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薄一波“61集團案”首犯之一“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遭受殘酷迫害，被認定為“六十一人反革命集團”。在草嵐子監獄“自首”也被嚴厲批判。
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江青、康生一夥首先指令“彭真特偵組”調查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問題。然後，在8月18日“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上，又私下授意紅衛兵代表，揪斗這些老幹部。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澤東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間的北京報紙，從他們登報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康生還隨信附上了1936年8月30日，《華北日報》全文發表了這份題為《徐子文反共啟事》的影印件。
草嵐子犯人
曾彥修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還得從1936年說起。
1936年三月，劉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歷經艱險，來到華北，作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並任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到天津後，面臨新的工作和所處的環境，深感“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華北黨組織連續造成的嚴重損失。這裡黨組織遭破壞，黨員幹部被捕，幹部嚴重不足。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在白區除開保存了黨的旗幟外，其他東西是很少保存下來的……。眼下，特別隨著華北抗日救亡運動的日益高漲，就更迫切需要大批有豐富鬥爭經驗、能夠實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的領導幹部。
1936年4月的一天，劉少奇見到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兩人談了華北的形勢，劉少奇陷入深思。這時，柯慶施靈機一動，突然想到，當時，“北平軍人反省院”（因地處北平草嵐子胡同，通常稱草嵐子監獄），關押著一批黨的幹部。這批幹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黨組織兩次遭大破壞而被捕的。他們在獄中進行了堅貞不屈的鬥爭。到1936年時，還有六十多人被繼續關押著。其中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這批倖存下來的幹部，是黨的一筆寶貴財富，如果能將他們營救出來，可以大大加強華北地區的幹部力量。而且，日本侵略者進攻華北已不可避免，如果讓這批幹部落入他們之手，將很難生還。
於是，柯慶施對劉少奇說：關押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中的一批同志，他們的刑期多數已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能出獄。考慮到抗戰缺少幹部，柯慶施向劉少奇建議，讓獄中的幹部履行監獄規定的手續，及早出獄。這樣，一方面可以緩解北方局幹部奇缺的困難，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領北平後，避免不必要的犧牲。
劉少奇聞言，低頭沉思，他當然清楚所謂“履行出獄手續”意味著什麼。更明白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最後他點點頭，緩緩地說：我個人同意。履行敵人規定的出獄手續，是在特定條件下採取的一個特殊措施，有利於黨的事業。但他也深深感到，這件事情關係重大，責任重大，必須請示中共中央。於是，劉少奇立即請示中央。當時的中央負責人張聞天接到劉少奇的報告後十分重視，同在陝北的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商量後，很快批准了這個要求。
河北省委被毀
在1931年,原中共河北省委被破壞,省委負責人陳原道、郝清玉、周啟敦、安子文、周仲英、劉亞雄等被捕。1931年2月,殷鑑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省委從天津遷到北平。6月省委秘書長郭亞先(果振祥)、軍委書記廖劃平、團省委書記李國玉、河北省互濟會黨團書記賴德被捕叛變。中共北方地下黨組織,包括順直省委即後來的河北省委、省軍委、青年團省委及北平、天津市委,都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殷鑑、楊獻珍、薄一波、劉瀾濤、董天知、韓均、張友清、趙林、李楚離、田星雲、廖魯言、徐子榮、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馮基平、王鶴峰、李力果、劉有光、劉格平、侯振亞、唐方雷、傅雨田、扶屏、黃建純、馬輝之、朱則民、孔祥禎、趙明新、高仰雲、王德、徐冰等300人相繼被捕入獄。
1936年6月，劉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覆，立刻把這件事交由柯慶施去執行。柯慶施當即派地下黨員徐冰（公開身份是北平中國大學教授）同孔祥禎取得聯繫。孔祥禎1931年被捕，入草嵐子監獄，曾任監獄中的秘密黨支部書記，1932年因病保外就醫，出獄後以家庭教師身份作掩護，繼續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自首”出獄
孔祥禎設法給當時監獄黨支部負責人之一的殷鑑秘密送去一封信。大致意思是：北方局指示你們可以履行“出獄手續”，爭取早日出來。
1936年7月，北平軍人反省院。高高的圍牆上安著電網，四周和大門都有崗哨，戒備森嚴。當時正擔任獄中黨支部書記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員劉瀾濤、殷鑑，收到北方局要他們履行出獄手續的密信後，正疑慮重重。他們擔心這是敵人設下的又一個圈套，於是同少數骨幹商議，決定不予執行，也不在黨員中傳達討論。
北方局送信到獄中已三個月，仍不見回音。劉少奇決定，通過孔祥禎給獄中黨支部寫第二封信。信中說：黨組織營救你們出獄，這是中央的決定。上次去信後不見你們的行動，現再做如下指示：根據新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需要，考慮到你們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黨認為，為了爭取你們儘快出來為黨工作，你們不但可以，而且必須履行敵人出獄手續。這樣做是符合黨的最大利益的。黨認為你們過去堅持不在敵人“反共啟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確。但是，你們那時的鬥爭，還是在小圈子、小範圍內的鬥爭，要求你們出來在廣闊範圍內作鬥爭。形勢變了，國民黨“安內攘外”，登“反共啟事”司空見慣。正因為你們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所以你們更有條件，這是特定條件下所作的決定，不是常例。黨向你們作出保證，在政治上和組織上中央完全負責，政治上不以叛徒論，組織上不歧視，你們要相信中央。如果你們接此信後，仍然拒不執行，就要犯更大更嚴重的錯誤。
這時，獄中黨支部已經改選，支部書記是趙搏，支委是楊獻珍、張友清。他們同骨幹分子討論後，考慮到黨的紀律，準備將中央指示付諸討論，徵求獄中全體黨員意見。
為了證實這兩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過另外的通訊辦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說明，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經中央批准的，隨信還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的主要內容抄件。
支部終於判定:確係中央指示。他們作出了“準備執行”的建議，交全體黨員討論。討論結果，一致同意服從組織決定。
1936年9月上旬的一天，薄一波等9人第一批出獄了。
北平，太廟茶館。熙來攘往的人流絡繹不絕，小商小販的叫賣聲喊成一片。薄一波同孔祥禎並肩走向茶館，他是來和北方局黨組織接關係的。到了茶館門口，孔祥禎留在門外瞭望，薄一波一個人走了進去。迎接他的正是徐冰。兩人緊緊握手，徐冰問了薄一波的住址，向他交代了接頭的暗語，然後匆匆離開。
按照地址，柯慶施找到了薄一波，說：“讓你們出來是劉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經中央批准的。你們出來時還拿架子，三請諸葛亮才出來呀！”言畢，哈哈大笑。
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幾十名共產黨員，分作九批履行了監獄規定的手續出獄，陸續出獄。出獄後他們被中共黨組織分配到山西、河北、天津等地，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開始新的工作，從而大大加強了北方黨的力量。
1944年3月，抗日戰爭已開始局部反攻。黨的七大準備工作正著手進行。
寶塔山下，春風楊柳，紅旗飄飄。
薄一波作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從晉冀魯豫解放區趕到延安。住在延安中央黨校一部，參加統一的學習和審查。當時，他還是晉冀魯豫代表團的副團長，團長是劉伯承。
從草嵐子監獄出獄的黨員中，有七大正式代表l2人，候補代表2人。
薄一波到延安第二天，即向毛澤東匯報了在北平5年半的獄中鬥爭，毛澤東連連讚賞。之後，書記處書記任弼時又找薄一波談話，說：你們出獄，中央完全知道。
薄一波提出，應把他們1936年出獄的問題向七大作出報告，把過程講清，作結論。在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討論時，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任弼時正式說明了這件事。委員會對薄一波等人的出獄問題，作出明確結論，認為適合代表資格，並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過。
當時，康生也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他還曾當面對薄一波讚揚說:北方局的一大功勞就是營救草嵐子監獄的一批幹部出獄。
叛徒集團案
這段歷史中共中央早有定論，但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江青、康生一夥，卻又將它作為一樁歷史疑案，重新提出，別有用心，無事生非。他們為了藉機陷害這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全國掀起了“揪叛徒”的浪潮，把薄一波等經組織決定出獄，說成了“自首叛變”，說成是“劉少奇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為此，還搞假證，進行誣陷，欺騙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欺騙各中央委員。在他們煽動下，經毛澤東同意，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這一檔案指出：“在反對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揭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的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些變節分子……許多人在重新混入黨內以後，成為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堅決執行者，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革”期間，這批人尚有四十人健在，其中有二十二個人擔任著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乃至國務院副總理的領導職務。薄一波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劉瀾濤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西北局第一書記、全國政協副主席；安子文歷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紀委副書記、人事部部長、中央組織部部長；劉錫五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楊獻珍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廖魯言任農業部部長；李楚離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璽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周仲英任國家經委副主任兼國家機關黨委書記；徐子榮任公安部副部長；李力果任一機部副部長；劉有光任七機部副部長；馬輝之、彭德任交通部副部長；胡錫奎任西北局書記處書記；王德任中南局候補書記；趙林任吉林省委書記；王其梅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王鶴峰任黑龍江省委書記處書記；傅雨田任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高仰雲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當時不但這四十位老同志慘遭迫害，他們的家屬，他們的親友，老部下幾乎全部受到株連，據說受審查受迫害的人數有成千上萬。這起冤案就是這樣造成的。
更有甚者，他們怕張聞天如實說出當年中央批准北方局建議的事實經過，還對其進行了威脅和關押監護。
1968年4月的一天，兩名幹部模樣的人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找到了張聞天。廬山會議後，張聞天便被罷免了一切職務，離開政壇，在經濟研究所當了一名特邀研究員。來人自稱是“康老”派來的，他們嚴厲地對張聞天說:“1936年薄一波等人出獄的案件，被你從中把水攪渾了。這案件是劉少奇背著中央乾的，你張聞天為什麼要承認是你批准的？！以後你如再瞎說，後果由你自己負責，你應替你的子孫後代留條後路!”原來，南開大學紅衛兵在此之前曾向張聞天追問薄一波等人出獄的問題。由於事隔多年，張聞天為了慎重起見，將回憶的情況，先給康生寫了封信，請他查查中央原來的檔案，以證實當時的情況。
給康生連寫了兩封信，均杳無回音。張聞天無奈，只好決定由他個人負責，承認是自己批准的。於是，禍從天降。 1968年5月16日下午，一個排的武裝士兵將張聞天夫婦帶走，實行關押監護。直到1969年的10月20日，監護才被解除。
1978年，由曾彥修作證，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頂住種種壓力，積極撥亂反正，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因而，“六十一人叛徒集團”這一特大冤案很快得到平反。這批老同志也才從“叛徒身份”的枷鎖下解放出來。
1978年12月，有著里程碑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會後，開始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中國共產黨終於擺脫了“左”的思想的長期束縛，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
事件簡介
“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到處網織罪名，肆意打擊、迫害老幹部，以實現他們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當時轟動國內外的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就是他們迫害老幹部，製造的一起大冤案。
平反經過
康生一手策劃假案成鐵案
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1966年11月24日，周恩來在給西北局關於造反派要批鬥劉瀾濤的電報中批覆道：“23日電悉。請向南開大學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志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為了慎重起見，周恩來又將批覆送毛澤東審批，同時附信說：“當時確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毛澤東也批准了。
但陳伯達、江青、關鋒、戚本禹、謝富治等人到處煽動學校的紅衛兵對六十一人中的倖存者進行揪斗迫害。通過大量的逼供信，在當時那種不正常的政治環境下，1967年3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全黨發的(1967)96號檔案，轉發了《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黨問題的初步調查》。這個所謂《調查》，完全違背歷史事實，誣陷六十一人“本來就企圖叛黨保命”，而“叛黨出獄”又是劉少奇“背著黨中央”、“背著毛主席”，“策劃和組織的”。從此，由一夥製造的大假案，便成了經過毛澤東同意，以黨中央檔案形式確認的鐵案。到1967年，已有6000多人受審查或拘禁，廖魯言、楊之華、徐子榮等中共元老被折磨至死。
薄一波慘遭迫害陰霾密布
1967年初，正在廣州療養的薄一波被紅衛兵揪回北京，受到康生等人的無情批鬥和殘酷迫害。他的夫人、二輕工業部黨組成員胡明被迫害致死。薄一波的家也早被洗劫一空，工資取消了，尚未成年參加工作的孩子無家可歸，沒有了生活來源，陷於饑寒交迫之中。1967年12月下旬，20歲的薄熙永、18歲的薄熙來、16歲的薄熙成，都被投入了監獄。
1975年，復出後的鄧小平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後還擔任中央副主席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他的努力下，許多老同志從監獄釋放出來。2月9日，中央特偵組向薄一波宣布說：“經毛主席批准，解除對你的監護。”現在你自由了，今天就可以出去。薄一波被送到了西直門外國務院第二招待所，孩子們獲準和父親住在一起。這時薄一波才知道夫人胡明已去世，不禁熱淚盈眶。
5月9日，中央特偵組的人又跑到招待所找到薄一波，責令他三日內立刻到河南安陽去。薄一波拒絕了：“我不走！我是公民嘛，我有自己的自由。”特偵組不斷來人催趕，並且揚言要採取強制措施。但薄一波堅決頂住，絕不受他們的擺弄。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申訴信，又寫信給鄧小平，請他呈轉毛澤東主席。受毛澤東委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同志，把薄一波的信拿到中央會議上討論。他說：“那次出獄的整個經過，都是中央決定的。硬說他是叛徒，我不能同意。”然而由於“四人幫”的干擾，這個問題未能得到解決。7月17日，中央特偵組背著鄧小平向薄一波宣布“審查結論”，仍然說：“薄一波是叛徒，根據黨章規定清除出黨……遵照毛主席‘調查從嚴，處理從寬’和‘給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權，關起來，每月發給200元生活費。”他們逼著薄一波在結論上籤字，遭到拒絕。
1977年7月，粉碎“四人幫”已經10個月了，但“左”的專案人員仍逼著薄一波搬離北京。薄一波再次拒絕。“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中的其他人也和薄一波的命運差不多。“文革”前任中央黨校校長的楊獻珍被判處了8年有期徒刑，出獄後還被流放3年。劉瀾濤在14個月的時間中被批鬥1000多次，夫人劉素菲含冤而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從1968年2月12日到11月8日的9個月中，根據李楚離特偵組《審訊記錄》記載，他就被刑訊揪鬥了194次。
由於受“李楚離叛徒”冤案的株連，37位高級幹部也被立了案，中央29個部門和24個省市的1604名幹部受到審查，唐山地區737人被戴上“叛徒”、“特務”或“走資派”的帽子，遭到揪斗。29人在這一冤案中死於非命，8.4萬餘人受到株連的迫害。在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以後，“左”的陰霾仍然盛行，被流放在外地的安子文、劉瀾濤、楊獻珍、唐方雷等許多人仍然留在原地被嚴密監視著，不得越雷池一步。
當事人上書平反阻力重重
1977年7月，薄一波等人及其親屬子女給中央寫信，要求平反這個重大冤假錯案。11月11日，孔祥禎，這個於1936年春向獄中黨支部傳送中央指示的當事人，再一次給中央寫信，把所有經過都作了詳細的說明。他懇切地說：“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事關幾十個幹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報告中央，一旦個人命盡，真會使我死不瞑目，遺憾九泉了。”因為了解這一問題的當事人，只剩他一人了。1977年12月8日，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遺孀王先梅，給鄧小平寫了一封申訴信。
12月25日，鄧小平作出批示：“請東興同志批交組織部處理。王其梅從抗日戰爭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問題不應影響其家屬子女。”汪東興看了也接著批示：“請耀邦同志閱辦。毛主席歷來有指示，應區別對待，不能歧視。”12月31日，看到了黨中央兩位副主席閱批過的這封申訴信，胡耀邦立即找了幾位同志研究並決定：應把這個問題的解決，當作徹底平反“六十一人案”的突破口。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實政策的訊息和《王先梅同志寫給中央領導同志的信(摘要)》，並發表了該報評論員文章《落實幹部政策的一個重要問題》，引起廣泛反響。熟知“六十一人案件”的人認為，對王其梅同志家屬和子女落實政策，又發表評論員文章，說明康生等人蓄意製造的“三六”大案的平反昭雪已指日可待。
然而平反問題並沒有像人們想的那樣簡單，仍然是阻力重重。6月9日，汪東興和紀登奎、吳德找胡耀邦與陳野苹談“六十一人”問題。汪東興說：中央特偵組的第一辦公室和第三辦公室，是“文革”剛起步時黨中央決定成立的，由華國鋒同志和我們幾人(指汪東興和紀登奎、吳德)直接負責的。這兩個辦公室的案子，都是經過毛主席批定的。現在應繼續貫徹毛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問題是經過毛主席和黨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隨便翻過來。還有彭德懷、陶鑄等人的問題，也不能隨意翻過來。第一辦公室的人也強調中組部不得為“六十一人案件”翻案。
胡耀邦暗中工作獲得小平支持
對於汪東興和中央特偵組的這種態度，胡耀邦沒有多說什麼。但他一直在悄悄地操作著“六十一人案件”的平反問題，爭取得到鄧小平的支持。1978年6月25日，鄧小平在一份關於“六十一人案”的申訴書上批示道：“這個問題總得處理好才行。這也是實事求是的問題。”7月4日，華國鋒也批示：“六十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組部進行複查，向中央寫個報告。”
他指定乾審局副局長賈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這項工作。1978年夏，中組部決定由賈素萍、倪書林、周曦和、張漢夫四人對“六十一人案”進行調查研究，胡耀邦特意交代他們要先去看望薄一波。賈素萍四人首先來到西直門國務院招待所，向薄一波作調查。見到薄一波後，他們親熱地問候：“薄一波同志！您好。”被人稱為“同志”，這是十二年來的第一次，使薄一波非常激動。賈素萍說：“今天我們先來看看您，聯繫一下，請您根據自己的健康狀況，定個時間，我們再來聽您的意見。”薄一波高興地說：“我的身體很好，不必另約時間，今天就談，行不行？”他把中組部長派來的四位同志請到自己住的房間坐下，一口氣談了七個多小時。在炎熱的夏天，賈素萍等四人在北京到處奔跑。先後找到“六十一人”中的周仲英、馬輝之、劉有光、朱則民，和他們逐一座談，傾聽意見。
8月初，賈素萍四人來到赤日炎炎的安徽安慶，在一間小平房裡訪問了劉瀾濤。劉瀾濤從西北被揪到北京，在監獄關了8年。1975年5月28日從監獄放出來以後，戴著“叛徒”的帽子被流放到安慶。即使身處逆境，劉瀾濤仍然保持著對黨的忠誠。他在一首小詩中寫道：“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幽禁總作罷。人海蒼茫君何往，黨是親娘神州家。”
無論往那兒發落，劉瀾濤對黨對人民的赤子之心是堅貞的。見到中組部的同志後，一向理智的劉瀾濤不禁老淚縱橫。在淮南，安子文受到中組部來的同志的親切問候與關懷後，像委屈的孩子見到娘一樣失聲痛哭。他們在安徽訪問結束後，又到天津、山東、吉林、陝西調查。他們夜以繼日地查閱檔案，研究材料，衝破重重阻力，付出了巨大的艱辛。他們調閱了大量敵偽檔案，走訪了1936年擔任北平市委書記的李葆華，黨的“七大”期間熟知代表資格審查情況的中組部幹部科長王鶴壽以及晉冀魯豫代表團的另一位副團長王從吾，並請他們都寫了書面證明材料。
張聞天的夫人劉英也寫了一份證明材料，認真回憶了當年張聞天作為黨中央總書記，是如何與毛澤東、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研究批准了劉少奇的那個建議，並給劉少奇回電的。令賈素萍他們震驚的是，這批共產黨人在1936年出獄的經過，康生本人不僅早就十分清楚，還在許多場合多次地肯定和讚揚過。1943年，康生在延安對薄一波說：“北方局營救關在草嵐子監獄這批黨員幹部出獄，做得對，做得好！”賈素萍他們調查訪問的大量事實，徹底否定了康生、江青一夥的謊言，戳穿了他們栽贓誣陷製造冤案的陰謀。11月20日，中央組織部向黨中央寫出了詳細的《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
調查報告出台冤案得以洗清
這份調查報告，首先明確提出：六十一人案是一起重大的錯案。這件事是1966年8月由康生重新提出來的。調查報告共分7個部分，還有23份附屬檔案，對這件事作出了明確的結論：“我們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謂薄一波等‘六十一叛徒集團’是不存在的，是一個大錯案。我們對這一重大案件的結論和處理意見是：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對敵鬥爭的表現是好的。出獄時他們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示’上按了手印，並發表在當時平津的報紙上，是執行黨組織的指示。當時北方局的決定，不是劉少奇同志個人的意見，參予決定這個問題的還有柯慶施等當時北方局的領導同志。1936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的總書記，他的批覆，應該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許多同志說明，毛主席曾向他們表示中央知道他們出獄的經過，這一點應該認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據當時華北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形勢以及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的表現，指示他們可以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以便為黨工作，這是組織上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採取的特殊措施”；並提出處理意見：“對那些根據黨組織指示，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示上按手印並登報後出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處理的同志，應恢復黨籍，恢復原工資級別，酌情安排適當工作。因這一問題而使其家屬、親友受到株連和錯誤處理的，也應改正過來。已經去世的，應做好善後工作。”
1978年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在華北組的發言中列舉了六個比較重大的、亟待解決的歷史問題，其中第一個就是“薄一波等同志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他們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黨中央決定的，不是叛徒。”發言引起了會議代表的強烈反響。12月13日，鄧小平在會上提出：“我們的原則是‘有錯必糾’。凡是過去搞錯了的東西，統統應該糾正。……有錯必糾是我們有信心的表現。”12月25日，華國鋒在代表中央政治局講話中說：“關於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案件問題。現已查明，這是一起重大錯案。……中央討論了這一問題，決定為這一重大錯案平反。關於這個問題，中央還要發一個正式檔案。”
中央工作會議批准了中組部《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1978年12月16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一天，這個調查報告以中發〔1978〕75號中共中央檔案的形式發到全黨。這個長達12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錯案，終於得到平反昭雪。案中許多被迫害流放到外地的同志，相繼回到北京，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1979年元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為被迫害致死的廖魯言、胡錫奎、徐子榮、劉錫五、王其梅等五人舉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會。1980年6月25日，黨中央在全國政協禮堂，為傑出的組織活動家安子文，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在“文革”中因這一案件被迫害死的其他同志，也由他們生前所在的省和單位，分別為他們舉行了平反昭雪追悼會，妥善地處理了善後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