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作為資本主義萌芽的事例之一的印刷出版業也在宋代就有了很大的發展。 也就是出版活動。
關於北宋的印刷出版業的材料，現在保存下來的不太多。(前幾年上海發現了一冊北宋刻的三十卷本《文選》
的殘卷，有杭州貓兒橋畔某書肆印行的牌記，足證在還不曾改為臨安的杭州，書肆也是頗多的)南宋就不然，我們有大量的實物，足以證明當時出版業的異常發達，在杭州、建陽，都有大量的書鋪存在。
福建建陽，地處閩北群山之中，造紙業很發達，又因為地方偏僻，不易遭到戰火，所以這裡的書鋪有著悠久光榮的歷史。特別著名的是麻沙版。在宋代，他們出版的方向與特點就已經確定下來了。他們是面向廣大的人民民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出版的書，包括了大量的通俗用書，醫、卜、星、相這一類的書，以及附插圖的小說都大量的出版。即使是專為知識分子準備的書，也多注重實用，如文人要作詩，就編刻一些《萬寶詩山》之類的類書，以備檢閱；仕子要去考狀元，就為他們準備了有如不久以前還可以看到的《投考指南》之類的書。就連正經正史，也一定要選刻內容豐富切於實用的，這種面向民眾，不空談版本的傳說，是值得注意的。
因為上面所說的地域環境的特點，使建陽的出版業一直發展到明朝，日益興盛。在我國的出版史上是占有極重要的地位的。
建陽的書肆，最著名的是余家。如余氏勤有堂在元皇慶壬子(一三一二)刻了“杜詩”；岳飛的孫子岳珂，談到出版物時，就大大稱讚過建安余仁仲的出品。這是宋元兩代余家的故實大概。
到了明朝，建安余氏刻了大量的小說，最著名。這些小說，因為過去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貨色，隨看隨丟，在國內幾乎都成了罕見的珍本。而在日本倒被保留了很不少。20年前孫楷第先生到日本去了一回，留下了一本記錄。他特別對建陽余氏作了一番考察。現在根據他的論述，介紹一些大致的情況。
明朝建陽姓余的所開的書鋪，有三台館和雙峰堂。其實這兩家是聯號。老闆兼編輯其實就是一個人。此人姓余名象斗，字仰止，又題余世騰字文台。(好像今天的作家，一個人有幾個筆名)他一個人編刻了很多的書。只小說一類就有《唐國志傳》、《大宋中興岳王傳》、《南北兩宋志傳》、《東西兩晉演義》、《英烈傳》、《列國志傳》、《二十四帝通俗演義全漢志傳》、《大宋中興演義》、《三國志傳》、《萬錦情林》……
能夠大量地刻書，這自然是好事，但這裡面卻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點。如余象斗為了招徠讀者，就往往運用一些廣告手段，借當時的名人，如李九我等出面選訂；把別人的出版物拿來改頭換面，加以刊行；自己動筆刪削增添，出奇鬥勝。像水滸傳，他就出版了一種《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以增加了征田虎天慶的故事為號召；同時又為了降低成本，削減篇幅，就把全本大加刪除，結果弄得事繁文簡，大大損害了水滸傳的藝術性。這就是資本主義思想指導下的經營方法所造成的惡果。即使是在四百年前的萌芽時期，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仰止子詳考古今名家潤色詩林正宗十八卷》，萬曆福建建安余氏三台館刻本。這是一部為作詩者翻閱用的詞書，按照韻腳排列，把一些辭語排在一起，詩人只要一翻，添上去就能做成七言四句、五言八句之類。不用說一定是當日的一部暢銷書。不過真正的詩人也一定不是靠這種書起家的，因此它也就不為人重，到今天保存著的也難得有第二本了。在另外的意義上講，這書就因此也有其一定的價值。
原書大題下列了三條，說明刊刻情況，試抄摘如下：
三台館山人仰止余象斗編輯
吏部左侍郎九我李廷機校正
書林雙峰堂文台余氏 刊行
這三行題銜就可以進一步證明三台館和雙峰堂的關係，余象斗和余文台的關係也可以看出來，可能即是一人，一面是以編輯身份出現，另一面則以發行人身份出現的。
在目錄之後，第一葉之前，有半葉插圖，題“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圖”。明代閩派刻書的風氣，照例要在每卷之前或全書之前加一張插圖，內容多半與本文無大關係。(如《大備對宗》即在每卷之前插圖一張，與書本身無關。純粹是裝飾性的)但像這樣將編輯人的生活圖影附在前面的，卻是第一次看到，而且這正是有名的出版家余象斗的圖像，就更可珍重了。
這插圖完全可以代表閩派版畫的風格。作風不及徽派的工細，依舊保留了元代上圖下文的閩刻小說插圖的樸實作風。值得注意的是線條一般都用陽文來表現，但也在中間使用陰文，如書案上的書冊筆硯，就都是陰文的。水池的磚欄也是如此。這樣的運用，也很少見於其他地區的插繪里。
更有趣的是圖里表現的生活氣氛。這裡是一座書堂，懸匾題“三台館”。旁邊掛著一付對聯，“一輪紅日展依際，萬里青雲指顧間”。這付對聯無疑帶著吉祥的涵意。是一般仕子所喜聞樂見的，於編輯先生本身其實倒並無多大關涉。
園外大門額題“養化門”。一個小童拿著掃帚在打掃庭院。院子裡有假山花木，當中是個水池，四周有欄。水池中種著蓮花，還有一對鴛鴦，另一小童在煮水烹茶。一個侍女立在旁邊捧茶；另兩個在階下，其中一個在焚香。
這位編輯先生兼出版家的生活是非常優裕的。他悠然自得地在進行著編輯工作。不管這插圖有著怎樣的裝飾意味，總多少還表現了明代的生活。
余象斗雖然看來是這樣一位頗為風雅文靜的人物，但他的火氣卻也不小。另外一部余文台刻本的《新刊八仙出處東遊記》里，有一篇他作的序，文章不通，但卻充分表露了明代書坊的競爭情況，可以看出當日資本主義發展的概況的：
八仙傳引
不俗斗自刊華光等傳，皆出予心胸之編輯，其勞鞅掌矣!其費弘巨矣!乃多為射利者刊，甚諸傳照本堂樣式，踐人轍跡而逐人塵後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無恥，與異方的浪棍，遷徒之逃奴，專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襲人唾餘，得無垂首而汗顏。無恥之甚乎!故說。
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言
出版家“著作權所有，不準翻印”，並不是從清末的商務印書館開始的，在明代就已經有了，不過那時的“大明律”，是不曾訂定有關出著作權益的規章，所以出版家無法得到官吏的保護，只能惡毒地謾罵一通。余象斗又提出了“成本”的觀點，還說明是怎樣的人物在“射利”，在“翻板”。這些都是極有價值的史料。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明代書坊的面貌。
現代中，出版，指通過可大量進行內容複製的媒體實現信息傳播的一種社會活動。是有文字以後發展起來的。古代金文、石刻以及人工抄寫、刻繪書籍，是一定意義上的出版。正式的出版是隨著印刷術的發明，至唐代中葉盛行。現代出版主要指對以圖書、報刊、音像、電子、網路等媒體承載的內容進行編輯、複製(包括印刷、複製等)、發行（或網路傳播）三個方面。(來源：康永盛世)
出版一詞，英語為publication，來源於古拉丁語publ-icattus。據考證，出版一詞在中國出現於近代。出版與印刷術的發明密切相關，一般來說，先有印刷術後有出版。所謂版，在中國古代，是指上面刻有文字或圖形以供印刷的木片的稱謂。用雕版印刷的書籍，稱雕版書。中國早在五代時就有刻印板、鏤板，宋代有開板、刻板、雕版（板與版在古代意通）等詞，但未曾出現出版一詞。有的學者認為，出版一詞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從日本傳入的。日本在18世紀50年代已出現了出版一詞。今用出版一詞，通常是指圖書、報紙、期刊、音像、軟體等的編輯（製作）、印刷（復錄）和傳播的統稱。
雖然出版一詞在中國出現於近代，但書籍出版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原始書籍的產生，即帛書的出現，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墨子·明鬼》有“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的記載。中國古代書籍的流傳，最初是由人們輾轉抄錄。以後有人抄書出賣，書籍開始成為商品。據記載，西漢時就出現了書肆。公元2世紀初，中國發明了紙張，使文字載體發生了巨大變化，為書籍出版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條件。公元7世紀，中國發明了雕版印刷術，有了印本書，開創了書籍出版的新時代，正式的出版業開始出現了。11世紀，畢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書籍出版業又出現了一次突破性飛躍。15世紀50年代，德國人J.谷登堡發明了以機械的方法用鉛活字印刷圖書，使出版業朝著工業化的方向發展。19世紀初，這種先進的印刷術逐漸傳入中國，中國的現代出版業也隨之逐步形成。
出版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出版物凝結著人類的思想和智慧，集聚了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和社會實踐活動的經驗與成果，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出版的歷史是人類文明的歷史。出版業的發展對社會的進步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出版，著作權法術語，指將作品編輯加工後，經過複製向公眾發行。
那么，這些從事出版互動的人，我們便稱之為出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