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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蠶到死絲未盡——憶李天祜教授作者：張克非原載：《歷史學家茶座》第4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書架上有一部厚厚的《古代希臘史》，藍色封面，共20章，50多萬字，系統介紹、論述了從公元前20世紀的愛琴、克利特文化到公元前200多年亞歷山大帝國崩潰期間，古希臘的主要城邦、地區及其工商業、軍事、政治、文化、哲學、戲劇、藝術等。該書1991年出版，當時僅印了1000冊，裝幀、用紙和書中圖片的質量都很一般，再加上發行渠道不暢，當時並未受到學界和讀者應有的重視。然而，今天它卻被國內許多治古希臘史的學者視為必讀之書。該書凝聚了作者李天祜教授畢生的心血，也是由中國學者所寫的首部“希臘史”著作。著名史學家錢穆先生在其《中國史學名著》中曾說：“……在每一部書的背後，必然當注意到作者其人。倘使這部書真有價值，不專是些材料的話，則書的背後一定會有一個人。”每次看到《古代希臘史》，眼前總會浮現出李先生那滿頭白髮、腰板挺直的高大身影和一樁樁、一件件或大或小，雖樸實無華卻無不令人崇敬的往事。
記得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學風甚好的蘭大校園裡一天又貼出學術講座的海報：基督教的起源，主講人歷史系李天祜教授。剛吃過晚飯，可容納上百人的階梯教室里已座無虛席。七時半，李先生準時登壇開講。那略帶河南口音的國語十分洪亮，一邊井井有條、深入淺出地講著，一邊用粉筆在黑板上整齊地書寫著，不一會，就寫滿了一黑板，親手撩掉，再繼續不停地講著，寫著……這時，不僅過道里站滿了人，就連教室的每一個窗子上都擠滿了聽講的學生。20多年過去了，大學期問的許多事都已逐漸淡忘了，而李先生那晚講座的盛況和內容，卻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永遠不會消失的記憶。它不僅使大學生們在經歷了長期的文化饑渴，有關西方宗教的圖書、資料和知識又嚴重匣乏的情況下，對作為西方文化重要源頭的基督教，從茫然無知到有了初步的了解，不少人也由此萌發了進一步學習鑽研西方宗教、文化的濃厚興趣；同時，這次講座也讓我初次見到了李先生這位已年過花甲且令人肅然起敬的老教授，並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什麼是學者的風範。於是，下學期我便選修了先生講授的“俄國史”，得以親聆聲嗽，對先生的深厚學養、為人等有了較多的感受，也從其他老師、同學口中陸續聽到了先生的一些往事。後來留校工作，對先生逐漸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認識。
李先生乃河南汲縣人，1916年生，19歲即考入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兩年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平淪陷，先生隨學校師生千里跋涉，先後輾轉至西安和漢中的城固縣，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完成了本科學業，於1939年畢業。兩年後，又考入了由母校遷往蘭州改建的國立西北師範學院的研究所，繼續深造。當時，儘管辦學條件簡陋，圖書資料缺乏，生活也很艱苦，但在黃河岸邊新建的西北師範學院卻薈萃了黎錦熙、陸懋德、袁敦禮、張舜琴、諶亞達、郭毓彬、李建勛、何士驥、許壽裳、董守義、羅章龍、黃文弼等一大批著名學者、教授。李先生就是在這些名師的指導下，繼四年的本科學習之後，又經歷了研究生階段更加系統、深入的三年專業訓練，獲得碩士學位。這種經歷，不僅為先生此後的史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且也使他深深地受到西北師大傳統學風、教風的儒染，並內化為他近半個世紀教書育人中始終保持的作風。
抗戰勝利後，李先生曾先後受聘到河南大學、西北師範學院、西北大學歷史系任講師、副教授，並加入了民盟。1950年，先生到蘭州大學歷史系任教授，同時兼系主任，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50年代初，由於當時的政治形勢，李先生被選派至北大參加由蘇聯專家授課的“俄國史”培訓班，攻克了俄語關。雖然他自己一直鍾情於古希臘、羅馬史，卻又不得不致力於俄國史的研究和教學。50年代後期開始，世界史教研室集中了歐陽珍、畢業於北大的趙輝傑、李建等一批造詣頗深且勤勉敬業的學者，蘭州大學的俄國史研究在全國也開始有了較大的影響：60年代初，李先生又在全國率先培養俄國史專業的研災生。80年代初，李先生指導的研災生一批批地成長起來，相繼成為國內俄國史相蘇聯史研究領域的骨幹力量。作為系主任，李先生在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上做了許多工作。他發表的論文數量雖然不很多，但皆為資料豐富、考訂精詳、富有見地的存世之作，體現了他對中外歷史的深厚功底和獨特見解，李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深厚的學養和長者之風。在國內世界史學界贏得了普遍的尊重。
1966年夏，“文革”狂瀾驟起、當了16年系主任，愛生敬業、在歷次運動中從未整過人的李先生卻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橫遭一次次大會、小會批鬥，身心都遭受嚴重摧殘。家中多年的藏書被抄走，積累的大量手稿，包括他幾十年潛心寫成的古希臘史書稿也被毀之一炬……在這一系列橫禍的打擊下，先生的夫人精神受到刺激，一次悲憤地喊道：“毛主席，您老人家為什麼不睜開眼，管管這些壞人呢！”她立刻被作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現行反革命抓進監獄，險些被判死刑。遭此變故、先生幾天之內變成了鬚髮皆白的皤然老翁，但他卻依然挺直腰板，承受著“反革命家屬”的巨大政治壓力，含辛茹苦地帶著幾個突失母親照顧的孩子 。直到“文革”結束後，久陷囹圄的師母才獲得自由，與家人團聚。
災難過後，已年逾六旬的李先生又照舊全身心地投入到學術研究和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學中。好像一切都未曾發生。他對人依然是那樣寬容、大度。絕不作為受害者而還之以牙眼。當有人對“文革”中那些為了自保而落井下石者憤憤不平時，他卻總是坦然地說道：“這一切都是時代造成的，也不能全責怪他們個人。”對於教學工作，他依然那樣認真、投入。據歷史系七七級的學兄們回憶，他們甫進校，即由李先生親自講授世界古代史。當時，先生不慎摔倒，腿部骨折，正打著石膏。第一堂課，他硬是讓家人用腳踏車把自己推到教室。深受感動的學生們全體起立。報以長時間的熱烈掌聲。先生坐在講台上，給大家上了終身難忘的一課。平時，他對待學生也總是那樣盡心、負責，無論是誰向他請教，他都會不厭其煩地耐心講解，逐一介紹參考書，直到對方滿意而去。對學生交來的論文習作，他總要逐字逐句地認真修改，並當面進行指導。每當這時，他絕無半點居高臨下的姿態，而總是和顏悅色，以平等、商討的口吻，循循善誘，讓學生在親切、和煦的氣氛中，自己意識到文章究竟怎樣修改才會更好。先生就是這樣將自己的知識、學問毫無保留地奉獻給學生，但卻從不接受學生的幫助和禮物，唯恐給學生增加負擔。一年春節，一位研究生買了一個大蛋糕去給先生拜年，先生熱情地接待了他，但臨走時卻無論如何都讓他將蛋糕帶回去。所以，學生們都知道，李先生非常歡迎大家去他家裡，但誰去都不能帶任何禮物。
80年代初，李先生為了卻多年的心愿，重寫古希臘史，又風塵僕僕地親自到國內一些高校和圖書館蒐集、補充了大量相關資料。此後，他在繁重的教學之餘，抓緊一切時間，開始寫作《古代希臘史》。1988年年初，由於過度勞累，先生的冠心病日漸嚴重，不得不住進醫院。即使在病房中，他仍不顧醫生的勸告，爭分奪秒地修改書稿。但天不假年，農曆正月初三，仍在病房中修改書稿的先生，忽因對一條材料不放心，要重新核對，便讓照料自己的親人趕回很遠的家中取書，接著又繼續埋頭工作。誰知竟錯過了病房的開飯時間，只好請護土到食堂要了一個涼饅頭充飢。不一會，無情的心臟病又一次猝發，使天祜先生永遠擱下了手中的筆，撇下了日夜縈懷在心、還尚未最後殺青的古希臘史，也離開了深愛他的家人、同事和學生。
十多年過去了，每當我面對先生用生命寫就的《古代希臘史》，都似乎看到李先生和那一代師長們在戰亂、坎坷中不倦探索、辛勤育人的身影——他們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承先啟後、不可或缺的一代，雖然歷史和社會給了他們太多的不幸，使他們喪失了成為學術大師的可能，但他們在任何時候都從不計較個人的榮辱得失，總是默默地埋頭耕耘，為民族的文化、教育事業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貢獻，“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真正以自己的一言一行為社會、為學生留下了君子風骨和師之風範。對於那一代人，後人需要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在他們身上，原本有許多極可寶貴的品質，在平淡中閃爍著耀眼的光芒。與過往和現今的許多名人相比，他們更經得起歷史、人心的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