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宓慶的理論有一個顯著的特點：繼承與發揚；開拓與創新。他非常珍視我國的傳統譯論，將其視為瑰寶。他在《當代翻譯理論·前言》中指出：“中國傳統翻譯理論歷史悠久，如果從最初的佛經譯論（公元148年始）算起，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歷史。這期間，出現了許多傑出的譯論家，他們的主張和論述，大抵出於自己的力行心得，因而言微旨奧，論斷精深，予後世極深的影響，其中如玄奘（600—664）與嚴復（1853—1921）的翻譯思想和對策性主張，至今仍有認識論、價值論和方法論的歷史意義。中國傳統
劉宓慶認為中國傳統的翻譯理論有偉大的歷史功績，它在指導我國翻譯事業中起了巨大而深遠的歷史作用。但它也有自身的短處和局限性。對於傳統譯論的不足之處，劉宓慶在《新編當代翻譯理論》中做了總結和歸納：
第一，傳統譯論在認識論上有問題，因而範疇研究十分薄弱，使翻譯理論探討帶有明顯的封閉性，千餘年中甚少開拓。究其根由，受封閉性觀念影響很深。翻譯是一門綜合性、跨學科性很強的科學和藝術，翻譯學屬於經驗科學，如果不突破封閉性觀念局限，使學科有一個科學定位，其發展研究勢必備受束縛。因此我們首先要面對一個觀念更新的問題：必須將翻譯學視為一門開放性、綜合性、跨學科性很強的科學和藝術，力求在這個新觀念指導下，構築翻譯學的科學構架。
第二，傳統翻譯基本理論命題有限，對策性較弱。古典譯論家中不乏精言宏論，但始終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基本理論體系。這一點，毋庸爭議，當然是受歷史局限的影響，特別是受語言學發展水平的限制。因此，要建立和發展翻譯學，我們必須首先致力於現代翻譯基本理論的研究，在紮實的基礎研究的基礎上推出中國自己的基本理論模式，作為現代翻譯學學科構架的主軸或基礎。我們必須矢志於這一項“系統工程”的奠基及開拓工作，將中國的譯論整合到世界現代譯論之中。
第三，傳統譯論的研究方法必須革新。傳統翻譯理論在方法論上有以下薄弱點：首先，古典和
近代譯論家通常囿於傳統文藝評論特別是傳統文藝美學的方法論影響，注重巨觀描述，強調主體的遷移性“了悟”或“悟性”過程；而在微觀剖析上對客體（譯作及翻譯過程）缺乏科學的、系統的形式論證方法。傳統翻譯理論在微觀分析中缺乏系統科學的嚴密性，對許多價值概念都未確立系統科學的、始終一貫的範疇界說和符合現代邏輯學的定界分析，模糊性、印象性太強，內涵流變，難免見智見仁，而且往往流於空泛。由於缺乏科學的形式論證，因此，譯論界常常陷於詮釋性爭論中；由於概念流變莫衷一是，論者、譯者皆無所適從，致使議論缺乏對策性及理論應有的實踐意義。
劉宓慶針對中國傳統譯論的缺失，吸取了西方譯論的長處，構建了一套新的理論框架，其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翻譯理論的職能和基本原則；翻譯學的性質及學科架構；翻譯理論的基本模式；翻譯的意義理論和理解理論；翻譯過程解析——語際轉換的基本作用機制及譯文操控理論（見《英漢翻譯技能指引》，2006）；翻譯思維；可譯性理論探索；翻譯（包括筆譯和口譯）的方法論理論探討（見《口筆譯理論研究》，2005）；翻譯美學；翻譯的風格論等等。
劉宓慶認為中國的翻譯理論必須置於世界的大格局中求生存、謀發展，同時應該具有自己的特色。為建立一個這樣的翻譯理論體系，他提出必須恪守以下幾條原則作為自己的發展方略：
一、注重中國譯論的文化戰略考量。20世紀中期以前，中國翻譯界的文化戰略考量以民族憂患意識為特色，20世紀中期以後則以民族復興意識為特色，中國翻譯界大量翻譯了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歐洲先進思想的經典著作和以哈代、狄更斯為代表的西方批判現實主義文學著作。這個近代中國翻譯史上鼎盛的繁榮期飽含著久經醞釀的中華民族的復興意識，這種強烈的民族復興意識正是20世紀最後20多年中國譯論發展的思想動力。民族文化復興的使命是中國現代和當代翻譯的開拓性創新研究的力量之源。
二、強調“重描寫、重意義、重功能”的基本理論取向。所謂“重描寫”就是重現象觀察、重事實呈現；重個性、重差異；重規範的適應性分析和操作的可行性分析，避免開列限制性規則。從整體上說，描寫性理論是翻譯理論的最基本的特徵。所謂“重意義”，指的是重整體上的語義內容，而不僅僅是個別詞句的意義。這是一層意思，另一層意思是重交流中的意義，建立功能主義的動態的意義觀，即強調翻譯要把握詞語使用中的意義，而不是靜態的、與語境脫離的孤立狀態中的詞語意義。漢語重意念，傾向於將語法功能意念化，因此中國的譯論必須重意義而不執著於形式。而所謂的“重功能”指的是“重代償功能”，即注重以功能來彌補、補足可譯性上的缺失。這裡所說的“代償”當然不止於上面所說的意義問題，而是涉及到中國翻譯理論整體性建構的基本原則。理論的功能觀指從功能的視角關註：（1）語言交流，即語言的實際使用；（2）語言發展，包括歷時的變異和共時的變異，研究漢語的人文歷史背景和發展沿革，並研究漢語的人文流通環境及語言接觸；（3）語言的外部關係，包括語言與信息理論的關係、語言與認知科學的關係，以及語言與哲學、美學的關係，等等。
三、注重整體性整合研究。翻譯學具有廣泛的綜合性、多維性，因此翻譯學的理論體系構建要求一個學科矩陣為之提供理論思想和方法上的支持。對中國翻譯學而言，語言學（語言哲學）、美學、認識科學、傳播學、文化學都是這個學科矩陣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毫無疑問，我們需要有“一盤棋”式的整體性整合研究才能使中國翻譯學具有充分的科學性。
劉宓慶是個具有強烈愛國主義精神的學者，強調中國人必須愛自己的祖國，愛祖國的文化。他在《中西翻譯思想比較研究》一書中寫道：“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存在一個不滅的‘集體無意識’王國，一個擦不掉的文化胎記。……中國人從胎兒時期起血脈里就滲透著數以億計的同胞代代相傳的意志基因；從母體隆生以後又被放在一個960萬平方公里國土和五千年歷史文化時空坐標上。這是最根本的中國人的文化自我，中國人的精神家園中那枝不謝的花。”（見“翻譯十答”，《中西翻譯思想比較研究》）
劉宓慶認為“文化自我”有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決定一個人的價值觀，而價值觀又必然浸透在他（她）的思想感情中。價值觀是一個系統，包括道德的、倫理的、宗教的、政治的、審美的，等等。它們的共性是“文化性”，因為一個人的個性總是在特定的人文環境中造就的。因此，“文化自我”決定一個人的文化價值觀，這就與翻譯、與翻譯研究有了很密切的關係。從這裡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國翻譯學要不要有“中國特色”實際上是一個文化價值觀取向問題。中國人應該構建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翻譯理論體系。西方先進的東西，應該學習和吸收，但中國的翻譯理論必須以中國的文化為核心。
2006年，劉宓慶在《流派初探》（《中國外語》，2006年第六期）一文中總結了20世紀後20多年迄於今的中國翻譯實務和理論研究的成績，提出了中國功能主義翻譯流派的概念。他論證說：
從歷史發展沿革、理論支持和理論依據以及實務表現的特徵和規模來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宣布中國功能主義翻譯流派的誕生及其積極作用，這個流派的基本主張和理論原則綱要如下：
第一， 堅持翻譯的文化戰略觀，將翻譯定位為興邦振國和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不可或缺的戰略武器；這不是口號而應該是我們的行為準則；
第二， 注重翻譯基礎研究和整體性整合研究，這是一個命題的兩個方面，但以基礎研究為第一位，以整體性整合研究為第二位，二者相濟相融、相輔相成；
第三， 翻譯基礎研究中的主體是基礎理論的發展研究，指漢外互譯的意義理論、理解理論（文本理論）以及交流中的話語傳播和表現理論等等；在翻譯實務中強調“把握交流中的意義”；
第四， 注重漢外（不是外漢）語言文化對比研究。在指導思想上必須樹立“本位關照、外位參照”的原則，不能主次不分或主次顛倒；
第五， 必須發展翻譯美學，使翻譯美學成為中國翻譯理論的組成部分；以欣暢的漢語作為主體的行為風格特徵；
第六， 中國翻譯理論的對策論核心思想是“代償”而不是“對應”。前者關注“以交流中的意義為核心”的語言功能的充分發揮，後者關注的則是語法形態（特別是句法結構）的兩相（原語與譯語）對應；
第七， 具有與時俱進的世界觀、全局觀，學習、借鑑外國實務和理論的優長，積極進行互動交流。
以上各點構成中國當代翻譯理論的重要特色，也是中國功能主義學派的重要特色。這個學派前承上千年中國譯論及國學之精粹，與時俱進，吸收了語言學及當代新興科學之精華，以發展中國翻譯學為己任，組成了一個成員以千計，以萬計並遍及華夏的戰鬥方陣，以興邦振國及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為奮鬥目標，正在埋頭苦幹地工作。
劉宓慶對中國翻譯理論研究的前景作了全面的構想和規劃。他所強調的是全局性和整體性，把中國翻譯理論的全部“家底”放在一個棋盤上布陣，運籌帷幄。當然，他的策略是經過縝密思考之後才提出來的，凝聚著他多年的心血，應該說是成熟的、實用的，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劉宓慶傾幾十年之功研究翻譯理論，並非看重於個人成就，而將中國譯論整個裝在胸中加以考慮，視中國譯論的發展為民族復興的標誌之一。他做學問講究質量，從不出“苟且”之作，所以他的每部著作都具有很強的科學性、邏輯性，在教學、研究等實務翻譯理論的闡述上具有極強的針對性。他的研究為我國廣大翻譯理論研究者提供了一個模式及研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