群遺址。當時他馬上把這一發現報告省文化廳，並由省文化廳派出多名考古專家會同汕頭市有關人員組成考古隊，對這處遺址實施搶救性發掘，1982年10月首次發掘15個古窯穴，發掘報告發表於1984年第10期的全國性刊物《文物》雜誌上。考古工作者認定，這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窯群。
20年後再驚天下
去年3月，在揭陽市委、市政府和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的支持協助下，由廣東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深圳市博物館以及揭陽市有關文博部門組成的考古隊，對揭陽市轄區內部分先秦兩漢時期遺址作考古複查，特別是對普寧虎頭埔古窯址進行重新發掘。
考古隊運用了GPS全球定位系統對所有遺址進行精確定位和記錄，獲得大量詳細的文字圖片資料。經過重新發掘，虎頭埔古窯址共發現18個窯穴、1個房址及6個灰坑。如此規模國內罕見，是廣東省迄今發現的一處最大型古窯址。
據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邱立誠介紹，陶窯在結構上包括兩種類型，一種是平面圓形或方形的直壁平底窯，一種是平面呈葫蘆形的橫穴窯。虎頭埔陶器多為矮圈足罐，底部有花紋，被稱為“虎頭埔類型”，在榕江流域具有典型性。虎頭埔窯址顯示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古揭陽地區發達的陶器生產業，“虎頭埔文化”是潮汕先民從野蠻邁向文明的一個重要環節。
揭陽市委書記萬慶良：做好文化經濟這篇大文章
揭陽是粵東地區的新興城市，更是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邑。作為潮汕歷史文化的發祥地，我們將進一步繼承創新和發掘優秀的歷史文化，做好文化經濟這篇大文章，推動揭陽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幾千年的發展與傳承，賦予揭陽地方文化豐富的內涵和獨特的魅力，其中市區榕城是廣東省首批歷史文化名城。
如今文化產業正逐漸成為揭陽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增長點。揭陽文化事業的發展堅持走特色化、精品化和民眾化的路線，形成了地方文化特色和品牌，有“小戲之鄉”、“國畫之鄉”之稱。市區榕城被命名為“中國民族民間藝術（潮州音樂）之鄉”，普寧被命名為“廣東省民族民間藝術（民間舞）之鄉”。潮學研究方興未艾，去年底揭陽成功主辦了第五屆潮學國際研討會。文化經濟異軍突起，音像複製業成為優勢產業，旅遊經濟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
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狀來講，揭陽人文可謂發達且獨樹一幟。我們將抓住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的契機，挖掘和弘揚潮汕歷史文化，發揮文化對經濟社會的支撐和推動作用。
首先是要注重歷史文化的革新揚棄。一方面要從揭陽榕江流域先秦兩漢考古成果運用入手，進一步發掘、整理、研究和宣傳潮汕歷史文化，提高本土文化的影響力和親和力。另方面要弘揚潮汕文化迎難而上、自強不息的精神，摒棄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投機取巧、急功近利的文化惰性，吸納全國乃至世界的先進文化，促進形成開放兼容、海納百川的大文化格局，把潮汕文化變成一種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其次是要注重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積極推動文化經濟融合，充分利用揭陽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豐富的人文資源，以潮劇、潮樂、英歌舞、舞獅等民俗文化和玉雕、金漆木雕等民間藝術為橋樑，舉辦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展示揭陽獨特的文化魅力，感染和凝聚海內外鄉親，吸引他們回鄉尋根、觀光旅遊和投資置業。加強同海內外文藝團體的交流與合作，讓揭陽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揭陽。綜合開發進賢門、揭陽學宮、風門古徑等人文景點，城隍廟、雙峰寺、三山國王等宗教文化景點，黃岐山、黃滿冀瀑布、惠來海濱等自然景觀，做大做強文化旅遊。以音像複製業為龍頭，大力推進科技、音像、出版、傳媒等文化製造業、文化商貿業和文化服務業發展。
第三是要注重文化載體的投資建設。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多渠道籌措資金，動員社會力量尤其是民營企業投資興辦文化產業和建設文化設施。進一步夯實基礎教育，加快揭陽一中新校區、中國小校舍等教育設施建設，切實解決優質學位緊缺和大班額問題，努力實現基礎教育新突破。要加大對科普事業的投入，加快科普設施建設。抓好市廣電中心、圖書館、體育館等重點文化設施建設，壯大文化產業，塑造文化整體形象。
第四是要注重文化環境的培育營造。建立有利於調動文化人才積極性、推動文化創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加強對文化產業的規劃、指導、管理和政策扶持，增大政府對非營利性文化產業的投入。建立健全文化市場體系，加強對文化產業的行業指導和管理，依法規範文化市場秩序，為文化事業發展提供良好環境。
歷史
揭陽是潮汕歷史文化的發祥地。
從建制沿革上看，揭陽建制早於潮汕。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將任囂、趙佗平定南越，遂置南海、桂林、象3郡，南海郡領4縣：龍川、番禺、揭陽、博羅。今潮汕全境、梅州及福建龍溪、漳浦一帶隸屬揭陽縣。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發兵平南越，復置南海郡，轄揭陽、龍川、番禺、博羅、中宿、四會等6縣，史定任揭陽縣令。以後幾經復廢，至宋紹興10年（公元1140年），又復置揭陽縣。至1991年12月7日，國務院批准揭陽撤縣建市（地級）。
社會
專家說法
北京大學文博院教授李伯謙：遺址證明粵東非蠻荒之地
虎頭埔窯群的發現推翻了以往所持的“粵東地區是蠻荒之地”的觀點。
虎頭埔窯群代表了4000多年前粵東文化發展的高峰期，證明這個地區在新石器時期就有著自己的先進文化，經過與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和綜合，從而得以壯大。
此處生產的古陶器輻射到哪裡目前尚難斷定，但粵東周邊包括珠三角、粵北都有類似陶片發現。目前已能確定從“虎頭埔文化”到“後山文化”再到“浮濱文化”是潮汕文化早期的三步曲，也即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器時代文明產生前後的三步曲。它有1000年的歷史跨度，是潮汕先民邁進文明的一個重要環節。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曾騏：粵東文明與中原文明同步
虎頭埔窯群出土的陶器花紋細密、器型輕巧，說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潮汕先民的制陶工藝已達到一定的水準。而根據此次發掘的窯址也可以推測到，當時人們已掌握了燒陶的“陰乾”技術。陶器是人類從猿到人繼石器之後的第二個發明，虎頭埔窯址的發現也證明了在新石器時代，粵東文明已與中原文明實現同步，而非人們以前所認為的從秦始皇派兵南下，潮汕當地文明才與中原同步。（編輯：文芬）
揭陽文物古蹟
霖田祖廟
始建於隋，至今已有1400年歷史。封賜額又謂“明貺廟”，因廟在古霖田都，故又稱“霖田祖廟”。位於揭西河婆鎮西南2公里玉峰（即廟山）腳下，前臨榕江，後倚玉峰，是一座規模宏大的灰沙土夯牆蓋瓦建築物，殿廊皆雕樑畫棟，富麗堂皇，極具民族特色。廟前有石拱橋，入門兩側各置泥塑將軍像一座，其旁各有一匹泥塑白馬，正殿為三山國王坐像，兩廊供諸官神像、羅漢，後殿供三山國王夫人，共百餘尊神像，皆栩栩如生。
三山國王歷來被嶺東人民奉為守護神，民間多有關於他們救駕護國、保土安民的傳說。潮汕古代的山民多以狩獵和山林為生，敬奉山神，因而揭西的三座山——巾山、明山、獨山被形象化，稱為“三山國王”。
揭陽學宮
廣東現存同類建築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孔廟，坐落於揭陽市區韓祠路口東側。初創於宋紹興十年（1140年），後歷經多次修繕，具清代建築風格、現存的主要建築物有照壁、欞星門、泮池、大成門、大成殿、東西齋、尊經閣等。整座廟宇占地5526平方米。大革命時期，揭陽學宮是革命活動的場所。據了解，1925年5月和10月，周恩來在第一、二次東征時曾在此辦公。
1927年秋天，南昌起義部隊到達揭陽時，周恩來、賀龍、葉挺等領導人也曾在學宮明倫堂召開軍事會議。1957年，學宮被列為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後又被省命名為“周恩來同志革命活動舊址”。
進賢門
出揭陽學宮，往東走幾百米就到了進賢門城樓，它是揭陽古邑的象徵，建於明天啟元年（1621年），正面朝東。因通抵學宮，取招納賢能之意，故名“進賢門”，是古揭陽城5門之一。城樓建築分3層，下層為券門，中層為城樓，上層為琉璃亭閣，飛檐翹角，朱欄雕棟，雅致堂皇。明清時為擊柝打更場所，每當晨曦初現，報曉號聲隨風飄蕩，聲聞全城。昔有“譙樓曉角”之稱，列為揭陽古八景之一。近年經政府撥款修葺，栽花植樹，使古老的“譙樓曉角”景象煥發青春，成為市民問古休憩的好去處。
雙峰寺
在揭陽市區馬山巷。宋紹興十年（1140年）由僧人釋法山創建於磐溪都雙山，故名雙峰寺，與潮州開元寺、潮陽靈山寺並稱“潮汕三大名剎”。明洪武二十五年（1329年）移建今址，後歷經兩次擴建重修。重修後寺院呈中軸線布局，依次為山門、前廳、大雄寶殿、泰佛殿，有東西兩廊。寺中有歷代文人雅士碑刻，全國佛協主席趙朴初為寺宇題匾。現存“虎”、“壽”二方，“虎”字系清同治年間提督張國棟手跡：“壽”字碑則從宋初理學家陳摶手跡拓刻。泰佛殿為樓閣式，正殿中有金身泰式佛像一座，相傳人一走近前，其耳鉤即不斷輕搖，被傳為異事。
德安里
方耀故居德安里共有房屋773間，其特點用一個字形容就是“大”，現為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德安里是廣東省規模最大的府第式巨型石建築組群，為清朝兩廣水師提督方耀（1834年-1891年），普寧洪陽西村人）的府第。它始建於清同治七年（1863年），陸續用20年建成，分“老寨”、“中寨”和“新寨”三部分。老寨建築格局為“百鳥朝凰”，中寨和新寨為“四馬拖車”，三寨相連，總面積4萬多平方米，前有開闊的廣場和護寨河，後有幽雅的花園。
文昌閣
陽城北，始建於康熙六十年（1721年），經多次重修，現存完整，為3進9間2天井格局，坐北向南，寬10幾米，深50多米，地面鋪紅磚。中進大廳有4根菱形巨石柱，木構架為抬梁式，屋頂是歇山頂。後進為3間式兩層閣樓，祀文昌神像。建築風格莊重古樸大方。道光三十年（1850年）農曆十月十九，清欽差大臣林則徐從福建赴廣西途經普寧，因沉疴在身，下榻於此，不幸病逝。林則徐公正無私的高尚品質和大無畏的愛國主義精神深受人們敬佩，前來參觀訪問的各界人士絡繹不絕。1988年，文昌閣被普寧人民政府列為文物保護單位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文化
古揭陽是潮汕文化的起源
古揭陽縣的得名，在於揭嶺，所以必須先找到揭嶺的方位，然後才從其南方（山之南屬陽）尋找縣治所在。他查閱了《揭陽縣誌》（雍正本）山川卷：“飛泉嶺、在藍田都界……，一曰揭嶺，……此秦戍五嶺之一，蓋潮惠之關隘，揭陽之北門也。”確定揭嶺就是今之飛泉嶺，在今豐順縣境。豐順置縣前屬揭陽之藍田都，在縣之北。再查閱乾隆年間廣東總督鄂爾達奏《請置豐順縣疏》中描述了飛泉嶺地勢如何險要，證實確是秦代戍軍的五嶺之一。又查閱《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在卷九《潮學。潮州沿薦志》中確切證實飛泉嶺就是古之揭嶺，正地處揭陽縣之北。而飛泉嶺之南方，正是今之揭西縣一帶，舊屬揭陽西部。再以清代《廣東通志》、民國《潮州志》中找到：揭陽舊城在縣西一百五十里處。還有揭陽已故學者張宗儀、張香清的《揭陽風物誌》也有類似說法，因此確定了秦時所置的揭陽縣治是在今揭西縣河婆地區。
形證，是根據自然地理形勢來論證。郭先生認為：揭嶺在蓮花山脈中段，地理形勢十分重要，地處粵東中心地帶，駐軍於此，可居高而控四域。當年秦軍占據揭嶺，就可控制整個粵東地區，否則便不能對廣東全境形成占領。這完全符合揭嶺地處粵東中部，是戰略要衝的歷史地理實際情況的。廣東的歷史地理特點，按其地形山勢走向，基本上可劃成粵中、東、西、北四個地理區域。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管理上的方便，就是按照廣東地理特點而分為四個大行政區的，而粵東行政區的20多個縣，大體上就是秦時古揭陽縣的管理範圍。這片地方的中心是揭嶺，當年秦兵在此戍守，都靠戰馬、兵車的陸軍，勢必駐紮於險要山嶺，而作為地方行政管理的縣治，必在其近彼，以便於控制，也利於安全，有山、有河流、有小草原，所以揭西河婆便具備了建立縣治的條件。
物證，是以出土文物為證據。這是郭先生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河婆地方，歷來出土了許多秦代文物，是潮汕地區別處所沒有的。1940年，河婆南森鄉建國小，在清理地基中出土了一批青銅劍、刀、矛、玉璧和陶器。這批文物分布於24座單人土坑墓中，其中二柄刀上鑄有“秦”字銘文。1959年冬，又在校前掘得秦代土坑墓4座，出土紅陶碗16個，銅劍1把。1960及1980年，這裡又出土了青銅劍1把、矛1支、（鏈）鋮2件和一批陶器。郭先生認為：在潮州地區所有考古文物出土論載中，有秦墓集中大批出土的地方，就只有河婆一處而已。秦時又有墓葬營造於城郊的習俗。
郭偉川先生用這三者綜合推論，互相印證而肯定了河婆這一地區就是秦置揭陽縣的縣治所在。
至於後來又為何遷於龜山，郭先生在論著中分析：由於秦祚不昌，不久而亡。鎮守嶺南的趙便乘機割據，建立南越國，統治93年，可謂長治久安了。其轄下的揭陽縣，統領整個粵東地區，其治所便不適於秦時的內陸地區了，不必靠駐守揭嶺之軍來保護，而是必須改遷於水陸交通方便之處。當年澄海的龜山，地近海邊，可與珠江口的南越國國都番禺互相呼應，海運更為方便。這樣，澄海龜山就顯得符合這一自然地理條件了。
郭先生認為：邱立誠的考古證明，與趙佗南越國王朝據有嶺南，置有揭陽縣時間、基本條件完全一致。所以確定南越國時的揭陽縣治已遷於澄海龜山了。這是毫無疑義的。直至西漢年間仍然不變。到了西漢末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把揭陽縣改為“南海亭”（亭是當年基層行政單位）。其時南海亭治所仍在龜山，此乃順理成章的事。
持有另外不同觀點的是潮汕文化始於韓愈刺潮
公元819年，韓愈因諫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韓愈關注人民疾苦，蒞潮僅8個月便做了幾件好事：祭殺鱷魚，為民除害；興辦學校，開發教育；禁止買賣人口，解放奴婢；鑿井修渠，疏導韓江。韓愈與唐代潮州佛教領袖、靈山寺和尚大顛以實際行動宣揚儒家思想，倡導儒學教育，形成以儒學為主體，儒釋文化合流的文化特色，推動了潮州社會進步，使潮州出現勃勃生機。為了紀念他，潮州於公元999年興建韓文公祠，潮州山水改姓韓，祠後一山，名曰韓山，祠前一水，名曰韓江，這在中國歷史極為罕見。其後千餘年來，潮州地區成為極具地域個性的禮儀之邦和文化名城！
但潮汕文化始於韓愈也有片面性，他來潮州僅8個月，當時交通就是騎馬坐轎，他怎么可能對潮州有全面了解？而且他在《請置鄉校牒》一文中對潮州這樣寫道： “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 他在《潮州刺史謝上表》奏章中說潮州是“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群。”韓愈是古文運動的領袖，唐宋八大家之首，知名度很高，影響力很大，人們信以為真，長期以來把“潮州——唐代荒涼的流放地”視為不開化的“蠻荒之地”，因為蘇軾的《韓文公廟碑》“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師…”全國形成韓文公刺潮之前“潮人未知學”的印象。如此嚴重失實，則損害了潮州的形象。
如果確是蠻荒，沒文化，那么在韓愈刺潮的80多年前（即公元738年），潮州怎么有能力興建被譽為“古代建築藝術明珠”、全國十大名寺之一的開元寺？開元寺又怎能成為潮州（當時潮州府的管轄範圍比現在的潮汕還要大）的佛教中心？
如果確是蠻荒，沒文化，韓愈刺潮時為何任用了土生土長的趙德主持州學？為何韓愈在《潮州請置鄉校牒》一文中稱趙德通識儒家經典，有文章著述，還熟知先王之道，排斥異端，尊宗孔子，完全可以當一地名師？為何毅然舉薦他代理海陽縣尉，任州衙推官，專門主持潮州學政，以督導生徒？如果確是蠻荒，沒文化，趙德怎能成為韓愈在潮州的得力助手，又怎能編唐代潮州士人必讀的韓愈選集——《昌黎文錄》六卷並為之序？
如果確是蠻荒，沒文化，《冊府元龜》為何記載：唐朝於開元二年（714年，即韓愈刺潮的105年前）在廣州設市舶使，潮州對外貿易次於廣州、泉州兩市舶使轄區之間，是對外貿易的良港，很多瓷器及工業品由此出口海外？
如果確是蠻荒，沒文化，曾被漢武帝封安道侯而入祀明清的潮郡名宦祠的史定，在南越國存亡關頭，怎能以完整的土地、民眾歸入西漢帝國版圖，使粵東的大片地區免受戰爭浩劫和災難，結束了近一世紀嶺南的割據，維護了祖國的統一，並被司馬遷載入史冊：“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史記·南越列傳》），從而名垂青史呢？
三、歷史事實證明，韓愈刺潮之前潮汕就有文化、有文明
潮汕文化不是始於韓愈刺潮。國學大師饒宗頤曾肯定地說：“揭陽虎頭埔發掘出新石器時代古窯群說明了新石器時代的粵東文明程度已經相當高了。新石器時代的粵東或潮汕地區絕不會是蠻荒之地，粵東或潮汕地區應已具備了與中原文明接軌的特徵。”
韓愈刺潮弘揚了潮州文化，但不是開創潮州文化。潮汕文化是從秦漢時期的古揭陽縣開始，這是顯而易見的。
所謂“原始文獻”，是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以及班固《漢書》。其中《史記》關於嶺南行政區劃的建立，見於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條，有云：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徐廣《史記正義》箋釋：“五十萬人守五嶺”。
秦朝實行郡縣制，在其平定嶺南地區後，也推行這個制度。但具體建了哪些郡縣，沒有專門的文獻可征。《史記》第一次明確地寫及桂林、象、南海三郡。但縣一級沒有詳細記載。某個縣名（如龍川）的出現，都是因人因事而帶出。而且還必須由班固的《漢書》來協助“完成”。因此，有了廣東秦代四縣、秦代六縣之說。而揭陽，有時在“四縣”之內、“四縣”之外，有時在“六縣”之內。要說哪個就準，哪個就誤，都不妥當。何況，如前所說，當時的南海郡，還有沒有四縣、六縣之外的縣？誠然，是否還有因為無人無事可帶而不見記載的縣，還是未知之數。
清雍正間郝玉麟所編纂的《廣東通志》，是主張揭陽為秦縣說的。其卷五《沿革志》“潮州府”條，於“秦”時，註明“南海郡之揭陽”。其依據是“按裴淵《廣州記》秦守五嶺，其一揭陽”。在揭陽、鎮平、大埔、海陽、程鄉等縣地秦朝政區歸屬一欄，該書都註明為“南海郡之揭陽”，只有平遠例外，注“南海郡之揭陽、龍川”，即當時為兩縣交界之地。
同為雍正時期所編的《揭陽縣誌》，其序言開章明義：“秦戍五嶺後設縣曰揭陽，以隸南海郡。”卷一《沿革》更專立一條：秦始皇三十三年，遣任囂、趙佗擊平南越，置三郡，曰桂林、象郡、南海（秦時郡大近今之省，縣大猶今之府）。南海郡領縣六，其一曰揭陽，以五嶺之一得名。陳樹芝是在翰林院專職研究過歷史的學者，他的見解，學界比較認同。
近人馬百非《秦集史》下冊就明確論述：“揭陽縣，秦時已置。南越國時沿設不廢。”近年出版的《廣東省歷史地圖集》，也持揭陽縣誌相似的這一觀點，並以之製圖，只不過它把廣東秦縣縮為4個，揭陽為其一。
因為嶺南實行“秦制”即郡縣制，文獻已經確定為始皇三十三年，縣與郡應同時設立。而諸郡建於此年，諸縣當不例外。雍正縣誌之說可采。故此。《揭陽樓廣場蓮花步道銘文》中有這樣一條：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 秦朝以兵民五十萬人鎮守和開發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五嶺。設揭陽縣，隸屬南海郡。必須順帶指出的是：近年有人因為舊縣誌中載有史定投降漢朝，被封為安道侯，漢朝仍設揭陽縣的志文，而稱揭陽為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所建。既這樣，“南越揭陽令史定”又如何解釋？也就是說，史定既是南越的“揭陽令”，說明南越已有揭陽縣。初建南越國時的趙佗，在寫給孝惠帝的信中，就說過“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萬千里，帶甲百萬有餘”，反映南越郡縣的設定，是承秦朝而成的。所以不能割斷歷史，把揭陽的建縣置於漢武帝元鼎六年重新認定的時間。道理就非常清楚了。
那么，秦始皇三十三年所建的這個揭陽縣，它的版圖有多大？根據文獻涉及，可以這樣描述：版圖包括現在的整個潮汕地區和興梅、閩西南部分地區。具體而言，就是東至福建九龍江出海口與鷺島（廈門）相望；西與興寧、陸河、陸豐交界；北至平和、永安、平遠；南連大海。
這個“古揭陽”至東晉義熙九年（公元413年）（一說六年）撤銷，改建義安郡，存在623年之久。其積澱的文化，後來形成潮汕文化。
還有一個問題，秦遣兵民五十萬人“守五嶺”，這個“守”是鎮守、開發的意思，與明清的“兵屯”，現代的生產建設兵團有些近似，兼鎮守，生產兩個任務。秦朝的地方建制，郡和縣兩級。縣下有“鄉”，則屬自治組織。這也是必須順帶涉及，以正視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