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採訪謝晉元將軍夫人
採訪抗日將領謝晉元夫人凌維誠是27年前的事，儘管那時她已年逾古稀，歷盡人生的坎坷和悲苦，但在她的神態和談吐中，依然折射出堅韌和豁達的氣質，令我欽佩和難忘。
記得1985年夏天，我無意中走進膠州路一條小弄堂，就在這窄窄的小弄盡頭，在一片簡陋的棚戶區內，有一小塊滿是荒草瓦礫的空地，但見斑駁的墓碑上，鐫刻著‘追贈陸軍步兵少將謝公晉元之墓’；落款是‘四行孤軍全體部屬敬立’等字樣。我懷著敬仰的心情，徘徊在這悲涼的墓地時，一個操著濃重蘇北口音的老人，從低矮的棚屋裡出來，這位滿頭白髮的老者，自稱是八百孤軍守墓老兵。當他得知我是報社記者時，就將謝夫人的住址、電話一併告訴了我。老人還喃喃自語地說：‘我守墓40年了，如果謝團長的墓有個好的安排，我也好安心回老家了。’
凌維誠女士到四行倉庫作報告說實在，雖然那時文革早已過去，但要去採訪一個國民黨將軍的遺孀，心裡還有些顧慮。我就和報社同仁肖宜商量，孰料他聽了也極有興趣。一天傍晚，雨過天晴，我們來到了吳淞路海寧路口的一幢三層樓房，謝夫人凌維誠就在二樓小客廳里接受我們的採訪。
70多歲的謝夫人，中等身材，精神矍鑠，說一口地道的上海話，她記憶清晰、思維有序，把他們的身世和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娓娓道來。
她生於1907年徐家匯的商人家庭，姐妹三個，她是老二。1924年畢業於務本女中，1927年又成了上海東南體專音樂專業的畢業生。
因此吹拉彈唱樣樣上手，尤其擅長小提琴；像這樣的才藝，在當時的上海灘新女性中算為時尚的。也許是冥冥中的緣份，在一次邂逅中，與比她大兩歲的謝晉元擦出了愛情火花。1929年9月，他們在漢口大華飯後舉行了隆重的婚禮，當時嘉賓雲集，葉劍英也應邀出席！次年，謝團駐防上海，她就在龍華賃屋居住，相繼生下一兒兩女。1936年上海抗戰形勢吃緊，謝晉元為了安心抗日，決定讓懷有身孕的妻子帶著三個孩子到廣東蕉嶺鄉下老家。一個從小在富裕家庭長大的上海姑娘，猛然拖兒帶女到粵北窮鄉僻壤去生活，但她對戰爭年代的艱辛早有準備，毅然脫下旗袍、絲襪、高跟鞋，赤腳下地務農，白天干活，早晚照料公婆兒女，用她那嬌嫩的肩膀，艱難地撐起七口之家。
1941年4月24日，正當她苦苦期盼抗日前線捷報的時刻，一個噩耗傳來，年僅37歲的謝晉元不幸遭暗殺殉難！4月25日起上海三十餘萬民眾連日到孤軍營弔唁謝晉元；大殮之日，國民政府嘉獎追授謝晉元陸軍少將銜，當時的軍政要員馮玉祥、何應欽、孔祥熙、張治中、陳立夫等都送了花圈和輓聯。在蕉嶺家鄉也設了靈堂，鄰近的梅縣、興寧、大埔等縣的各界人士紛紛趕來悼念和慰問。爾後，又獲悉政府向謝晉元家屬發五萬元憮恤金。凌維誠帶著四個子女，路遠迢迢地從粵北到當時的陪都重慶，受到蔣夫人宋美齡的接見。她說，比她年長十歲的宋美齡與她並肩而坐，拉著她的手，用軟糯的上海話對她說：‘維誠呀，儂放心，國家不會忘記你的-----’還一再地鼓勵她勇敢地面對生活，這一切給了她飽受傷痛的心靈得到幾許慰藉。
好不容易捱到抗戰勝利，宛若經歷了漫漫長夜而盼到黎明晨曦的她，帶著四個孩子，艱辛跋涉回到了闊別十年的上海。當她與年邁的父母團聚時，真是恍若隔世，悲喜交集，淚水縱橫，大有‘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之感慨。凌維誠是有膽識，敢擔當的女人。她得知八百勇士尚有不少流落街頭，生活無著。她在報紙上登了一則訊息：‘抗日將領謝晉元遣孀昨日抵滬，下榻新新旅社。’果然，第二天，一些在滬孤軍老兵、新聞記者、社會人士找上門來，使本來冷清的小旅館門庭若市。先後有近百名老兵訴說了流離失所之苦。於是，她毅然擔負起亡夫未竟的責任，她四出奔走，向社會各界呼籲，到南京找宋美齡求援。回上海後集資開辦了‘孤軍工業服務社’，生產出‘孤軍牌’毛巾、襪子、肥皂等日用品。使生活困難的老兵有了安頓；也有人攢夠了盤纏，揮淚告別回老家的，本文開頭那位白髮老者，就是自願留下來，與官長孤魂作伴的忠勇義士！
解放後，她家和部分孤軍的生活得到黨和政府的照顧，現在住的房子是陳毅市長親自特批的。她被安排到幼稚園工作，1957年擔任虹口區政協委員，文革時被誣陷為‘內定特嫌’，多次抄家被斗，謝晉元的許多遺物和照片都失散不存，期間大兒子病死。打倒四人幫後，生活才真正安寧。
後來我與肖宜同志又多次隨訪，了解她三個子女和孫輩都健康成長，小兒子謝繼民還擔任市政協委員，民革常委。她的晚年生活充分感受到改革開放的陽光雨露。1991年1月，她在平靜中去世，享年84歲。她將與謝晉元將軍一起，長眠於宋園（宋慶齡陵園）。
次子謝繼民回憶母親
母親維繫一家8人生計
抗戰勝利後凌維與八百壯士倖存者相聚上海謝繼民一直在追尋父親的足跡，對“八百壯士”的事跡，點點滴滴早已銘記在心。70多年來，他只能想像父親的英姿，因為抗戰前夕出生的他，從未見過父親一面。父親謝晉元出生於廣東省蕉嶺縣，曾就讀於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後轉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後參加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
謝繼民說，1936年春節過後，父親親自護送母親和3個孩子回到蕉嶺老家，他對懷孕的母親說：“日寇侵華的野心不死，中日之戰就要爆發。這場戰爭將會非常殘酷，把你們留在這窮鄉僻壤，實在是不得已的事。肚子裡的孩子生下來，如是男孩就叫‘繼民’，讓他繼承先輩的優良品格……等到抗戰勝利，再接你和孩子們回去……”然而，這卻成為謝晉元和妻子的最後一次見面。
謝晉元去世後，謝家老小的生計問題，全都落在了妻子凌維誠身上。謝繼民說：“我無法想像，母親原是一個衣食無憂、愛好音樂和藝術的女子，日後每天下地播種、挑糞、施肥……前半生和後半生完全不同，但她挺了過來。”
凌維誠1907年出生於上海，祖上在徐家匯老街經營一家麵店。凌維誠1927年畢業於上海東南體育專科學校，專業是音樂，她會彈鋼琴、拉小提琴、吹簫和唱歌。在畢業時，她結識了謝晉元，1929年兩人在漢口舉行婚禮。謝繼民還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老家的風俗習慣是男人喝茶聊天，女人種地煮飯。母親雖說在上海大城市長大，她卻適應了這種農村的生活。”
謝家沒有叔伯，又無兄弟，公婆年邁，孩子還嗷嗷待哺。謝晉元去世後，1941年，凌維誠輾轉5省去見委員長，卻得到答覆：“現在抗戰期間，國家困難，等抗戰勝利後，國家定會照顧你們的!”
“母親一人要維繫一家8口的生計。父親殉國後，國民政府特別撫恤5萬元，母親和阿公一人分得25000元，她用這些錢買了3畝地，自己耕作，維持一家8口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抗戰勝利，她帶著4個子女前往上海，由於錢款不夠，路上走了整整兩個月。“母親在汕頭等待搭便輪，就足足等了一個月，但是沿途只要聽說是謝團長的遺孤，民眾都熱心幫助，令我們感動。後來訊息傳到上海，‘八百壯士’在滬的，
謝繼民說，母親經歷的生計之苦是外人能看到的，但作為遺孀，她多年來受到的各種威脅、騷擾，卻是別人無法體會的。“母親30歲出頭便守寡，當時也有些不懷好意的人，騷擾甚至要挾母親。雖然我們年齡尚小，但母親實在無人傾訴，只得偷偷把我們叫到閣樓上商量。有一次，母親說她收到了一張紙條，如果不答應紙條上的條件，就小心子女的命!我立刻喊道‘不理他!我們不怕!’……當時我讀國小，但至今還記得那個場景。”
走過十年浩劫
謝繼民一生非常敬重自己的母親。由於家庭經濟負擔過重等原因，他直到1965年才結婚。“結婚時，我只對妻子提了一個條件，請善待我的母親，因為她太不容易了!”
新中國成立後，凌維誠給上海市長陳毅寫信，將自己與孤軍官兵尚存的六七十人的困境進行了描述。陳毅很重視，194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出秘四字第589號指令指出：“謝晉元參加抗日，為國捐軀，其遺屬應致照顧，吳淞路466號房屋一棟及墓地一段，悉仍撥歸凌維誠居住使用，一般費用酌予減免。”
新中國成立初期，謝家人的生活還算安定。姐姐謝雪芬從東北財經學院(東北財經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冶金部財務科工作，後隨夫調入常州冶金廠財務科;二姐謝蘭芬1950年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化學兵學校學習，後隨姐夫在廣東肇慶衛生系統工作。“文革”期間，其夫被迫害致死，直到1978年才得以昭雪平反，恢復名譽。哥哥幼民從小聰明能幹，然而後來卻出現精神錯亂等症狀。“哥哥後來頻繁住院，昂貴的醫療費不但貼進了我們全家的積蓄，花光了母親和我的工資，還讓全家常常入不敷出。但是我和母親並不怨悔，一直陪伴他直到1970年病逝。”
1966年“文革”開始後，謝繼民全家受到接二連三的衝擊。讓謝繼民慶幸的是，家庭成員之間的互相諒解和同舟共濟，讓他們最終挺了過來。謝繼民上世紀50年代在上海工作後，在基層當過財務會計、商店經理、工廠廠長等職。無論在哪一個崗位，他都任勞任怨，勤懇踏實。改革開放後，他先後擔任過上海市楊浦區政協副主席、楊浦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上海市黃埔軍校同學會親聯中心副主任、上海楊浦海外聯誼會副會長等職。
謝繼民說，戰爭讓他沒有享受過正常的父愛，但他希望自己作為英雄後代的經歷，能喚起讀者的共鳴，緬懷先烈當年對敵鬥爭的艱苦，體會抗日戰爭勝利果實的來之不易，從而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感謝黃埔軍校同學會對本採訪的幫助)
家庭成員
丈夫：謝晉元
妹妹：凌維娜
長女：謝雪芬
凌維誠與丈夫及子女三子：謝幼民
四子：謝繼民
謝晉元與凌維城1927年在一次婚禮上結識，當時兩人分別是伴郎和伴娘。儘管凌母對在戰爭年代嫁給軍人表示擔憂，凌維誠還是不顧反對，與謝晉元相戀。
1928年5月初，北伐軍在濟南遭日軍阻止（史稱“濟南慘案”），謝晉元作為先鋒營營長在戰鬥中身負重傷，後轉道漢口醫院養傷。此時，一年前在上海結識的女友凌維誠前來探望，兩人感情日漸加深。1929年9月，謝晉元與凌維誠在漢口大華飯店結婚。婚後兩人聚少離多，大多靠通信交流。
謝晉元殉難不久，1941年夏天，蔣介石曾在重慶召見凌維誠。她在專人護送下從廣東蕉嶺出發，途經廣西、貴州、雲南，輾轉來到重慶，蔣介石親自接見了她。她還出席了婦女界為她召開的茶話會，宋美齡、何香凝、李德全等出席作陪。在重慶，她第一次詳盡地聽到丈夫和八百壯士英勇殺敵的事跡，還觀看了根據這段故事拍攝的電影《八百壯士》。凌維誠一邊看一邊抹眼淚，她為自己的丈夫感到自豪，她也覺得幾年來她墳前，親口告訴他：抗戰勝利了，你的孩子長大了，你放心吧！
抗戰勝利的次年，謝晉元團長的遺孀凌維誠攜子女也從廣東鄉下回到了上海。她自1936年離開上海，至1946年返回上海，時間整整過去了10年。10年時間，上海已是面目全非，而她再也不是當年那個年輕俊美、喜歡跳踢踏舞的城市小姐，她已經變成一位飽經滄桑、一手老繭、地地道道的鄉村婦女。她按著丈夫的旨意，把自己的青春年華全部獻給了老人和孩子，獻給了抗日家庭，因而也獻給了國家抗日事業。
回到上海，在孤軍官兵的簇擁下，凌維誠和孩子來到謝晉元的墳前，凌維誠一頭撲倒在丈夫的墳頭，泣不成聲。10年了，這位堅強的女性，沒有掉過一滴眼淚，現在，她在丈夫的懷抱里放聲痛哭。4個子女，按著大小個頭，整整齊齊地站在父親的墳前，淚水橫流。大女兒雪芬，現在已是16歲的大姑娘。她還隱約記得，在上海的時候，她經常鑽在父親的懷裡，指著父親的手槍吵嚷，長大要當女兵。現在，她在對父親說，爸，仗打完了，女兒不用當兵了，女兒要像你年輕時一樣，去上大學，長大當醫生、當老師。二女兒蘭芬，小時候頑皮貪玩，常常惹父親生氣，現在十分悔恨，她在對父親說，爸，我現在懂事了，我要聽媽媽的話，不惹媽媽生氣。老三幼民12歲，10年前的事情他知道得很少，他看到兩個姐姐在哭訴，在流淚，他的淚珠便也簌簌地往下滾。年僅10歲的小兒子繼民，他從未見過父親的面，現在，他站在墳前，雙眼盯著墓碑上鑲嵌著的父親的瓷畫像，哭喊著：“爸爸！”
這是他第一次叫喚爸爸。
只是不知爸爸聽見沒有？
幾經周折，記者找到了謝晉元將軍的兒子謝繼民。說到自己的名字，謝繼民介紹，1936年初春節過後，謝晉元把妻子凌維誠以及三個兒女護送到廣東原籍，臨別時對懷孕的妻子說：“等到抗戰勝利那一天，我親自把你們接回上海。肚子裡的孩子生下來，如是男孩就叫‘繼民’，讓他繼承先輩的優良品格。”誰知這一次分別竟成永別。
至今謝家仍保存著淞滬抗戰前謝晉元發給妻子凌維誠的一封家書，壯士一片愛國熱忱字字可見：
“巧英吾妻愛鑒：日內即將率部進入滬淞參戰，特修寸箋以慰遠念。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蠶食，亡國滅種之禍，發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孫無噍類矣。為國殺敵，是革命軍人素志也；而軍人不宜有家室，我今既有之，且復門哀祚薄，親者丁稀，我心非鐵石，能無眷然乎！但職責所在，為國當不能顧家也。老親之慰奉，兒女之教養，家務一切之措施，勞卿擔負全責，庶免旅人之分心也……”
讀著這封家書，我們好像回到了當年那場悲壯的戰鬥中———
1937年10月26日夜，堅守閘北陣地的88師主力撤出閘北，僅派謝晉元率524團1營進入四行倉庫準備作象徵性抵抗。該營其實只有400多人，為了迷惑敵人，謝晉元號稱有800人。27日上午8時，日軍由東向西蜂擁而至。謝晉元一聲令下，樓內所有武器一齊開火，敵人死傷數十人，暫時後退。10時左右，日軍又發起第二次進攻，被中國守軍用集束手榴彈炸得鬼哭狼嚎。
28日上午日軍發起進攻。敵機一隊一隊盤旋在四行倉庫上空偵察威脅，企圖投彈，但大樓頂部設有高射機槍陣地，敵機不敢低飛，高空投彈又恐誤炸英租界不敢投彈。中國守軍居高臨下對日軍步兵一頓猛掃又一次打退敵人進攻。29日日軍以坦克為先導，大批步兵再次向四行倉庫進攻。當日軍逼近大樓時，中國守軍突然齊射，並迅速投擲手榴彈，日軍死傷甚多。守在6樓視窗的一等兵石先達拿出4枚手榴彈抱在胸前，拉開繩環，在日軍接近樓下視窗時，從樓上跳下，與敵同歸於盡。
30日凌晨，日軍又一次發起進攻，用機槍對中國守軍瘋狂掃射。戰鬥一直持續到晚上，日軍始終未能靠近大樓。在連續4天的血戰中，謝晉元率領“八百壯士”頑強抗擊日軍進攻，犧牲10餘人，30餘人受傷，擊斃敵軍二百餘名。
30日晚上，在上級命令下，謝晉元率部無奈撤退。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再現當年
當時，日軍大約一個營相當於中國軍隊一個師的戰力
一場實力懸殊的戰爭
7月初的上海，酷熱難耐。在淞滬抗戰紀念館，我們得到貴賓級禮遇。館長陳賢明破例將兩位親歷淞滬抗戰的老者請到館中接受採訪。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建在淞滬抗戰的戰場遺址上，位於上海市寶山區臨江公園內，緊臨長江堤，公園風景秀美、綠樹成陰，這裡免費對外開放。在紀念館的會議室里，我們見到了84歲的葉林根老人和93歲的杜重石老先生，前者是日軍上海大屠殺的倖存者，後者是淞滬抗戰中的國民黨軍官。
據館長陳賢明介紹，有資料對抗戰期間的敵我軍隊力量進行過統計比較：中國軍隊一個師平均9600人，步槍2000支，子彈每人20發。日軍的一個師團平均22000人，步槍9000支，每個士兵每月消耗子彈300發；中國軍隊輕重機槍60挺，山炮5門，汽車20輛。日軍的輕重機槍600挺，汽車1000輛，戰馬2000匹，山炮200門，裝甲車20輛。日方當時有飛機總計20000架，軍艦280萬噸。根據估算，日軍一個大隊(相當於一個營)，其戰力相當於中國軍隊一個師。在軍事力量懸殊如此之大的情況下，這場淞滬會戰從1937年8月13日打到11月12日，中國軍隊頑強抵抗了整整3個月！
時任20軍駐滬辦事處少將主任的杜重石說：“我們的部隊，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地投入戰場，這個戰場就像大熔爐一般，人一進去就熔化了！我用長槍挑著軍帽露出掩體，不到兩分鐘，帽子被打成了篩子一樣。”
我們來到淞滬抗戰紀念館展廳。紀念館中陳列的是兩次淞滬抗戰———“一二八事變”和“八一三”淞滬會戰的大量史料，將“一二八”事變和“八一三”淞滬抗戰如何爆發，中國軍民如何英勇抗戰的歷史史實一一陳列出來。一樓展廳展出的是在淞滬抗戰中18個可歌可泣的故事。一個個感人的故事，一段段當年的時間片段，充實了記者對淞滬抗戰的印象，讓淞滬抗戰變得更加具體起來。市民義勇軍海塘退敵；童子軍赴湯蹈火救助傷員；白衣勇士義救受傷官兵；小義士捨生取義……戰爭已經遠去。而在這些記錄著戰火的舊址和遺物里，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氣節與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