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
1．唐詩的四個分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一，歷史學家通常以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爆發的“安史之亂”作為分界線，把唐代社會歷史分為前後兩大時期。然而，一方面，唐詩的發展與唐代社會政治經濟的盛衰相平衡；另一方面，唐詩作為展現唐代詩人心靈奧秘和唐代文化精神的價值取向的一種文學形式，它的發展又與唐代社會政治經濟的盛衰有著不相一致的地方，故而唐詩史學者根據唐詩發展的特殊情況，習慣上把唐詩的發展分為這四個時期。其中初唐（公元618～712年）大體上是指唐代開國至唐玄宗先天元年（或稱武德至開元初）之間。四唐”分期起源於南宋嚴羽的《滄浪詩話》，經過元代方回的闡發，奠定於元代楊士弘的《唐音》，完成於明代高棅的《唐詩品匯》，後兩者都以初、盛、中、晩唐編選唐詩的標目。
〖例句〗
“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汩其體者，引喻凡猥者，辭繁而蕪句佻且稚者，記、序、書、說、雜文皆有之，不獨碑、志仍六朝、 初唐余習也。”——清·方苞《書柳文後》
“即其比興一端，能使漢、魏、六朝、初唐騷人墨客，勃鬱幽芬於情文繚繞之間。”——清·魏源《〈詩比興箋〉序》
2．泛指唐代初期，可參見詞條唐朝。如：他專門研究初唐的政治經濟狀況。
詩歌
【創作取向】
初唐詩壇有兩大創作取向：宮廷詩人詩歌的戲樂取向和初唐四傑、陳子昂等人儒家“詩言志”的創作取向，可以把初唐詩人分為二類：一類是圍繞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武則天身邊的宮廷詩人；另一類是與宮廷關係較為疏遠、或者是飄遊在山野之中的詩人。詩人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情趣直接影響著他們詩歌創作的取向和詩歌風格的形成。
宮廷詩人詩歌的戲樂取向為內容上歌功頌德、應制唱和，形式上講究聲律對偶、雕琢辭藻。代表為“上官體”，特點主要有三：一是多寫麗景艷情；二是善於緣情體物，抒寫敏感細膩的心曲；三是屬對精雅。宮廷詩人雖然對近體詩體式的定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在思想內容、詩歌風格上，他們的詩歌並不能將唐詩創作引上康莊的大道。
“四傑”的詩學主張集中體現在楊炯的《王勃集序》、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啟》、盧照鄰《南陽公集序》等文章中，綜合起來，有如下幾點：第一， 批評龍朔詩壇“綺錯婉媚”的“上官體”詩風，提出詩歌創作應有“骨氣”，走“剛健”一路。第二，繼承言志緣情的詩學傳統。第三，注意南北文風的取長補短，自鳴開一代風氣的志向。第四，注意詩文的社會作用。陳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提出了自己的詩學主張，歸納起來有如下五點：一是倡導“漢魏風骨”和“正始之音”來反對齊梁以來“彩麗競繁”的詩風；二是把“漢魏風骨”與“興寄”相聯繫，明確詩歌抒情言志的本質特徵，既抒寫社會現實內容又抒發具有時代美學深度的思想感情；三是把“風雅”與“興寄”相聯繫，注重詩歌風雅美刺的教化功能；四是強調詩歌應該“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這是詩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有機統一所呈現的美學風貌。五是主張詩歌能“洗心飾視，發揮幽郁”，具有發幽思、遣鬱悶，泄導人情的功能。這五點相互聯繫和制約，相輔相成，構成了較為完整的詩歌理論體系。這也是對先唐詩學成果所進行的較為全面的理論總結。這樣，陳子昂便給唐代詩人指出了一個正確的創作方向。
【初唐前期】
初唐受南朝文風影響較大，隋唐之際的王績善寫陶然自樂的田園生活詩，風格清新樸素，為盛唐田園詩的先驅人物，代表作為《野望》。唐太宗及其大臣們的文學主張比較務實，反對浮華，但在創作中綺麗之風與通脫樸實並存。
宮廷詩人上官儀，其詩即所謂“上官體”風格婉媚，但聲律嚴整。《全唐詩》現存上官儀詩20首。其中12首為應制、宴遊、酬答之作，這類詩多是逢場應景，點綴昇平的尋樂輕歌；4首為輓歌；只有《春日》、《入朝洛堤步月》、《詠畫障》和《王昭君》為有感而作之詩。另外據宋人魏慶之《詩人玉屑》所載，上官儀在總結齊梁時期沈約的“四聲八病”之說和劉勰《文心雕龍·麗辭》的“言對、事對、正對、反對”之說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六對” 之說，（“八對”，其孫女上官婉兒）並把對偶的技巧運用於詩歌創作。如《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早春桂林殿應詔》用了多種對偶形式，對唐代近體詩格律形式的完善的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而從聲律上看，“對時行宮庭中應制、應詔詩的優劣衡定，和以後以詩取士的評定標準，定了一個具體的尺度”。
【初唐後期】
初唐四傑（即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在唐詩發展進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到了承先啟後的作用，其作品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對初唐浮艷詩風或較單一的體制有所突破和革新。四傑仕宦不顯而才華橫溢，慷慨有志。他們反對綺靡文風，提倡抒發真情實感。其創作在形式上雖未完全擺脫齊梁遺風，但內容與氣骨方面已大有突破。王、楊工於五言律詩，盧、駱擅長七言歌行，代表作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楊炯的《從軍行》；盧照鄰的《長安古意》；駱賓王的《在獄詠蟬》。
聞一多充分肯定了“四傑”在唐詩發展史上的作用：首先，他指出了“四傑”的詩歌創作把唐詩從宮庭、台閣引向市井、江山和塞漠，增加了新的題材，擴大了創作的範圍。其次，他從詩歌形式的演變入手，把“四傑”分成王楊和盧駱兩派，指出王楊的使命主要是建設五律，與沈、宋一脈相承（一在內容、一在形式）；盧駱的使命主要是用新式的宮體詩破壞舊式的宮體詩，對劉、張及後代長篇歌行有直接的影響。如果從詩歌的題材、範圍和形式演變著眼，這大致上是符合“四傑”的創作實際的。
“沈宋”（即沈銓期、宋之問，皆為宮廷詩人）和杜審言對唐代近體詩的完成和定型作出了兩方面的重要貢獻：把“四聲”二元化和將平仄粘對規律貫穿全篇。他們把齊梁“永明體”和初唐“上官體”的聲韻技術和對偶技巧完善地結合起來，由詞義的對偶擴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對偶，既注意平仄的協調，有符合粘連對仗的規則，為唐代律詩創作提供了規範的形式。宋之問、杜審言的五律寫得較好，沈佺期的七律寫得較好。代表作有沈銓期的《古意呈喬補闕知之》；宋之問的《過大庾嶺》、《渡漢江》。某些非應制詩成就較高。另外劉希夷《代白頭吟》、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對七言歌行的成熟有積極意義。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說：“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在詩體發展史上給以充分的肯定。王世貞《藝苑卮言》也說：“五言自沈、宋始可稱律。律為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其實，不僅五律，七律、排律到了沈宋手裡，皆有法度可尋。
陳子昂是初唐詩歌革新理論及實踐都有重要貢獻的最為傑出的詩人。他反對齊梁以來的浮艷詩風，倡導“漢魏風骨”，主張“興寄”，推尊風雅，重視比興，開一代新風。其詩作內容充實，風格沉著雄健，代表作為《登幽州台歌》、《感遇詩》三十八首等。其文章也有特色，對散文創作的革新也有開創之功。作為唐代詩文革新的先驅，杜甫、韓愈等都對他評價很高。
散文
初唐仍沿襲南朝文風，不脫綺麗駢儷風氣，駢體文仍維持它文壇上的領導地位，著名的“初唐四傑”，即王勃、楊炯、盧照鄰、 駱賓王，在內容上比前代作家有了新表現，但王勃的《秋日登滕王閣餞別序》（即《滕王閣序》）、楊炯的《遂州長江縣先聖孔子廟碑》、盧照鄰的《南陽公集序》、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都是華靡的駢文形式。這和南北朝末年徐陵，庾信的文章近似。武則天在位時，陳子昂倡言復古，要求恢復《詩經》的“風雅”和漢魏的風骨，其功績固然是在革新詩歌方面，但也對文風轉變起了一些作用。他的代表作有《上國軍利害事》、《祭韋府君文》、《諫靈駕入京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