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銀元局

晚清幣制混亂，僅以輔幣“制錢”來說，多處鑄造，品質不一。 因此，直隸奏準，也設局開鑄銅元，這正是周學熙要辦的首要任務。 當年直隸總督府設於保定，袁在赴保定前夕，囑周學熙，“我月余歸來，冀見鼓鑄之成功”。

1901年9月9日，山東巡撫袁世凱接任直隸巡撫。周馥之四子周學熙時在山東袁世凱手下供職。
經庚子之變，慘遭八國聯軍洗劫的天津，已是滿目瘡痍，瓦礫廢墟，一片狼藉，商業店鋪幾乎完全毀於炮火，經濟凋敝，市場蕭條，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是名符其實的重災區。尤其是洋兵劫掠了官府、商號的上千萬兩現銀，形成“津市錢荒，商民交困”的局面。同時，因制錢(輔幣)短缺，市場交易“往往以竹片、紙條代充找付，殊屬不成事體”。此時，袁世凱和周學熙面對的遠不是為官的榮華富貴，而朝廷背負巨額賠款，對地方困境已無力顧及。袁世凱到任半年多後，至1902年8月25日，才從聯軍“督統衙門”正式接管天津。袁果然不負朝廷重託，“銳心圖治”，為整頓金融亂局，恢復經濟，遂呈奏朝廷，準予設立專局，開鑄銅元。命周學熙“總辦銀元局”。
晚清幣制混亂，僅以輔幣“制錢”來說，多處鑄造，品質不一。清初，其成色是銅八鉛二，至光緒已變為銅鉛各半；重量在清初每10枚為41.1克，到光緒則已縮減至20.8克；計數標準也不同，本應千文為一“貫”，但不同地方970、820、500……極不統一；還有民間私鑄，摻雜沙子，質量更差，擲地即碎。而廣東、福建等省，開風氣之先，早於1900年已開始鑄造銅元，經濟、社會效果俱佳。因此，直隸奏準，也設局開鑄銅元，這正是周學熙要辦的首要任務。
當年直隸總督府設於保定，袁在赴保定前夕，囑周學熙，“我月余歸來，冀見鼓鑄之成功”。周學熙此時雖名為銀元局總辦，但基本上是個“空頭司令”，先前的鑄幣局已毀於八國聯軍的炮火，化為了廢墟，辦公無官署，建廠無經費，鑄幣無機器，頗有點白手起家的味道。周學熙無可奈何中勉強就事，選定河北大悲院殘址，聘募技師，招集工匠，於廢墟中“搜求機器”，“精心構思，設法修配，晝夜兼營”，在“庫款支絀，無可籌措”的情況下，只能由北洋支應局“借拔”銀十三萬五千餘兩，並向民間“息借商款”以為支持。經緊張籌辦，僅70餘日“房屋機器，一律告成”。待袁世凱歸來，“詫其神速，推(周)為當代奇才”，更謂周“可以集事”，“嗣後以一切工業建設相委”。
史料記載，開鑄銅元可日產33萬枚，當年便鑄出上千萬枚。最直接、最現實的效果是，“市面賴以接濟，物價頓平，人心大定”。銅元問世之初，還只在天津流通，其後才向省城
保定和各州、縣，進而在北洋全境推行。而超出預想的則是，鑄造銅元獲利十分豐厚，極大地充實了地方財政實力。開鑄銅元先是以收小錢(制錢)鑄大錢(銅元)，新銅元面值有當五、當十、當二十(即一枚銅元相當五、十、二十枚制錢)不等。以當十為例，每枚需制錢3.7枚，就是說可獲利60%以上。當制錢收盡，改用紫銅，獲利更厚。其後，又從美國購進新式鑄幣機，效率更高，隨著擴建新廠，財源滾滾而來。據統計，自1902年開鑄，至1907年3月，四年多的時間，共鑄當二十、當十、當五、一文四種銅圓，折合當十銅圓6億8千餘萬枚(另有銀元、銀角未計)。獲利高達白銀193萬餘兩，極大的充實了地方財政。其中被袁世凱用於軍警建設和軍械購置128萬餘兩，占66.6%，另占32.2%的62萬餘兩，則供直隸推行“新政”，充做辦實業、辦學堂等社會事業的經費。這對袁世凱主政直隸，提供了巨大的財力支持。至於爾後形成以袁為首的北洋軍閥勢力，則是人們未曾料到、也無法預料的。
周學熙總辦北洋銀元局功績卓著，袁督以“操守謹嚴，才力精敏”的褒語為周報奏請獎，請朝廷破格錄用(當時周還是候補道員)。
嗣後，因鑄銅元利厚，各省紛紛跟進，乃至形成濫鑄，幣制混亂局面並未能得到根本改變。朝廷於1905年末頒令，限制各省鑄造數量。規定北洋銀元局日產銅元不得超過60萬枚，致使餘利逐年下滑；加之銅價上漲，餘利由初始的每年70萬兩到80萬兩白銀，降至1907年的16萬兩左右，當年勝景不再。
在此期間，北洋銀元局還於廠內創辦了一所圖算學堂，招考高等學徒，培養中級技術人才。同時，又以銀元局的設備、技術力量為基礎，另集股銀二十萬兩，創建了北洋勸業鐵工廠，為發展機器製造業貢獻了力量。
1905年，因鑄造銅元獲利豐厚，也為統一幣制，朝廷決定將北洋銀元局創建的造幣廠改屬戶部，更名為戶部造幣總廠北分廠，周仍“兼綰廠務”，至1906年，周學熙始辭去總辦一職。
從1902年，北洋銀元局創建，至1906年，轉制為造幣總廠北分廠，應當說它在那個歷史發展階段，為中國的金融貨幣史書寫了不可缺少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