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作為通州區運河文化產業帶建設的重要景區，千年漕運史為張家灣積澱了豐富的文化內涵，眾多的文物古蹟和傳奇典故形成了張家灣獨特的文化氛圍。1992年出土的曹雪芹墓葬刻石，《紅樓夢》中描述的十里街、花之巷引發了一代文豪著述並長眠於此的激烈辯論。600年的古槐樹、遼代、明代修建的古城牆和通運橋是古鎮繁榮與滄桑的歷史見證。明代千斤石權，運河古道遺址及漕運巨石等，更印證了“北京城市漂來的城市”的說法。
歷史沿革
張家灣一處遼金以來，燕京（今北京）成為政治中心，張家灣地區隨之經濟興盛、人文發達。隨著金朝修建中都城池，經東南河運兵輸糧，“在潞水之濱”造船伐宋，張家灣和通州一樣，地位更顯重要。張家灣的得名，始於元代。至元十六年（1279年）大都（今北京）蝗災乏糧，張瑄等自東南“造平底船六十隻，運米四萬六千石，從海道至京師”，溯潞河北上，因停船於此，命名“張家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京杭大運河全線開通，至元三十年（1293年），郭守敬主持開挖的通惠河於張家灣入潞河，河運、海運成為維持元代統治的命脈。這種形式，也使張家灣先於通州而成為重要的碼頭和物資集散地。
永樂六年（1406年）開始大規模建設北京的工程，建設物資和糧食運輸驟然繁忙。此時的通惠河水勢淺澀，張家灣便成了運河水運的終點。水運至張家灣的糧食和大批物資，暫存於此，再轉運至北京。朝廷在張家灣設有大通關、巡檢司、宣課司、提舉司和料磚廠、花板石廠、鐵錨廠，南北客商、百貨珍奇集於張家灣，車水馬龍、日日為集，商業、服務業日漸繁榮。周邊儲存物資之地逐漸形成聚落，今皇木廠、磚廠村即因此而得名。為保障安全，官衙委派守備一員、營兵五百守衛。
在明代，倭寇與殘元勢力在很長時期內，成為朝廷心腹之患。朝廷擔心倭寇會沿運河北上侵擾張家灣。明廷為保衛漕運命脈，批准了順天府尹劉君畿關於“建城便於保衛，利於固守”的呈請，命順天府郭汝霖、通判歐陽昱始建張家灣城。
明成化七年（1471年）以後，漕糧全部改由這裡運輸，南方各省漕船均至通州，運河漕船數量大增。嘉靖七年 （1528年）御史吳仲修浚通惠河，將普濟閘以下河道改由通州城北入潞河。運河北端碼頭北移至通州土、石二壩，張家灣成為商運、客運碼頭，繁華依舊。清代設通判、都司管理。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原設於通州的潞河水馬驛歸併張家灣和合驛，沿運河往來的達官顯貴、商賈行旅皆經張家灣。城內有會商30於家，當鋪3家，其中既有《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家所開設的當鋪。
根據各種文史資料反映，張家灣在明代中前期，它的繁榮程度，比起通州城內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整個修建北京城、紫禁城、十三陵等等所用建築材料，幾乎都是從南方各省水運而來，在張家灣起御轉輸的；京城上至皇帝百官，下到士兵百姓，日常生活開銷支度，也都是仰仗從張家灣碼頭，肩挑車載驢駝進京的，甚至到了明嘉靖修了石壩，正兌進京的漕糧不再途徑張家灣，但供奉皇家的白糧、鹽引、皇木等等還是要在張家灣轉運或存儲。還有，來往於京城的各色旅客，也大多在這裡水路換乘，所以人流整日雜沓，川流不息，從而促進了小城的商業活動和客棧餐飲等服務行業的興旺。
據明史記載，從永樂年間開始，朝廷因為漕運需要，就在張家灣建了許多塌房，出租給客商作貨棧；又據1985年北京大學編寫的《北京史》記載，明“萬曆時，神宗又把崇文門和張家灣的商店賜給他的兄弟潞王和皇三子福王，他們在那裡既征店租，又征商稅，既招歇商客，又批賣商貨……”如是這些說明，連明代的皇帝也看重了這塊繁華的寶地。乾隆年間，曹雪芹的摯友敦誠在乘舟去香河之後，寫了一篇《游雀林莊記》，對途徑張家灣時寫道，耳聽船夫吳歌軟語，眼觀岸邊貨物堆積如山。 張家灣與曹雪芹
百餘年來，紅學日盛，流派分立，著述雍世，各領風騷。但曹雪芹逝世年代與埋葬地點卻爭論不休未有結論。1968年，在張家灣“大扇地”里出土的“曹雪芹墓葬刻石”恰恰解決了這兩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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