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剪辮”，最早開始於在海外定居的華僑及暫居海外的華人（主要是流亡的革命派、維新派及留學生），前者為與當地社會同風同俗，後者又加有明顯的反清色彩。時間始於1895年，至1905年左右蔚然成風。
早在1895年10月，廣州起義事敗後，孫中山與陳少白、鄭士良逃亡日本。孫中山抵橫濱後斷髮改裝，以示與清廷決絕和革命到底的決心。
孫中山等革命者剪髮易服，不是什麼稀罕事。但事實上，來自民間的剪辮呼聲，也已有多年。
獨立撰稿人傅國涌曾撰文指出，剪辮之風，並非因辛亥革命的到來才興起，從晚清開始，有識之士就不斷呼籲剪辮子，一些大膽的言論也隨之出現。1903年1月15日，天津《大公報》的徵文題目赫然竟是《剪辮易服說》。
1903年3月15日，《大公報》刊出徵文第一名獲得者朱志父的《剪辮易服說》，他力主剪辮易服，認為這和廢弓矢、立學堂一樣，都是因時制宜之舉。並希望從皇帝開始改穿西裝，把剪辮易服與尚武精神、強健體魄聯繫在一起。《大公報》按語稱之“新中國特別精神”，“喚二百餘年來不醒之沉夢，呼數百萬方里不返之國魂”。
據當年10月媒體報導，“江南之新學國民及留學生多剪去辮髮”，參加鄉試時只好裝假辮子入場考試。而胡適回憶，在上海中國公學讀書時，“還有一些激烈的同學往往強迫有辮子的同學剪去辮子。”
1903、1904、1906年，《大公報》先後三次發起以“剪辮易服”為中心的徵文大討論，發表了數篇關於“剪辮易服”的文章。這一切，都為後來剪髮易服大行其道營造了一定的輿論氛圍。
國內剪辮之風首先興起於學界與軍界，且官方並不嚴禁，表明清廷統治的衰弱。
1903年以後，學生剪辮不乏其人，遇有科舉考試，則戴上假髮辮。剪辮留學生從外洋回鄉，行游市中，人們不但見多不怪，且贊之曰“時尚”。學堂學生剪辮，學堂監督如此表態：辮髮有無，雖屬無關輕重，然此事尚未奉有明文，故已飭令諸生暫緩辦理。
辛亥革命後，革命軍為農民剪辮子。1904年9月，練兵處擬仿外國改行新式軍服，而官兵留辮無法適應，於是“依照日本剪髮易服”說從軍隊喧騰至各報刊。1905年6月，新編陸軍正式改裝，一些官兵為便於戴軍帽，將髮辮剪去一束；同時，最早實行警察制度的天津，警察也已“剪去髮辮三分之一”。至1906年5月，由於“軍界中人紛紛截落髮辮者不可勝數”，清廷又只允軍隊易服不許剪辮，練兵處不得已命官兵將髮辮盤於帽內。
1905年後，剪辮者已不限於學界與軍界，甚至浸及政府官員。當年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四十餘名隨員中，“剪辮者已居其半”，其中“有翰林，有道府，有教員，有武員，一切皆有職銜者”。五大臣歸國後分別呈請剪辮，均為慈禧壓下；有官員在召見時“面呈削髮之利便”，“皇太后但笑而不言，未蒙允許”。清廷預備立憲時，也曾有人提及剪辮之事，但仍“暫作罷議”。
1908年，慈禧故去，頑固黨失去依恃。攝政王載灃重用一批青年親貴，剪辮運動出現新機，因掀高潮。
慈禧死後，軍咨大臣載濤、籌辦海軍大臣載洵、陸軍部尚書蔭昌、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外務部尚書鄒嘉來、度支部尚書載澤、法部尚書戴鴻慈等，在朝廷中形成贊同剪辮的強勁之勢。特別是載濤，於1910年秋開始縱容京城禁衛軍剪辮。
1910年10月3日至1911年1月11日召開的資政院第一屆常會通過了《剪辮易服與世大同》與《剪除辮髮改良禮服》兩個議案。民間剪辮者“一時風起雲湧，大有不可遏制之勢”。
各地剪辮
武昌
•武昌起義成功後南昌掀起剪辮運動
關於辛亥革命年代的那些人和事，時至今日，已經有很多學者專家做了不少回顧和梳理。“南昌離武漢較近，所以接受辛亥革命的思想比較快，江西是當時最早回響辛亥革命的幾個省份之一。”南昌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勉玉說，“當時南昌大部分人是擁護辛亥革命的，因此掀起了一陣剪辮子的潮流，大部分人都把自己的辮子剪掉了。”
男人留長辮子，不僅極不衛生，也給體育和軍事訓練帶來很大麻煩。這都跟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發生衝突，所以辮子不能不剪。並且，當時的中國與國際之間的交往越來越頻繁。在這種接觸當中，辮子就成了一個累贅，甚至是一個恥辱，負面影響很多。
劉勉玉說：“在當時是否剪辮子有著明確的政治傾向，留辮子意味著支持滿清政府，剪辮子則表示擁護辛亥革命。而在生活上，人們更傾向於剪辮子，因為辮子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許多不便，辛亥革命在這一點上也充分理解了民意。”
•封建思想抵制剪辮臨時大總統嚴詞通令全國
理髮剪辮，在當時可謂是驚天動地的大事情。“中國人歷來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能毀傷的觀念。且人們出於長期形成的習慣，視烏黑髮亮的辮子為美。突然間，腦後這根跟隨自己多年的辮子沒了，成了‘假洋鬼子’，將來恐怕連媳婦也娶不進門了。”
據資料記載，由於數千年封建思想的左右，不少地方均出現了“抵制剪辮”的情況，於是，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通令全國剪辮，措辭十分嚴厲：“凡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淨盡，有不遵者以違法論。”
•時有衝突強行剪辮處處受阻
最初，中華民國江西軍政府和民眾團體人員會同少數民間“好事者”，三五成群，在街道要口“過份熱心”地攔截行人，採取所謂的“革命運動”，強行剪辮，引起紛紛議論。除了那些因長期形成習慣而抵制的人群，仍有不少人對清代遺留下來的“國粹”依依不捨，尤其是清代“遺老”們尚存“變天復辟”和表示“效忠”清室的思想，對於垂於腦後的一條烏黑髮亮的長辮，視同命根。
因而，在剪辮運動過程中，不時有衝突發生，以致運動處處受阻。加之有些不法之徒乘機渾水摸魚，對蓄辮者進行威脅，敲詐財物，弄得人心惶恐不安，造成街上行人寥寥的景象。
•剪辮者哀號痛哭農村人不敢進城
不少被剪辮者甚至哀號痛哭，謂無顏歸家。特別是那些偏僻城鎮和鄉村，抵制剪辮者大有人在。那些農村留辮的人聽說城裡開始剪辮了，便再也不敢進城。有人還宣稱：“吾頭可斷，辮不可剪。”革命軍便派出巡查隊上街，手執大剪刀，滿街剪辮子。看見留有辮子的人，不由分說，上去就剪。有人哭著請求將辮子撿回去，說是留著死後入殮時好放進棺材裡，落個“整屍”。
軍政府接受此次教訓，再度發布文告：“嚴禁在路上強行剪辮，並召開全市義務剪辮大會，向市民詳述剪辮意義，勸說百姓自覺剪去胡尾，剷除奴根，還我大好頭顱，增我民國光輝。”
•滿城剪辮持續半年不剪髮不算革命
在一系列宣傳之後，南昌民眾深受教育，當場要求剪辮者越來越多。記者在江西省圖書館查閱資料時發現，在《南昌掌故軼事》中曾有記載，當時南昌城內七處城門口，以及督軍衙門（市政府）、府學前、百花洲等十處，皆設有“義務剪辮處”，凡來剪“文明”髮式或剃光頭者，一律免費優待。民眾團體也紛起回響，組織“義務剪辮隊”，上門代剪髮辮，收效更大。
許金城曾在其《民國野史》中記述道：“無數的漢人都興高采烈地剪去這條奴隸標誌的辮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選擇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辮子燒了。更有聯合多人同日剪辮，並燃放爆竹，舉行公宴慶祝的。”當時人們流傳著：“不剪髮不算革命，並且也不算時髦，走不進大衙門去說話，走不進學堂去讀書。”一時間，剪辮浪潮席捲大江南北。
對於這場關於頭髮的“革命”，今人很難更深地理解它的含義，但一根辮子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說卻極為重要，它身上承載著太多的歷史及歷史背後的腥風血雨。
廣東
在資政院尚未議決剪辮易服案之前，已成立“華服剪髮會”，決定於1910年12月31日全體會員剪辮。
京津
1910年11月23日，天津廣幫商人首先剪髮，其後“工商學界實行者幾於無日無之”。12月初，“京師學界剪髮之事刻已盛行”，至年底，“京津各界之剪髮者不下數千人”。
東三省
龍興之地奉天也出現剪辮運動。至12月中旬，黑龍江“商、學、軍、警各界稍知時務者，均相率剪剃”。
上海
1911年1月15日，由前刑部侍郎，出使美、秘、墨、古大臣伍廷芳發起，上海各界四萬餘人在張園舉行規模空前的剪辮大會。伍廷芳因故未到場，特致函云：“侍郎髮辮，已於昨晨在寓所剪去。”會場“中設高台，旁列義務剪髮處，理髮匠十數人操刀待割”，“但聞拍掌聲、叫好聲、剪刀聲、光頭人相互道賀聲”，當場剪辮者千餘人。
香港
受內地影響，香港六名八十歲以上老翁（人稱“香港六老”）出面提倡剪辮，至1911 年2月，“香港剪髮之華人竟達一萬一千之譜”。
軍隊
繼陸軍多已剪辮之後，1911年4月，應邀參加英王喬治五世加冕慶典的清海軍巡洋艦“海圻”號，在萬里遠航中，統領程璧光以“長發污衣藏垢，既不衛生，又有礙動作，尤以誤害海軍軍人為甚，故實無保留之價值”，一聲令下，三百多名海軍官兵一齊剪辮。
官員
1911年12月13日，身為內閣大臣的袁世凱，哈哈大笑著剪掉了辮子。以此為倡導，京官陸續剪辮，並影響到地方官員。
軼事典故
剪辮浪潮中，上海出現了一句新罵：“你這人真是辮子！”有人釋其意義云：其一，辮子者，最無用之物也。其二，辮子者，最有害而無利之物也。其三，辮子者，勢必人盡割之也。其四，辮子者，禽獸畜生之尾也。
藝術作品
1908年，義大利僑民勞羅在上海拍攝了幾部短紀錄片，其中一部題名《強行剪辮》，反映出當時“剪辮”運動進入新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