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粉社會學
“每次我走近湖南台所在的廣電大廈，還有幾百米距離，就已經看見成千上萬的‘冬粉’圍在道路兩旁，那景象真是令人嘆為觀止，比如人數最多的‘玉米’身穿統一的黃色上衣，列著方隊，就像古羅馬開過來的‘黃色玉米兵團’，還高喊口號‘玉米不怕累’，那種沸騰的場面只能用瘋狂來形容……”超女評審黑楠這樣描述過他眼中的“冬粉”。 對公眾人物具有強烈的認同，構成了“冬粉”的社會心理基礎。在明星的號召下，“人們像社會動物一樣聚集在一起。他們沉醉於從過度興奮的人群中迸發出來的神秘力量，然後又逐步進入易受暗示影響的狀態，就像那種由藥物和催眠術引發的狀態。”（塞奇·莫斯科維奇）
冬粉們在各大城市的鬧市區“掃街”、在白領們集中的寫字樓“掃樓”……在一切可能的場景下為自己的偶像拉票。他們身著統一的服裝、舉著偶像的招貼來吸引路人注意力，他們用一個棒棒糖等小禮物來請求過路陌生人的支持……
冬粉組織
但“瘋狂”背後卻有著清醒的理性規劃。《中國青年報》的文章《超女評選中的公民意識》介紹了張靚影的冬粉們的自組織行為：“‘涼粉’成立了五個職能部門：宣傳部、策劃部、財務部、組織監察部和長沙現場工作部。他們在網上策劃、討論、決策，共同起草、制定和修改規則，並公之於眾。整個過程都遵循公開透明的原則。” 這是一種有趣的現象。過去那種游兵散勇式的追星族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具有了社會動力學意義上的群體。尤其引人矚目的是，作為一個社群，“冬粉”們正日益主動參與到當代中國文化和社會的轉型進程之中。
2007年1月，一個名為“冬粉公益聯盟”的團隊在北京宣布成立，加入聯盟的有上百個冬粉團體，參與人數眾多。成立的當天下午，冬粉聯盟的成員一起乘車前往順義，參與“走進太陽村”行動。這次行動為太陽村共籌得資金2820元整，衣物49包，鞋5雙，書若干，文具若干。在活動中，各個冬粉團體與孩子們一起溝通交流，表演節目，參加互動小遊戲，去操場摘辣椒……和小朋友們玩得不亦樂乎。
冬粉團體的崛起凸顯出中國民間的自組織行為的勃興。儘管如此，與近年中國社會蓬勃發展的其他民間組織相比，“冬粉”群體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組織關係還顯得十分微弱。“冬粉”群體的團隊精神在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象徵，其組織行為是為了追求文化和興趣認同，但它本身不具備社會團體所有的基本屬性。它的交流意義主要體現在媒介化的互動和個人的興趣互動，而非社會運動。
偶像的黃昏
從表面上看，冬粉是作為明星的附庸而存在。然而在冬粉當道的時代，他們的崇拜者們卻面臨尷尬的境地。 2007年，各種選秀活動依舊進行，希望一夜成名的人們仍然在惴惴不安地憧憬著明星之夢。然而那些昔日的偶像卻並不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幸運。選秀節目“我型我秀”的人氣之王師洋因不滿公司對自己的安排，單方面提出解約，但是上騰娛樂一直沒有答應師洋的解約要求，並且也不給他安排任何演出。這位紅極一時的明星如今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也沒有自由，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不見。
這種情形是無法避免的。大眾傳媒不容許個人對任何偶像的持續膜拜，而是不斷以新的偶像替代舊的偶像。因此它們在進行造神運動的同時，卻不斷進行著對這些偶像加以否定和毀滅。這個偶像替換遊戲，瓦解了“冬粉”們的情感，卻刺激了他們新的欲望。
英國學者克里斯·羅傑克在《名流》中寫道：“隨著上帝的遠去和教堂的衰敗，人們尋求救贖的聖典道具被迫壞了。名人和奇觀填補了空虛，進而造就了娛樂崇拜，同時也導致了一種淺薄、浮華的商品文化的統治。因而，娛樂崇拜掩飾了文化瓦解。商品文化無法造就完整的文化，因為它在每件商品上都打上了轉瞬即逝和完全不可替代的烙印。”
對於一夜成名的偶像來說，即使你簽了約，途中的變數也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相對龐大的娛樂工業，明星只是可以加以利用的鏍絲釘，一個任由扭曲的符號，隨時可以被取替和遺忘。而他們的“冬粉“，也只能在失望中等待著下一個偶像的降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