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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極具典型意義的封建帝國。它結束了西晉末年以來近三百年的分裂混亂局面，革除積弊，頗多創新，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史稱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國家殷富(《隋書．食貨志》)。但是，曾幾何時，經濟凋弊，民怨沸騰，隋王朝又在人民起義的浪潮中滅亡了。這個強盛而又短命的王朝，興秦王朝頗多類似。這兩個王朝為後世既提供了由亂而治的寶貴經驗，又提供了由治而亂的深刻教訓。代秦、隋而興的漢、唐帝國，正是以秦、隋為殷鑑，採取了緩和社會矛盾、富國利民的諸多改革，創建了中華民族至今引以自豪的輝煌盛世。漢承秦制，唐承隋制，是史學家們的共識。秦、隋在制度文化方面的重大貢獻，影響也是極為深遠的。因此，鄙見以為，應把秦、隋文化的研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重要環節。文本是一切研究的依據。隋代人的論著，是研究隋代社會最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清代嘉慶年間，著名學者最可均以廣博的學識、深厚的功力、廣覽群書和金石碑刻，編纂了規模宏大、學術價值極高的散文總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其中，有《全隋文》三十六卷，錄文六百八十三篇。(有目無文者十三篇，實際錄文六百七十篇。)這些單篇散文，作為隋代社會方方面面的實錄，百餘年來，一直是學界的首選文獻。
輯錄整理千餘年前的文獻，是學術性很強的艱苦細緻的工作。嚴氏以個人之力，搜羅了他當時所能見到除專書之外的隋代單篇散文，沾惠學林，功德無量，是應予充爭肯定的。但是，毋庸諱言，由於種種原因《全隋文》也有嚴重的遺漏。所謂《全隋文》的全也只能是對清末學者的所見來說，是較為全面的。在嚴氏之後，百餘年來，敦煌遺書的發現、久已失傳的《文館詞林》，《玉燭寶典》等文獻從先國外域的傳入、吐魯番文書和全國各地大批碑刻、墓誌、造像記的出土，又為增補《全隋文》提供了豐富而又確實可信的依據。因此，整理者以為補充《全隋文》的遺漏，是歷史的機遇，必要性和可行性均已臻成熟。若不下苦工夫，及時認真輯錄這些遺文，將愧對先賢及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