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卓長仁（1948年－2001年8月9日），遼寧瀋陽人。1982年，在大陸犯案後，試圖逃避法律制裁，從瀋陽劫持瀋陽飛往上海的中國民航296號三叉戟飛機飛往當時還沒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韓國。後被接往台灣，為“六義士”之首。
1991年8月16日，卓長仁、姜洪軍和施小寧等人因投資期貨買賣，負債累累。卓長仁等人於是決定鋌而走險，綁架經營土地中介的台北市國泰醫院副院長王欲明之子王俊傑，並且將其撕票殺害。
案發後，一審、二審均判卓長仁等人死刑，國民黨執政時期遲未執行。民進黨執政後，於2001年8月9日晚22時被執行槍決。
劫機事件
1983年5月5日，卓長仁、姜洪軍與四名同夥在萬米高空，用手槍對準了中國民航296號客機機長王儀軒，此時飛機上已有兩名機組人員遭受槍傷，脅迫之下，這架原本計畫從瀋陽東塔機場飛往上海的飛機迫降於南韓（韓國）（1992年，中韓建交公報簽署，隨後稱其為韓國）
春川機場，飛機上共有105人，其中機組人員9人，乘客中有3名日本人。
一時間，舉國震動，此為中國劫機“第一案”。
6人武力劫機
“不聽命令要叫全機同歸於盡”
1983年5月16日，劫機事件發生11天后，中國民航局局長沈圖在有100多名中外記者參加的招待會上，介紹了中國民航296號三叉戟客機被武力劫持，以及中國民航工作組赴韓國處理這一事件的情況。
記者招待會上，296號客機機長王儀軒就坐在沈圖旁邊。據新華社報導，如今已經是東北航空公司董事長的王儀軒當時回憶事件經過時說，5日上午11時20分左右，他駕駛的296號三叉戟客機正在按照正常的航線平穩地飛行，當飛機飛臨山東半島的海面上空時，混在旅客中的以卓長仁為主凶的6名劫機者，突然衝到飛機的駕駛艙前，朝緊閉的駕駛艙艙門開槍，隨即踢開艙門，持槍闖入駕駛艙，對著駕駛艙內的機組人員射擊。
王儀軒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還曾表示，卓長仁等劫機罪犯擁有2支7.60口徑的手槍，在劫機過程中總共開過8槍。296號客機當天上午8時15分由瀋陽起飛，升空不久因機件故障飛回瀋陽檢修，10時47分再度起飛，11時32分在大連上空被劫持，13時59分飛越“三八線”，14時10分降落在春川機場。
王儀軒和乘務員程梅事後都談到，劫機者把槍口對準正、副駕駛兩人的腦袋兩側後邊，脅迫飛機降低高度，改變航向，並曾兇惡地表示“不聽命令，我要叫你全機同歸於盡。”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裡，卓長仁等人多次用手槍指著王儀軒的頭，強行亂推駕駛桿，使飛機忽升、忽降，從9000米的高度驟然降到離海平面只有600米，造成劇烈顛簸，隨時都可能機毀人亡。
迫降韓國
罪犯控制飛機8小時後繳械
飛機進入韓國上空後，韓國軍用飛機起飛攔截，在這種情況下，駕駛員被迫降落在韓國的春川機場。飛機降落後，6名罪犯武裝控制飛機和人員近8個小時之久，最後向韓國當局繳械，機組和旅客才擺脫人質狀態。
中方同韓國方面於10日簽署了同意把旅客、機組和飛機送返中國的備忘錄。
當天下午，全體中國旅客和9名機組人員回到上海。回國人員在抵達上海虹橋機場時，受到200多人的熱烈歡迎，當時的國務院副秘書長、民航總局副局長、上海市副市長均前來接機。
一位旅客在下飛機時對媒體說：“在漢城，有人問我們願意到哪裡去？我們毫不猶豫地回答：一定要回到祖國！”也正是這個時候，降落在春川機場的296號客機已經飛往首爾金浦國際機場，幾天后回國。
公安部門事後通報，6名武裝劫機者分別是：卓長仁（原為遼寧省機電設備公司統配產品科汽車計畫員）、姜洪軍、安衛建（兩人原為瀋陽體育學院的工作人員）、王彥大（原為瀋陽市于洪區陵東公社上崗大隊第四生產隊金屬結構廠業務員）、吳雲飛（原是廣東省瓊海縣溫泉公社農場工人）、高東平（卓長仁姘婦），他們均為犯有盜竊槍枝彈藥、偽造證件、投機詐欺等罪行的刑事犯罪分子。
然而，關於6名罪犯的處理，雙方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中國方面堅持，卓長仁等6名罪犯在劫機以前已犯了竊槍潛逃等罪行，而且武力劫持民航飛機是國際上公認的一種嚴重犯罪行為，因此要求韓國當局將6名劫機罪犯交由中國司法機關依法懲處，韓國方面則表示要按他們的法律處理。
然而事件發生之後，台灣當局公然稱讚劫機罪行為“起義”，並表示“歡迎機上人員赴台”，台灣當局頻繁活動，對韓國當局施加壓力，計畫派遣一個由18人組成的所謂“律師代表團”飛赴首爾，企圖把6名劫機罪犯遣送至台灣。
在各方博弈之下，5月22日韓國最高法院對卓長仁等6名罪犯作出終審判決，維持對他們分別判處四至六年徒刑的原判。
劫機暴露安保弱點漏洞
中國空中安全員就此誕生劫機事件發生之後，國家緊急處置劫機領導小組的通報曾對事件發生原因進行分析，當中除了用“不正之風掩蓋著反革命活動，反革命分子利用了不正之風”和“敵情觀念淡薄”這些今天看來稍顯陌生的字眼外，還罕見地直言“這次劫機事件也暴露了我們公安隊伍渙散無力，治安保衛工作上有許多弱點和漏洞”。
在1983年的中國，卓長仁事件並非孤例。
1983年4月從法務部調任公安部部長的劉復之回憶說，在其剛剛上任的前後幾個月內先是出現殺死十名、殺傷十一名解放軍、公安幹警和普通民眾的“二王”事件，各地又陸續有強姦、搶劫等惡性案件發生，包括劫機事件在內的多重壓力讓劉復之將當時的社會秩序表達為“婦女不敢在夜晚上班，父母牽掛兒女，民眾失去安全感，黨內黨外反應強烈”。
7月19日上午9時，劉復之受約前往北戴河看望鄧小平，後者以他慣有的堅決說：“在3年內組織一次，兩次，三次戰役，一個大城市，一網打盡，一次就打他一大批。我們保證最大多數人的安全，這就是人道主義。”一個半月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式的決定》和《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決定》———這就是讓無數經歷過那一時代的人記憶深刻的“嚴打”。
6罪犯被送至台灣
“反共義士”受冷落綁架殺人被槍決
就在國內反思劫機事件暴露的制度短板之時，卓長仁等人的個人命運也正在發生巨變。
1984年8月13日，韓國方面宣布對卓長仁等六名罪犯“停止服刑”，“驅逐出境”，並於當天將他們送往台灣。
更為嘲諷的是，這6名刑事罪犯被台灣當局稱為“投奔自由的反共義士”，並被贈與巨額黃金作為“獎勵”。
曾有媒體形容卓長仁與同夥剛到台灣的生活為“彩帶加身，好不風光”，6名劫機犯到達台灣後，蔣經國親自“召見”，並指示所謂的“大陸災胞救濟總會長”和“總統府秘書長”安排他們的工作、生活及學習，“以使6人在台灣一生都過得無憂無慮”。
在卓長仁事件的示範下，台灣似乎一時成為劫機者的天堂。到了1993年，中國大陸共有10架民航客機被歹徒劫持，全部飛往台北桃園國際機場，這一年也被稱為“劫機年”。
並無學術專長的卓長仁先被安排在“大陸問題研究中心”當“研究員”，後“留職停薪”被安排到台軍“政戰學校”“深造”。據台灣有關方面統計的數據，卓長仁曾在台北等地的電視台、廣播電台、工廠、學校、機關及台軍中發表近百場反共演說。
一度在台北擁有千坪以上的土地的卓長仁最初生活堪比富豪，但他很快將其揮霍，加之兩岸關係已發生微妙變化，他已漸漸失去政治宣傳的價值。卓長仁先是被“政戰學校”拋棄，隨後又被“大陸問題研究中心”停職停薪，生活迅速陷入困境。
1991年7月，卓長仁、姜洪軍商議進行綁架，目標為台北市國泰綜合醫院副院長王欲明之子王俊傑，並且先將其殺害再勒索贖金新台幣5000萬元。同年11月事情敗露，卓長仁隨後被判處死刑。
2001年，赴刑場時卓長仁堅持身著18年前劫機到韓國時的衣服。翌日，台灣媒體評論道：“昔日名利雙收的‘反共義士’，如今步入刑場，自由的真諦為何，值得吾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