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結構學派

功能結構學派(Fuctionalism School) 盛行於20世紀20-50年代。許多人類學家用社會文化系統運行的功能來解釋社會文化制度、關係及行為，並行成了一些理論模式。功能學派較為重視現實，而不注重歷時性研究。這既是功能學派的特點之一，也成為該學派最大的缺點。

馬凌諾夫斯基(Malinowski)曾在特羅布里恩德島他特彆強調入類學田野調查的長期性相必要性、認為民族志工作者要了解當地人的規則相行為，通過參與觀察，在當地人文化持有的框架中去判斷，1922年，馬凌諾夫斯基發表了《西太平洋航海者》；同年，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達曼島民》出版。自此之後，田野工作成為人類學學者的基本功，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礎上民族志在人類學研究中得以建立起權威。
馬凌諾夫斯基既反對進化論關於人類物質文化的起源與發展過程的學說，也反對歷史學派關於重新理構文化史的見解。他認為文化的功能是滿足個人的心理和生理需要，或滿足由文化衍生出來的包含著許多層次的制度需要。研究人類學的目的在於教會殖民當局和企業主如何更適當的對待殖民地民族、將直接統治轉變轉變為間接統治。
英國人類學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構建的人類學理論體系被視為功能學派，但許多人也將其稱為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tionlism)。他不把文化視作可以直接考察的具體實體。他認為可考察的是實際存在的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網，也就是“結構”。社會結構是個有機整體，社會行為的各個方面之所以存在，是為了保持某個社會的結構，而不是為了滿足個人的需要、集團成員個人的歷史終結、並不中斷仕會結構的連續性，這是因為，由個人活動和相互作用構成的社會生活過程維持著這種結構，在這種情況下，集團的社會生活就使社會結構功能化了，即：集團成員個人對社會整體運行的員獻，其作用是維持、延續社會結構的平傷性。因此，可以說社會與生物體極為接近。拉德克利夫—布朗也就把社會(文化)人類學稱作“社會的自然科學”。
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在20世紀中朗曾風靡於西方學術界。但70年代後，由於在解釋社會變遷和衝突上存在許多局限性，引起越來越多的批評，面臨影響減小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