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勃洛克勃洛克（1880-1921），俄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著名詩人。他出生於聖彼得堡的一個貴族家庭。18歲時開始詩歌創作。1904年出版的《美婦人詩集》是他的成名作和早期代表作，充滿神秘主義和唯美主義色彩。勃洛克因此一躍成為當時俄國象徵主義詩歌流派的代表人物。
個人生平
勃洛克出生在彼得堡一個貴族家庭，父親是教授，母親是作家。1906年畢業於彼得堡大學歷史語文系。
他童年時代就酷愛寫詩，1903年開始發表作品。初期的詩作，受神秘主義的影響，是象徵派詩歌的代表人物之一。
1904年出版的詩集《美女詩草》就是這個階段的代表作。
1905年革命促使他接近社會生活，此時寫下的《飽漢》（1905）、《俄羅斯》（1908）、《夜晚的時辰》（1911）等，表達了詩人對生活和祖國的熱愛之情。
十月革命後，從事文化宣傳工作，在1918年寫的文章《知識分子與革命》中，他呼籲知識分子“以整個身體、整個心靈、整個意識諦聽革命”，預言俄羅斯將成為一個偉大的新型國家。同年創作的長詩《十二個》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描寫十月革命的第一首長詩，在蘇聯詩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詩作雖然帶有象徵主義的痕跡，但寫作技藝是精湛的，格調是高昂的。此外還寫有政治抒情長詩《野蠻人》（1918），揭示了資本主義文明的醜惡本質，表達了詩人的愛國主義熱忱。晚年盡全力參加高爾基創辦的“世界文學叢書”的出版工作和其他文學活動，為蘇維埃文化工作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是蘇聯詩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詩人。
婚姻家庭
勃洛克的妻子是“元素周期表”的發明者門捷列夫的女兒，彼得堡貴族中最美麗、最出色的青年女子。勃洛克的母親通曉多門外語，翻譯了許多國外名作，母親的姐妹兄弟及其它親屬中有多人精熟於文學、詩歌創作，勃洛克是個“神童”，五、六歲就開始寫詩，上聖彼得堡大學就讀時，已經是一位聞名遐邇的詩人了。應該說，勃洛克出身和成長於俄國最高貴、最儒雅的環境之中，他的大學教育也是在俄國最好的大學中完成的。
主要作品
運用象徵主義方法
1905年的俄國革命促使勃洛克的創作發生了轉折，他逐漸開始面向現實社會，發展成為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熱忱歌手。長詩《十二個》就是詩人獻給偉大十月的藝術傑作，他運用象徵主義方法歌頌革命時代的精神，揭示舊世界滅亡的必然性，預示新生活的廣闊前景。勃洛克的創作開拓了蘇維埃文學的道路，對現代詩歌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藝術獨創性
1904年出版的詩集《美婦人詩集》顯示了詩人的藝術獨創性。1905年革命促使他接近社會生活，他的詩集《意外的喜悅》和《夜晚時分》、組詩《法伊娜》、長詩《報應》和《夜鶯花園》、劇本《命運之歌》等，表達了詩人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和對祖國的熱愛。
文化宣傳工作
十月革命後，勃洛克從事文化宣傳工作，《十二個》顯示了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彼得堡的獨特的生活氛圍，象徵性地表現了革命所向披靡的氣勢。詩作寫作技藝精湛，格調高昂，帶有象徵主義詩歌的特色。此外，勃洛克還寫有政治抒情長待《野蠻人》等許多優秀作品。
思想特徵
別爾嘉耶夫在談到俄羅斯的思想特徵時說：“他們沒有西方那種對於冷漠的公正的崇拜，對他們來說，人高於所有制原則，這一點決定了俄羅斯的社會道德。對於喪失了社會地位的人、被欺侮的與被損害的人的憐憫、同情是俄羅斯人很重要的特徵。”勃洛克所受的人道主義教育和宗教教育，使得他無法逃脫這張憐憫與同情之網，而且愈陷愈深。
藝術轉折
關注革命
1905年的革命及其失敗，是勃洛克人生的轉折點，他對革命的關注是異乎尋常的。他沒有參與，但他的同情在被壓迫的工人和市民一邊。在《飽食者》一詩中他譴責了那些對罷工者漠不關心的醉生夢死者。在1906年寫的《玫瑰珊欄姑娘和螞蟻王》 中，他描述了自己在德國南部的里森—拿騷度假時的體驗。他看到全身鋪滿玫瑰的“永恆的女人”和看門人的美麗女兒——“玫瑰珊欄的姑娘”，但他感到這些都是“脫離現實的理想，對縹緲東西的追求”，他不能不回到“令人難以忍受的俄羅斯”，“它的歷史是多么的沒有光彩，那關於莫斯科公國王公的一頁頁的歷史僵硬得像蓋在大臣肚皮的厚重難看的花緞；讓人噁心的血凝重、腐臭、有毒，在歷史的書頁上汩汩流淌”。但是，據古書記載：“要找大蟻穴，它有十二條路徑。挖開洞穴，向裡邊灌水，就在地下會碰到一個洞，再挖三俄丈，就會見到蟻王伏在深紅色的或青色的石頭上，用開水淋它，它就從石頭上掉下來。你再挖，用布把石頭包起來。它會問：‘找到了嗎？’而你繼續埋頭挖，嘴裡銜著石頭，用布擦手：‘你是上蒼父親，你是大地母親，你是神聖的根。祝福自己拿去做好事吧。’不好嗎？狡猾的麻臉農夫在蟻穴里刨啊，找那個可愛的根，也許用它可以治好母牛的乳房或者自己生病的波娘。那，蟻王又為何如此不安，農夫又為什麼如此動聽地向上天和大地祈求這根呢？
這是因為農夫有一種非人間的力量，而蟻王是他的秘密同謀。更主要的是因為農夫一定會找到根（自己的夥伴），無論對他有什麼用。只要找，總會找到。這一神秘的根像真正的金礦一樣，在純樸的傳說中吟唱著。眼前只見林間小路、坍塌的蟻穴和拿鐵鍬的農夫，而金子仍然在歌唱。
“一切都清清楚，近在眼前，仿佛已經都找到了。農夫會拉出這條根，向它吐口吐沫，就走了。一切直接映入眼帘，粗俗、醜陋、腫脹。兩眼迷朦，一種已發現的未知的力量令人噁心。一切都很現實，幻想無立錐之地，也看不到天空。那天空值得看嗎？它灰濛濛的像農夫的皮襖，不再蔚藍，沒有從德國的朝霞飛落人間的天堂的玫瑰，在地平線上沒有古堡纖細的輪廓。這裡到處都是蔫了的灌木叢。你迷失在其中，可你卻愛它愛得要死；走進草叢，就到了沼澤地。其他什麼也不需要。金子，金子在地下什麼地方吟唱著。”
矛盾態度
詩人在1905年革命中的俄國，發現了“一種未知的力量”，它“令人噁心”，“你迷失其中，可卻愛它愛得要死。”
既“令人噁心”，又“愛它愛得要死”，這就是貴族青年詩人勃洛克對支配俄羅斯命運的那股神秘力量的矛盾態度，這種神秘力量的意象就是“螞蟻王”。
心靈世界
只有直覺和感悟
《路標》的作者之一布爾加科夫認為，我們心目中的“人民革命”，其實是知識階層實現自身理想的外部符號：“革命是知識階層的革命。它的精神領袖屬於知識階層；這類領袖具有知識階層的世界觀習性、趣味和社會風尚。當然，知識分子不會對此予以承認，因為他們是知識分子。他們每個人都遵循著自己的基本信念，他們將這個或那個社會階層稱之為革命唯一的發動者。無可爭辯的是，除去所有的環境因素，（其中占據首位的是災難性的戰爭），除去各社會階層、群體現存的極為嚴峻的生活需求，任何事物也不可能將他們捲入暴動的風潮。我們始終認為：所有的思想體系，先進戰士、倡導者、鼓動家和宣傳家的精神武器都是知識階層革命所提供的。他們在精神上設定民眾的本能目標，用自己的激情去感染民眾。總之，他們是革命這一巨大軀體的神經和頭腦。在這種意義上，革命是知識階層的精神產兒，因而革命的歷史則是對知識階層的歷史判決。”
梅列日科夫斯基則認為，所謂“英雄的人民”不過是知識分子頭腦中的空洞概念，現實革命中的人民越來越響亮的抱怨聲“終於變成偉大俄羅斯革命中農民及全民暴動的絕望哀號和怒吼”，是“流氓階層、流浪者和刁民的面孔。”
在眾說紛紜的思考中，勃洛克似乎只有直覺和感悟。他覺得梅列日科夫斯基對現代解放者的仇恨奇怪得令人難以解釋。
他說：“在物質和精神都富足的人的心理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情感：他們對非常不幸的、不成功的、不可救藥的、落魄潦倒的人有一種厭惡感。或者說是對在他們看來不可救藥的人有一種厭惡感。這一情感可以達到在生理上使人感到噁心的程度。”
而被高貴者視為“噁心”的窮人中也存在著對高貴者的仇視。他在《‘宗教探索’與人民》一文中引用一位農民詩人的信說： “我們的兄弟根本不害怕見‘你們’，而是自然而然地羨慕你們、仇視你們，如果能容忍你們在他近旁，只是因為從‘你們’那兒看到了某種利益。
“啊，因為‘你們的’在場而引起的痛苦是多么劇烈呀！意識到沒有‘你們’暫時就不行時，我們簡直痛苦萬分！這種意識正是一種‘極端的痛苦’——致命的苦悶、深沉的憂傷和絕望。尼基金、蘇里科夫、涅克拉索夫都描寫過這種不幸，普希金和其他作家也或多或少寫過。沒有‘你們’就寸步難行的意識，是我們的精神與‘你們’不能相互親近的惟一原因。被主人的前廳腐化了的保姆或勤務兵那奴隸般的忠心耿耿，很少能夠見到了。
“農民逃進舊派教徒的隱修區和森林中的小修道院裡，所有這些古代和現代的例子，都是對精神自由這強烈渴望的證明，也是躲避貴族的無所不在之明證。意識到‘你們’無所不在、‘你們’可以為所欲為、而我們必須服從，這就是從我們這一方來說，我們與‘你們’不能親近起來的一堵不可跨越的城牆。那么，從‘你們’一方來說，原因何在呢？除了極端鄙視和純粹肉體的嫌惡，就再無任何其他的理由了。”
勃洛克稱上述這些話為“金玉之言”。對於“我們”（知識分子）和“你們”（勞苦民眾）之間的矛盾的深刻認識是勃洛克高出於《路標》作者處。這種意識其實早在19世紀50年代列·托爾斯泰就在“阿爾扎馬斯的恐怖”中意識到了，在那個惡夢中，托爾斯泰夢見自己被農民絞死。只是勃洛克比托爾斯泰的感受更現實、也更強烈。
在矛盾中感到困惑的勃洛克在1908年給K.C.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封信中寫道：“我面臨著我的主題，俄羅斯的主題（其中包括知識分子與人民的問題）。我在自覺地、堅定地獻身於這一主題……儘管我有過躲避、失敗彷徨和懺悔，——但是我仍在前行。”在勃洛克的觀念中，知識分子與人民是對立的。如果說，知識分子是文化的承載者，那么，人民是自發、天然力量的表達者，而詩人則把這種力量看作積極的因素。在《知識分子和人民》（1908年）一文中，他寫道：“由於科學、社會活動和藝術的積極因素而得以保全的知識界人士，已越來越少……需要另一種更高的因素。如若沒有，就用各種躁動和暴亂來替代，從頹廢派庸俗的‘造神論’，到那些不斷的、公開的自我毀滅行為——腐化、酗酒、各種各樣的自殺。
“在人民之中則沒有這種現象……如果說知識分子較多地具有‘死的意志’，那么人民則歷來持有‘生的意志’。這便可以弄清，為什麼無信仰的人總要奔向民間，在那兒尋找生活的力量：不過是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
深受尼采影響
深受尼采影響的勃洛克，把“生的意志”歸給了人民，就像中國的魯迅、聞一多一樣。這是在落後的國家裡相當普遍的一種尼采學說的轉換。
但是，勃洛克對人民仍只是關注與同情而已。他的心靈中依然充溢著凡人的苦悶與對天國的嚮往。梅列日可夫斯基夫婦關於”三角形“家庭的構想瀰漫在現代主義者的圈子裡，梅氏夫婦不僅身體力行，而且插手於勃洛克的家庭生活：先是勸誡勃洛克在家庭中實行“貞節婚姻”，後又鼓動另一作家別雷介入勃洛克的家庭。勃洛克於矛盾苦悶中亦另有追求。在1906年寫的《陌生女郎》中，透過瀰漫著世俗氣味的人世，他看到自己的女神：
她那頭上的帽子，插著黑色翎毛，
她那飄灑的綢衫，有如雲衣霓裳，
她那纖美的手指，滿是珠寶閃亮，
真令人相信：傳說中下凡的女郎。
一種奇妙的親切感把我征服，
對著她那黑色的面紗我不禁凝望，
在那兒，我看見了迷人的彼岸，
我看到了令人神往的遠方。
我接受了一個不能告人的隱秘，
我親手捧著一個人心靈的太陽，
於是，在我心靈深處的每個角落裡，
到處都滲透了這心酸的酒漿。
她那帽子上彎垂的駝鳥羽毛，
總在我腦海里不斷搖晃，
她那深邃莫測的藍色眼睛，
正在那遙遙的彼岸閃閃發亮。
呵，我心靈的深處有一個寶箱，
寶箱的鑰匙交託在我手裡，
呵，你這個醉鬼，你說得對哩，
我也相信：“酒中有真理！”
有人說詩中的“陌生女郎”是妓女，但，勃洛克不可能在妓女的眼中看到“迷人的彼岸”、“令人神往的遠方”。這首詩實際上還是庸俗社會（酗酒者）與聖索非亞的二分。只是理想與現實互滲，變得混濁不清，更加遙不可測，因而，心靈”到處都滲透了心酸的酒漿。
在勃洛克的詩文中，神秘女郎、酗酒者和螞蟻王是三個最重要的意象。酗酒者是瀰漫於沙皇社會的頹廢庸俗象徵（其中也包括自己），螞蟻王是苦難俄羅斯的神秘力量，而神秘女郎則寄寓著詩人的美好理想。反對沙皇專制社會及自身的庸俗、同情苦難的人民和對美好嚮往天國的嚮往，這三個極點構成勃洛克心靈中的三角形。待社會矛盾發展到白熱化時，三個極點就會交織成為炫目的彩虹。這道彩虹就是長詩《十二個》。1918年1月勃洛克寫完這首長詩時說：“這一天，我確信自己是個天才。”
最後的日子
每次談話都涉及到俄羅斯的命運
在十月革命之前，詩人佐爾根弗來和勃洛克常在彼得堡城內散步。“其間，每次談話都涉及到俄羅斯的命運。在一貫深沉的勃洛克的話里，能感受到一種‘無盡的、被殘酷壓抑的憐憫和對唯一的、必然的受難之路的堅信。’”
經常談起在騰飛時喪命的歐浮良
據同時代人回憶，這段時間，勃洛克經常談起在騰飛時喪命的浮士德的兒子歐浮良。他覺得，革命也有可能落個這樣悲慘的結局，但它將在人類的記憶中留下為崇高的正義而鬥爭的呼喚。
很後悔寫了《十二個》
有人說，勃洛克臨終前曾表示自己很後悔寫了《十二個》而沒有丟棄它。一本1997年出版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否定了這種說法。編撰者說，恰恰相反，臨終前他說的是：“我現在的思想，同寫作《十二個》時是一樣的，《十二個》——不管它們是怎樣的——終歸是我寫下的最好的東西。”
預感革命後可能的遭遇
對於自己在革命後可能的遭遇，他是早有預感的：
我們年復一年越來越清晰地聽到的那個音量迅速增大的嘈雜聲，就是三套鈴鐺那神奇的叮叮噹噹聲。在三套車周圍是‘陣陣氣流發出的呼嘯聲，而且這氣流變成了風’，如果這輛三套車直向我們飛馳而來，那會怎么樣呢？我們奔向人民，即直接撲向瘋狂的三套車的車輪下、直接奔向必然的死亡。
“為何這樣兩種感情越來越經常地出現在我們身上：興奮得無法自制和憂鬱、絕望、冷漠得無法自制？我們身上很快就不會再有其他的感情了。是否是因為周圍成了一片黑暗呢？在這片黑暗中，每個人已經感覺不到其他人，只感覺到自己一個人。已經可以想像，就如同在可怕的惡夢中常常出現的那樣，黑暗之所以產生，是因為轅馬那毛絨絨的前胸就在我們頭上，它那重重的蹄正準備踩下。”
死後的面容
《勃洛克傳》的作者說，他死後的面容酷似堂·吉柯德。朱光潛先生說過一段精彩的話：堂吉柯德是理想主義者，他的侍從桑喬是實用主義者。歷史已進入實用主義時代，理想主義者只能讓人感到可笑。我不知道，這是否說明了我們時代的可悲。
作品賞析
愛情詩賞析
勃洛克本應是生活在天堂里的。
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安排的：大凡有天分的作家都長得其貌不揚，對於容貌（或身體）的自卑感，構成他們的靈感的源泉，無論普希金、托爾斯泰還是高爾基，都是如此。而勃洛克是一個例外。他是一個美男子，身材修長，氣質不凡，舉止儒雅，曾迷倒了無數的貴族女子。依照他的家庭和父母親的社會地位，他應該擁有一個富足、美好、令所有人羨慕不止的家庭。但是，知識是一種毒藥。從小蜷縮在外祖父柔軟的沙發上閱讀普希金、維爾倫、但丁，使得少年勃洛克把憂鬱當作最高貴的感情。他從視窗望到涅瓦河，那裡躑躅著萬千流浪者和窮人，不遠處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白夜》中描寫的那座橋，在那座橋上演繹過人間最悽惶的愛情。自稱為“自由主義宗教廟堂的敲鐘人”的索洛維也夫成了少年勃洛克純潔心靈的詩神：
輕盈而苗條的
白色的風鈴草
開在沉悶的
雷雨天裡
於是，勃洛克開始喟嘆：“生活是不可解的謎語，生活是一座荒涼的墳地……”。儘管他在生活中“找不到神性，找不到靈感”，但依然期待著奇蹟的降臨，就像索洛維也夫那樣期待著：“聖潔的美女”到來：
請接受吧，宇宙女王！
通過鮮血，通過痛苦，通過死亡，
我這個卑微的奴僕，
呈上一杯充滿濃烈激情的瓊漿！
“聖女”終於降臨了。在勃洛克18歲的時候，有一次在門捷列夫莊園演出《哈姆雷特》。勃洛克扮演憂鬱的年輕王子，在舞台上，年輕人突然在扮演“奧菲利亞”的門捷列娃眼睛裡看到了“神性”。演出之後，回到家裡輾轉難眠，心中反覆念著一句台詞：“憂鬱、災難、悲哀和地獄，她會把這一切變化為美麗。”這次演出後不久，溫柔的愛情終於化為滾滾的洪濤：
“我又夢見了你，在花叢中，在劇場上，
你一時激情如狂，一時安詳如在夢鄉。
可是我，我是一個被推翻的王子，
現在，在你的面前，我跪著，我想：
‘哪兒有我的幸福，我就會向哪兒屈服！'
但是你，美麗的女神，我的奧菲利婭，
你望著—
你望著我這個沒有幸福和愛情的哈姆雷特，
你給我投來了同情的目光，
你把玫瑰花撒在我這可憐的詩人身上，
而同你的玫瑰花一起飛出的是他的幻想……
呵，你死了，你全身放射著粉紅的光華，
你的胸前是玫瑰，你的捲髮是玫瑰……
而我站在你這玫瑰花芳香的中央，
我的胸上是玫瑰，頭上是玫瑰，手上是玫瑰……
了解西方文化的人不難意識到，詩中反覆使用的意象”玫瑰“，意味著天國中聖母及女天使的居所。當但丁被貝亞德引到上帝面前時，貝亞德便”隱沒在玫瑰叢中“。門捷列也娃就是勃洛克心中的”貝亞德“：既有凡間女子的驚人美貌，又有上帝賦予的天使光環。勃洛克對上帝的嚮往和對愛情的渴望如此水乳交融地在門捷列也娃的身體上獲得了輝煌的體現。
如果說但丁對貝亞德的追求以悲劇告終的話，勃洛克卻相反：他如願以償地獲得了心愛女子的芳心。然而，這對於詩人來說，未必就是幸運。悲劇造就詩人。貝亞德的他嫁和早夭，成了但丁涌流不盡的靈感源泉，由此，不僅寫出了《新生》里那些溫柔清新體的十四行詩，而且成為《神曲》得以不朽的重要因素之一。婚姻的締就，常成為詩歌的不幸，乃至詩人的不幸，普希金就是如此。
梅列日科夫斯基認為，勃洛克的愛情感受不是從苦難的俄羅斯土地上長出來的：”亞歷山大·勃洛克，’美婦人‘的騎士，仿佛直接從鑲著多彩玻璃的哥德式窗戶里跳出來，投入’沒有文化‘的俄羅斯……飛向’伏爾加河魔域‘。“ 因此，勃洛克應該永遠生活在雲中，眼中只有自己的天使，而不要顧及其他。但是，他做不到，從婚後家庭內部的紛擾到整個俄羅斯的文化傳統都使他無法歡樂。博大的憂鬱造就了不朽的詩歌和晚年的精神病。
革命詩篇
勃洛克說過：”活著，只是要對生活提出無限的要求：不是全部，就是一無所求；活著，只是期待著意外之物；活著，相信的不是’人世間所沒有的東西‘，而是人世間應該有的東西；這種東西即使當下沒有並且將來很長一段時間也不會有。不過，生活是會把它賦予我們的，因為生活是美的。“
渴望”意外之物“的降臨，是俄羅斯性格中的重要因素，而對於20世紀初的知識分子來說，就是渴望”末日審判“的降臨。
在1905年以後的反動年代裡，”街上刮著風……人們挨著餓絞刑架上吊著人；全國到處是’反動‘；活在俄國實在難，忍凍挨餓，啼飢號寒。“所有這些都預兆著一場毀滅——只有上帝之火才能毀掉這一切。
”不用鐵來治，就用火來治。“勃洛克引用拉丁諺語後，說：”用革命的火來治。“
事情竟是這樣地奇怪：完全生活在同一環境中的聰明人，卻會對同一問題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就在勃洛克寫出上述語言時，《路標》文集的作者之一布爾加科夫都這樣評價革命：
”俄國經歷了一場革命。這場革命並未帶來眾所祈望的結果。大多數人認為，解放運動所取得的正面成果至少在今天仍然是不可靠的。由以往紛爭和失敗而致的衰微的俄國社會，如今已變得呆然、冷漠和精神渙散。……對於俄羅斯未來充滿沮喪和極大的懷疑是不無原因的。在任何情形下，目前在經歷過所有的一切之後，斯拉夫派略帶幾分溫情的天真信念，以及舊式西方派美妙的烏托邦空想已經變得不再可能。“
我們至今無法回答這個困惑。當革命所造成的巨大破壞性赤裸裸地展現在人們面前時，一部分知識分子用精密的理性邏輯宣判了”革命“的死刑，而另一些知識分子卻以如火的熱情期待著新的風暴到來，在他們看來，革命是歷史中不可缺少的環節，包括那些巨大的殘酷的破壞，都是歷史螺鏇中的必要階梯。從更深的精神層面上剖析，則是他們深信人的本質是”惡“，只有”惡“才能創造歷史，指望靠平靜的緩進來創造天堂，都是對底層平民或”第三世界“的騙局。
革命終於來了。1917年2月革命一發生，勃洛克立即脫離沙皇的”義勇隊“回到彼得堡。看著街上興高采烈的人群，他膽怯地問自己：”這是生活的開端嗎？“同年5月，他有機會參與對沙皇顯貴和部長們的罪行審訊。他憤恨地給妻子寫信說：”我現在看到的和聽到的幾乎全是別人看不到、聽不到甚至百年不遇的東西！“對沙皇腐敗的憤怒是他不肯和把革命引向倒退的人同流合污。梅列日可夫斯基夫婦辦一個支持克倫斯基、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報紙，邀勃洛克加盟，被他拒絕了。勃洛克說：”不妨這么說，我更偏向於布爾什維克……“
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勃洛克在日記中寫道：”空氣清新，秋風陣陣，忽而陽光朗照，忽而大雨傾盆，這樣的天氣昭示著革命翅膀的騰飛。“據親友們說，”年輕、快活、精神振奮、目光炯炯——這就是十月革命後幾個月里的勃洛克。“ 又過了幾個月，長詩《十二個》誕生了：
黑色的夜。
白色的雪。
風呀，風呀！
人的腳都站不住
風呀，風呀——
吹遍了上帝保佑的全世界！
……
風在散步，雪在飛舞
十二個人在走著路
槍上的黑皮帶，
四周圍是——火，火，火……
如果讀過《聖經·啟示錄》，都不會忘記其中的末日圖景：”第一天使吹號，就有雹子與火撓著血丟在地上……“”第二天使吹號就仿佛有火燒著的大山扔在海中……“”第三天使吹號就有燒著的大量，好像火把從天上落下來……“”第四天使吹號……好像大火爐的煙，日頭和天空都因這煙昏暗了。“……
《十二個》中的”火、火、火……“就是末日審判之火，它的火種直接取自《聖經·啟示錄》。
但是，《十二個》的”末日審判“完全不同於《啟示錄》。在聖經中，審判是在”掌握著陰間和死亡的鑰匙“的”主“指揮下，有條不紊地進行的：”先是揭去’七道封印‘，然後由“七個天使”依次吹號，把毀滅性的大火燒遍世間，該受到懲處的和應該饒恕的，都一絲不苟。在《聖經》里，即使是“毀滅”，也是按照清晰的程式進行的。但在《十二個》中，我們看到的“末日”景象是雜亂的、無序的，像是混雜著光明與黑暗、希望與絕望、神性與獸性的“情緒的總激發與總釋放”，就像尼采所描繪的狂暴的酒神狂歡節——儘管有打著紅旗的耶穌在前面引路。
作者把自己化為“獰笑著的暴風雪”：“風捲起白色的雪”、“愉快的風又作惡，又快活”，“風在散步，雪在飄舞……槍上的黑皮帶，四周圍是火，火，火……”，“風在鏇轉”，“一陣雪風狂烈地刮過，喔，雪風呀……雪像漏斗在鏇轉，雪向園柱在升騰”，“雪風颳著他們的眼角，日日夜夜，永不停息……”“只有雪風長久地在白雪堆里獰笑……”“風啊，風——席捲著整個上帝的世界！”這一主鏇律以“白”對“黑”的衝突跌宕有致地被凸現出來；“餓狗”般的資產者、怏怏不樂的神父、哭泣的“太太”、留著長發的“雄辯士”以及被狂風扯爛了的“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的標語……“暴風雪”由於遭遇到上述對象而愈益高亢，詩句的重複、疊句和音韻鏘鏗，加上不時出現的赤衛隊員行進的“嗒啦—嗒—嗒”的伴奏，使整個樂曲具有一種堅定的、鼓點般的戰鬥節奏。
在《聖經》中，執行末日審判都是純潔的天使，而在長詩里，是“十二個沒有聖名的人”，他們在掃蕩著舊世界——那“無家可歸的狗”。但他們本身又是“舊世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其說他們是天使，莫如說是撒旦。他們的毀滅激情來源於：
喔，你，苦中苦！
苦悶的的苦悶！
死的苦悶！
我總要有一個時候
快活，快活……
現在，機會來了：
惡念，憂鬱的惡念
在胸中沸騰……
黑色的惡念神聖的惡念……
自由！自由！
嘿！嘿！讓十字架見鬼去！
……
我們要叫所有的資產階級吃吃苦
我們要煽起世界的大火！
同志，拿住槍，不要膽怯
我們要用子彈射擊神聖的俄羅斯——
那堅強的，
那木屋的，
那大屁股的俄羅斯！
在充滿火光的天幕上映出一對乘坐馬車的男女——凡尼卡和卡佳。凡尼卡是“大兵”，卡佳是“蕩婦”。彼得魯哈射殺了卡佳，這個情節令我們想起《啟示錄》中對大淫婦的懲處。但是彼得魯哈隨即後悔了：
——喔，同志們，親愛的，
我愛過這個姑娘……
我和這個姑娘度過了
多少個暗黑的、醉人的夜……
赤衛隊員喝斥他：
——咦，你這個無用貨，還顛三倒四地講廢話，
彼得卡，難道你是個娘們？
……
——要來安慰你，
現在還不是時候！
我們的負擔還要更重
親愛的同志！
於是，殺人者彼得魯哈“又快活起來了”，加入了赤衛隊員的隊伍，並且唱道：
資產階級，你像麻雀兒一樣飛！
我要喝你的血
為了我那情人
那黑眉毛的姑娘……
在這些詩句中，我們強烈的感受到了“蟻王”的氣息，那種在勃洛克的詩文中反覆出現的“令人噁心”又“不能不愛”的狂暴力量。
在勃洛克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俄羅斯文化的任務就在於把這把火燒到它應該燒到的地方去，把斯傑潘和葉緬卡的狂野變成自由的音樂的柔波；摧毀那些不是減弱火勢而是使它蔓延的阻力；把那些自由而狂暴的意志組織起來……”
勃洛克從來是從音樂的視角來感受世界的，因為他認為世界的本質是音樂的。在《人文主義的毀滅》一文中，他說：“這就像一股強大的水流在自己的行進道路上同另一股水流相撞，碎成了千百條小溪；在被撞碎的水流上空瀰漫的水霧中，正在消逝的音樂精神變成了一道彩虹。水流和諧的轟鳴，變成了互不相關的小溪不和諧的潺潺水聲，這些小溪在流淌中遇到不斷出現的障礙，又分出了更多的支流，成為服務於一種教育的力量。
勃洛克與其說相信，不如說期待著這股狂暴粗野的力量能夠成為新世界的創造者，經過”火煉“，能夠成為耶穌的聖徒：
……他們踏著威武的步伐在走——
後面——是頭餓狗，
前面——拿著血紅的旗子，
雪風遮得看不見他，
子彈也不能傷害他，
他踏著輕柔的步伐，駕臨在雪風之上，
雪花的細屑飛舞，有如珍珠，
他帶著白色的玫瑰花環——
走在前面——這就是耶穌·基督。
在《聖經·啟示錄》的”末日審判“中，我們看到的審判力量只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主。而在《十二個》中則是三支力量：超自然的”暴風雪“即詩人自己——十二個赤衛隊員即潛藏在人民中間的毀滅力——耶穌基督。三股力量時而統一，時而間離，時而對抗，構成了這首長詩的張力。
閱讀之後，我突發奇想：
”暴風雪“會不會想在掃蕩舊世界時連同”十二個“撒旦一同掃蕩？”只落得茫茫大地真乾淨“。這是真正的”末日審判“，比《聖經·啟示錄》描繪的審判更徹底、更乾淨；
”十二個“赤衛隊員會不會殺了領頭的耶穌，把世界變成”沒有上帝“的世界》？人們不再掛”十字架“，屠殺者成為暴發戶、淫蕩者成了藝術家，醜惡變成了美麗，污穢變成了高貴，世界的音樂本質變得更加破碎而多彩多姿，有什麼不好？
我倘佯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街頭，遙想著沙皇陵墓同列寧陵墓的對峙，在兩座陵墓之上，耶穌正在百無聊賴地打著哈欠。這就是今天的俄羅斯。
但是，”蟻王“呢？他們都已坐上伏爾加牌的小轎車、在華貴的酒店裡吸著雪茄嗎？那些踟躕在街頭的乞丐、小偷和酗酒者；那些因衣食無著而聚集在紅場上遊行的無產者；那些沿著伏爾加河流浪的窮人……在他們的眼睛裡是否仍然深藏著”蟻王“的那種兇殘和渴望生命的光芒？
在新的世紀裡，無論在俄國，還是在中國，勃洛克都在被重塑：讓他返回玫瑰花叢，變成專寫愛情詩的聖手。但是，勃洛克說過：
啊！我願意瘋狂的生活；
使一切現存的成為永恆，使不具人形的成為人，
使無法實現的成為現實。
即使生命的惡夢窒息生命
即使我在夢中窒息——
或許，某個樂天派青年
有朝一日談到我會這樣說：
我們寬恕他的憂鬱——說不定這就是
他的潛在的原動力？
他整個兒——是善和光的產兒，
他整個兒——是自由的勝利
勃洛克認為，”憂鬱“是他的”潛在的原動力“，也是善和光的源泉。如果把詩人從他同”蟻王“的關係中解脫出來，洗成一個身上噴著香水的明星，勃洛克就是去了存在的意義。清除了”黑色惡念“的勃洛克是一具沒有靈魂的乾屍。
人物名言
在俄羅斯這種人很多，……他們在追求火，想赤手空拳抓住它，因而自己化為灰燼。
——勃洛克：《被愛情遺忘的女人的日記》
勃洛克作為一個敏感的詩人，他大膽地將先鋒精神和公民意識、象徵主義的技巧和古典詩歌的傳統結合起來，創造了震撼世界的傑作《十二個》。
勃洛克生活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時代選中他作為俄羅斯詩歌的繼往開來者，他沒有辜負時代的重託。馬雅可夫斯基說：”勃洛克代表了一整個詩的時代，一個不久前結束的時代。“這無疑是很中肯的，但還應補充一句：勃洛克也是蘇維埃詩歌的奠基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