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四條屏，紙本，每屏縱92厘米，橫27厘米。
包弼臣(1831—1918)生活的年代，正當近代碑學運動如火如荼開展之際。受北京李文田等人的影響，包弼臣第—個將崇尚北碑的風氣帶進四川。一方面，他本人積極師承北碑，將魏碑筆法與帖本筆意有機融合，形成別具一格之新體——“包體”；另一方面，他又傾注大量心血指導自己的兒子包崇祜專攻魏碑，啟示後來者如趙熙、顏楷、謝無量、陳楚帆等人走上碑帖結合的書法之路。應該說，近代碑學運動之所以能在四川境內興起，是與包弼臣的著意倡導以及身體力行密不可分的。
融碑入帖的“包體”特色，從本期所刊包弼臣節錄李白《梁甫吟》四條屏(見上圖)亦可清楚看出。該四條屏為行書，書於清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紙本，每屏縱92厘米，橫27厘米。整體觀之雄強朴茂，雖字字獨立，卻筆意連貫，有大江東去、一瀉千里之勢；點畫橫平豎直，粗壯剛健，洋溢著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廟堂氣象；用筆以圓轉為主，間以北碑方折之跡破之，使得流動中見沉著、婉麗中見古抽，藝術語言豐富多樣；結體多從顏楷化出，但也有部分來自魏碑(如第一屏“十”、“西”兩字，第二屏中“寧”字，第三屏中“三”字與第四屏中“王”字等)、來自其他行草書(如第二屏中“釣”、“清”二字，第四屏款字“弼”和“汝諧”等)，大小錯雜，姿態多樣，既給人以師承廣泛的印象，又給人以音樂般的強烈節奏感。而從局部來看，有兩點特別值得—提：其一，四條屏中幾乎所有的豎彎左向鉤都被省略，不管主觀意願如何，但在客觀效果上卻為觀眾留下了一個非常難得的想像餘地；其二，撇筆極力舒展(如“君”、“屠”、“羞”、“發”、“氣”、“廣”、“千”等字)，而捺筆又儘量收斂、回護、藏鋒(如“叟”、“八”、“未”、“發”、“水”、“逢”、“文”、“賢”、“癸”等字)，將“順”常規與“逆”常規混合交匯，充分體現了作者追求創新、追求自我的一片苦心。
包弼臣是四川南溪人，名汝諧，字弼臣，清季曾任四川鹽源縣訓導和資州學政等職。包弼臣工書法，諸體皆擅，尤以行草書造詣最高，前輩何紹基與後起的趙熙、于右任等，對其書藝都極為推賞。但當時也有一部分因循守舊的人看不慣“包體”，甚至將“包體”稱為“字妖”。關於“字妖”的傳說，今人侯開嘉先生曾有一段生動之記述。他寫道：“包弼‘字妖’的名聲到底從何而來?筆者曾訪問過多人，有人說是慈禧太后看見了包弼臣的字，說這簡直是‘字妖’；有人說是小時教包弼臣寫字的曾翰林(壁光)不滿於包的創格，說包弼臣把字寫成了‘字妖’；有人說是他在資州時，學‘包體’字的人太多，引起了當時四川學政的不滿，認為這種字能迷惑人，簡直是‘字妖’!到底‘字妖’出自何處，無從究源，不過筆者問到任何一個熟悉包弼臣的老人，都知道包弼臣有個‘字妖’的名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