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在惠林頓和倫敦完成學業後，19歲離開紐西蘭到英國，從事文學創作。1911年出版短篇小說集《在德國公寓裡》，表現了他最初幻想的破滅。1914年前，她在評論家、散文集約翰·默里主編的《韻律》和《藍色品論》上發表短篇小說，1918年與伯登離婚後同默里結婚。短篇小說集《序曲》道出了她對紐西蘭故鄉的思念之情。這些小說又加上另外一些故事，合編為《幸福》，1920年出版。《幸福》一書即是她的成名作，又是他藝術手法的典型。此後兩年，她寫下她最優秀的作品，她的天才達到頂峰。《園會》（1922）包括以紐西蘭為背景的《在海灣》《航程》《陌生人》，以及抒發困頓心情的《已故上校的兩個女兒》。死後發表的晚期著作有《鴿巢》和《幼稚》。
生平
她出生於紐西蘭富裕家庭,由於對寫作和成名的熱望,她獨自闖蕩英國文壇,歷盡苦難,最終成為現代英國文學史上著名的短篇小說家。從小早熟的她對同性有著狂亂不羈的迷戀和肉慾,因為她身上“有一種東西既可以吸引男人又可以吸引女人”[1](P41)結果她成了同時擁有同性和異性愛人的雙性戀者。[2](P131)
曼斯菲爾德很早就開始創作,青春期多次同女孩的戀愛在她的寫作中留下了痕跡。首先是故事“LeavesAmores”①,內容是不加任何掩飾的女性同性戀。其次“Summer Idylle”涉及女性間不同尋常的“情誼”。最重要的要數“Juliet”中對青春期女性的性心理描寫和剖析。她的母親就是從這個故事中看到女兒可能有同性戀行為或者是有不健康的性興趣,開始焦慮不安。[3](P42)而托瑪琳分析曼斯菲爾德早年對性冒險的興趣來自於對家庭和社會所要求的女性角色的拒絕和對社會規範的反抗。[3](P24)對此卡普蘭則從“自我認知”的角度說,“凱薩琳·曼斯菲爾德的審美觀來自於她早熟的對自我的認知,她有許多的自我———男性/女性只是其中一對。她對身份的多重性的體驗非常早。”[4](P169)
曼斯菲爾德的著名短篇《幸福》(Bliss, 1918)全面而深刻地表現了作家的雙性氣質和“雙性同體”思想。通過描寫女性矛盾的性心理和強烈的雙性傾向,[4](P25-26)暗示出曼斯菲爾德試圖以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結合,實現兩性融合,突破性別二元對立的傳統思維框架,消除兩性之間的對峙狀態,達到超越性別鴻溝的境界。女主角貝莎試圖以雙性戀逃離了傳統意義上妻子和母親的宿命,體現了曼斯菲爾德的人生理想。
曼斯菲爾德成長於一個以女性為主體的家庭,外婆、母親、小姨和四個小姐妹,幼弟萊斯利是全家人的寶貝,父親
是主要的經濟支柱。作為第三個女兒,在家裡她不僅比唯一的弟弟得到的關愛要少,也比不上姐姐們,成了家中落單的人。由此造成了她的不平衡心理和孤獨的心態。難怪曼斯菲爾德自童年就產生了濃郁的自卑情結,寂寞地生長著,親情的缺失已成為她幼小心靈上無法彌補的缺憾。
在家裡不合群的曼斯菲爾德在學校里比較活躍,喜歡讀書、寫作和辦刊物。她所受教育基本上都來自於女子學校,②早熟的她對同性有著狂亂不羈的迷戀和肉慾,她多數的女友都是同學。最早是1898年曼斯菲爾德與瑪麗·魯迪克成為朋友,並孩子氣地宣稱瑪麗“是她一人的”,結果發展成曼斯菲爾德對瑪麗“控制性的”和“占有性的”愛。[3](P15)一年後她最要好的朋友變成毛利女孩瑪塔,後來曼斯菲爾德展開了對瑪塔的狂熱追求,具有了性的色彩。[5](P39)托瑪琳認為曼斯菲爾德意識到自身的雙性氣質,就是從她與瑪塔的戀愛開始的。[3](P16)在皇后學院,曼斯菲爾德與薇拉·貝克被傳關係曖昧,兩人間有說不清道不明的不道德行為。[3](P25)這就是青春期曼斯菲爾德的“風流韻事”。似乎從這個時候開始,和其他少女一樣,曼斯菲爾德希望自己不再是一個孩子,然而又不承認自己正在變成成人。她一會兒責備自己的幼稚,一會兒又責備自己的女性服從,始終處於一種不斷否定的狀態中。對自身性萌動的敏感產生了焦慮和恐懼,對她注定要歸屬的男性都感到厭惡,但無法否定自身性的覺醒,於是她變得鬱鬱寡歡。她在欲望與厭惡、希望與恐懼之間搖擺不定,她在降低自己的要求,她在獨立的童年期與順從的女人期之間徘徊猶疑。正是這種無常,在她離開未成熟的青春期的時候,嘗到了青果的苦澀。[6](P313)即將成年的女性已經體會到了成長的痛苦和必然,但她仍被束縛在童年世界裡,她不願意從純真的童年進入複雜的成人世界。[6](P319)
1906年曼斯菲爾德的學業完成,迫不得已與父母姐妹啟程回國。在船上,她與父母關係逐漸緊張。這肯定與她對待性的態度很隨便有關,也許是受商人父親的逐利思想的影響,她認為性是可以賺錢的商品。[3](P29)
回到惠靈頓,曼斯菲爾德結識了年長她9歲的女畫家埃蒂斯·本達爾,並迷上了埃蒂斯“藝術家的身份和獨立的工作室”[3](P35),打算合作出書,期間她倆的友誼得到了飛躍式的發展。在曼斯菲爾德看來,埃蒂斯是“一個能掙錢養活她自己,在世界上有所表現的職業女人,會很容易和男人一樣有迷人的魅力。”[6](P321)她寫給埃蒂斯激情洋溢的情書,還在日記中坦白她的性感受:“昨晚我在她的懷抱中度過———今晚我恨她———也就是說我疼愛她:我躺在自己床上時總想到她身體的魅力……同她在一起時,我感到的性衝動超過同任何男人在一起。”[7](P12)曼斯菲爾德跟埃蒂斯的戀愛起源於對女性精英形象的崇拜,這是她一直嚮往的生活,在她與埃蒂斯的擁抱中,“每個人都既是男人又是女人,而且都為對方的半男半女的特質所陶醉。”[6](P386)波伏娃說,“同性戀的撫摸既不意味著破壞少女的童貞,也不意味著插入。少女既可以實現她作為被動客體的使命,又沒有覺得自己被深深地異化。”[6](P322)這正是女性同性戀在少女中流行的重要原因。也很好地解釋了曼斯菲爾德的同性戀行為。但是,這樣一種體驗通常只代表一個階段,“它的簡單易行恰恰就是它的死亡證書。”[6](P324)
1908年埃蒂斯結婚,傷心的曼斯菲爾德認為她太被動,絕對不可能成就偉大。[3](P37)就這樣兩人分道揚鑣。從此她開始思考是否其他同齡的女孩子也有過同樣的欲望,她們是否也像她一樣感到“這樣絕對強烈地放蕩,幾乎接近肉體的病態?”[1](P49)不久曼斯菲爾德與瑪塔在惠靈頓重逢,並再續前緣。除此之外,她還和另外幾個女同學關係親密。當然,在異性戀霸權的社會中這些戀愛都不可能修成正果。
波伏娃曾不無嘲諷地指出,“結婚不僅是一項光榮的事業,而且也不像許多其他事業那樣令人厭倦:唯有它才既允
許女人完整保存自己的社會尊嚴,又允許她作為愛人和女人獲得性的實現。”[3](P307)女人的正常而完整的命運就是“屬於男人”[3](P324)可惜一度沉迷於同性戀的曼斯菲爾德也無法逃脫異性戀婚姻的宿命,原因可能是“想證實自己是個正常的女人,男人的女人”。而且與異性的婚姻關係不會與之前的同性戀關係一樣,“使她一直受到羞愧的折磨”[1](P91)。也有人認為婚姻可以使曼斯菲爾德從專制的家庭中解放出來。[3](P63)可
結果卻表明,婚姻並未給她帶來任何的幸福和快樂,為了自由她付出的代價太過沉重。
1908年,曼斯菲爾德終於逃出了父母的控制,但她發現這嚮往已久的獨立令人窘迫:沒有父母的監護,仍有大量有形和無形的監護者限制著她的自由。要光明正大地追求夢想,最好是已婚婦女的身份。在倫敦,來自殖民地的曼斯菲爾德始終有不安全感,是這個保守社會中的不和諧音;在這個世界中女性被要求在私人空間和職業領域都順從,可她是個雙性的活躍女性,看來她得尋求保護性的偽裝了。[5](P50)
很快她與同樣來自紐西蘭的加尼特·特羅威爾墜入愛河,並秘密訂婚,但男方父母強烈反對二人的結合,而加尼特性格柔弱又無穩定收入來源,不敢違背父母的意願。傷心欲絕的曼斯菲爾德凱薩琳帶著身孕離開了加尼特。不久音樂教師喬治·波登對她一見鍾情,短暫交往後兩人在1909年3月倉促結婚。可是她婚後第二天就離開了新婚丈夫,這真是一次異常草率的婚姻!對於婚姻的失敗波登認為是曼斯菲爾德性慾不平衡,還有同性戀的怪癖導致她無法過正常的婚姻生活。[1](P94)
此後十年間,曼斯菲爾德都不得不以波登夫人的稱呼出現在公開場合,離婚進行得很不順利。婚後曼斯菲爾德的心理很矛盾,“雖然她內心的一半盼望做個老式的妻子,依靠一位堅強的好丈夫,而另一半卻堅持要求獨立,……”[1](P296)1918年,隨著她與波登先生的婚姻關係結束,她和文學編輯約翰·默里結為連理。但由於相識的初期是曼斯菲爾德供養默里,所以在物質方面她扮演著“丈夫”的角色。[5](P127-128)雖然自此直至辭世她與默里都是夫妻關係,但更多的是她在承擔著做“丈夫”的責任,後來這段婚姻也始終沒有給她帶來幸福生活。隨著時間的推移,“默里夫人”這個面具也越來越難以帶下去了,最終她仍是以“凱薩琳·曼斯菲爾德”③所廣為人知。
正是由於在現實生活中同性戀的傾向不能得到充分發展,還有兩次婚姻的不幸,所以只能通過寫作來宣洩壓抑的欲望。在異性戀婚姻之外發展女性同性戀似乎是曼斯菲爾德苦苦尋覓的一劑良藥,即使不能救女性出婚姻的牢籠,至少可以改善不和諧的夫妻關係。曼斯菲爾德以不幸的婚姻為主題的小說很多,如《一杯茶》、《幸福》、《毒藥》、《女店主》等,她“在婚姻故事裡融入了她自身慘痛的婚戀經歷,作品主要是通過女性在婚戀中的生存真相的透視來表現情愛短暫,婚姻的虛無,人生的無常”[8]。日積月累的生活創傷和感情挫折在多愁善感的曼斯菲爾德心中積澱,對男性的失望情緒越來越濃烈,從失敗的婚姻到喪失生育能力,她對男性徹底絕望了。
時間回到1903年,在皇后學院,接待曼斯菲爾德和兩個姐姐的是女生埃達·貝克,④埃達剛剛失去了母親,父親和姐
姐也離開了倫敦。她比曼斯菲爾德大9個月,資質平庸,貌不出眾,但性格柔和,寬容大度,助人為樂。曼斯菲爾德因與姐姐們和不來,在學校里落落寡歡,一次她和埃達在公園散步,一時興起她以近乎命令的口吻對埃達說,“讓我們成為朋友吧。”誰能料到,埃達後來居然成了曼斯菲爾德“一生中最無私奉獻的、最忠誠的朋友”[3](P22)和不離不棄的終身伴侶。但曼斯菲爾德對埃達的態度,卻十分矛盾。每當自己陷入與異性的情感困境、經濟危機或病魔的折磨,她總是首先渴求埃達無私的關愛和照顧,覺得離不開她;但當情感、·事業和健康狀況都好轉時,就讓埃達自謀生路,不要干擾自己的生活。對此蔣虹分析說,“一方面,她需要埃達對她的無私關愛;另一方面,她又痛恨自己對埃達的依賴及後者的干預。”[9](P215)直至人生的最後幾年,曼斯菲爾德在備受疾病折磨的同時,還在與默里和埃達的矛盾情感間痛苦掙扎———反覆無常,失蹤,混亂的性愛,狂亂錯綜的情緒。她與貝克
的“夫妻”關係和跟默里的夫妻關係在感情的強烈程度上是不分伯仲的。她們之間相處的模式充滿憎恨、厭倦、和好、眷戀,像人生一樣充滿迷惑。曼斯菲爾德曾多次咒罵埃達的失敗人生,但卻又極度地依賴她,這種依賴更加深了她對這種親密關係的憎恨。在義大利與埃達一起租住的小屋裡,她給默里寫信惡毒地嘲諷埃達的大個子,“如果我娶了她,看我會怎么揍她。我才不會把她射死呢,要不然事後處理起來可真是個大麻煩!”[10](P20)然後她還告訴默里在那個適合於情侶居住的屋子裡,她期待著他的到來。1922年她感到來日無多,才終於大度地承認埃達的身份,“我不配有這樣一個妻子。可我實在太愛她了。”[5](P131)
曼斯菲爾德與埃達·貝克長達二十年的伴侶關係中,曼斯菲爾德以埃達為原型創作了許多作品。首先是《已故上校的女兒》,這部被曼斯菲爾德自稱為“從某種程度上說唯一最使我滿意的小說”[11](P171)通過描寫約瑟芬和康斯坦尼亞這兩個老處女在父親的嚴厲教導下養成的病態心理,指出父權制大家長對女性獨立人格的扼殺。據說小說人物和情節基本上取材於埃達家的真實情況。曼斯菲爾德通過不斷變換的敘述視角和意識流的敘述手法,成功地表現出了毫無主見、惶恐不安、極不成熟的兩姐妹的生活狀態。“在墓地上,當棺材徐徐落穴時,約瑟芬想到她和康斯坦尼亞事先沒有徵求父親許可就把他入土,不由得膽戰心驚。父親要是知道了,他會怎么說呢?”兩姐妹是大男子主義的受害者,她們雖然歲數不小,但人生的經驗卻異常缺乏,在父親的死亡無可避免
地來臨後,兩人陷入了困境:失去了父親,又沒有丈夫,她們連女傭都管理不了,生活陷入困境,一籌莫展。其次,對
於埃達給她的無微不至的照顧和作出的犧牲奉獻,曼斯菲爾德都寫進了《女主人的貼身女僕》。整篇小說是女僕與某個夫人的對話形式展開的,這個聽故事的夫人就是個聽眾,而女主人則在女僕的嘴裡是個慷慨大方、心地善良的好人,女僕心甘情願地為主人奉獻終身。“女主人”利用“女僕”的善良,既無休止地壓榨女僕的勞動力,還阻撓她得來不易的好姻緣,使她推掉婚約終身陪伴在女主人的身邊。通過分析女主人和女僕的關係,讀者不難發現曼斯菲爾德對這個“女主人”的批評和諷刺,略顯幼稚的女僕失去了擁有幸福婚姻的機會還對主人感恩戴德,真讓人哭笑不得!通過讚美這樣一個單純質樸的女僕,批評那個假惺惺、殘忍的女主人,曼斯菲爾德表達了自己對埃達的愧疚之情,承認了埃達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埃達一直照顧著體弱多病的曼斯菲爾德,分享著她的文學夢想,分擔她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痛苦,她是曼斯菲爾德的護士、管家和知己。她十分清楚自由地寫作對曼斯菲爾德的重大意義。[5](P51)她們之間的關係,雖然似“夫妻”,但由於曼斯菲爾德羸弱的病體和不幸的婚姻,並不帶有性的色彩。更多的是埃達對曼斯菲爾德的理解和支持,遠遠超出了普通的女性友誼。從皇后學院的偶然相識,到楓丹白露的生死離別,埃達不愧是曼斯菲爾德的終身伴侶。
1921年,在歷經了兩次不幸的婚姻和死神的威脅後,曼斯菲爾德仍渴望獲得這樣理想的兩性關係:“我們既不能全為男性,也不能全為女性,而應該是兩性的複合體。我選擇發展自身的男性因素,他選擇擴展他身上的女性因素,這樣我們就完整了。”[7](P259)這種理想體現了曼斯菲爾德對兩性之間平等、和諧關係的嚮往,強調男女兩性的互補性,提倡兩性融合。曼斯菲爾德以複雜的兩性情感經歷和獨特的小說創作展示了女性對自我的追尋和關注。她的同性戀經歷是對父權制社會中異性戀霸權的大膽挑戰,既是她追求自由和成就的方式,也是她體驗生活的一種形式。她的異性戀婚姻,是她嘗試順從社會和家庭要求作出的犧牲和努力,是向父權制規範的妥協。這些雙性戀經歷有效地釋放出了作家的男性“力比多”,調節她身上的男性和女性因素趨於平衡,由此激發出巨大的創造力,為20世紀初的女性文學開闢了新領域。
五、參考資料[1] Alpers, Antony. The Life of Katherine Mansfield [M].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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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rkin-Gounelas, Ruth. Fictionsofthe Female Self: Charlotte Bro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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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nsfield, Katherine. Journal of Katherine Mansfield,“Defi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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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楊春紅,鄭友奇,素雅婉約的女性之歌———曼斯菲爾德的《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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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
[10] Mansfield, Katherine. The Letters of Katherine Mansfield (Ⅲ)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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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陳家寧.曼斯菲爾德書信日記選[Z].天津:百花文藝出版
社, 1991.
注釋:
①此故事收錄在Claire Tomalin著,Katherine Mansfield:A Secret Life一書
的附錄I中。
②曼斯菲爾德一共在惠靈頓和倫敦的三個女子學校中學習過,它們依
次是Wellington Girl s School,Miss Swainson s School和Queen s College。
③凱薩琳·曼斯菲爾德的父姓是Beauchamp,但她在1907年19歲生日到
來前就決心改名,採用了外婆的姓氏Mansfield,也標誌著她與父親的
徹底決裂。幾乎她發表的所有作品都是以Katherine Mansfield之名。
④即Ida Baker,後被曼斯菲爾德改名為Leslie Moore(L.M.)。
·87·第29卷第7期 吳群濤:雙性戀女作家凱薩琳·曼斯菲爾德
作品
她最早的短篇小說集《在德國公寓裡》是1909年旅居巴伐利亞時的試筆，批評了當地對婢僕的非人待遇、婦女所受的屈辱和壓抑，嘲笑了沒落貴族和民族偏見。以後出版的有《幸福》、《園會》。她死後出版了《鴿巢》、《幼稚》等4部短篇小說集。《玩具房子》寫洗衣婦的兩個幼女在國小極受歧視，偶然被富家小姑娘邀去家中看玩具房子，遭人斥逐。《園會》中，謝太太窮苦的近鄰不幸身亡，遺族正在傷心，她卻在園中奏樂宴客。兩篇都從側面表現了階級對立。
曼斯菲爾德的小說大多揭露社會的黑暗，但也有少數作品表現了生的欣悅。如《幼稚可也很自然》表現少年初戀時的天真。《前奏》、《在海灣》兩部中篇小說則以優美的散文描繪惠靈頓郊野的風物和家庭的情趣。
她在藝術上深受契訶夫的啟發，不設奇局，不求曲折的情節，注重從看似平凡的小處發掘人物情緒的變化。作品色彩鮮明，文筆簡潔而流暢，自有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