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結(719～772)
正文
唐代文學家。字次山,號漫叟、聱叟。河南魯山人。後魏常山王元遵之後。17歲開始折節向學。天寶六載(747)到長安應舉,因李林甫玩弄權術,應舉者全遭落第，就歸隱商余山。天寶十二載，再次應進士舉，登第。安祿山反,他率族人南奔,避難於猗玗洞（在今湖北大冶），因號猗玗子。肅宗乾元二年(759)冬,受國子司業蘇源明推薦，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史翽幕參謀，招集人馬，抗擊史思明叛軍。代宗時，任道州刺史，調容州，加授容州都督充本管經略守捉使。大曆七年(772)人朝,病逝於長安。
元結(719～772)元結的作品有強烈的現實性。天寶五載寫作的《閔荒詩》，借隋煬帝亡國的歷史教訓以規諷時政：“奈何昏王心,不覺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忻提矛。”其後，《系樂府十二首》中《賤士吟》、《貧婦詞》、《去鄉悲》、《農臣怨》諸篇，觸及天寶中期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更有代表性的是在道州任上寫作的《舂陵行》和《賊退示官吏》。當時人民饑寒交迫，掙扎於死亡的邊緣，而皇家征斂卻變本加厲，有增無減。元結對這種現象深感憤慨：“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憤怒地斥責：“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元結這種耿直的態度，深受杜甫讚賞。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說：“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詩中又有“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之句，對元結的詩才也極為推崇。
元結繼承《詩經》、樂府傳統，主張詩歌為政治教化服務,要“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二風詩論》），認為文學應當“道達情性”（《劉侍御月夜宴會詩序》），起“救時勸俗”(《文編序》)的作用。上元元年，他編《篋中集》,慨嘆“風雅不興”,“文章道喪”，批評當時詩壇“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篋中集序》）的不良風氣。他的詩歌不但內容富有現實性，而且幾乎不寫近體。除少數四言、騷體與七古、七絕外，主要的是五言古風，質樸淳厚,筆力遒勁,頗具特色。清代沈德潛說：“次山詩自寫胸次，不欲規古人，而奇響逸趣，在唐人中另闢門徑。(《唐詩別裁》)劉熙載也說:“次山詩令人想見立意較然,不欺其志。”認為元結詩中所反映“疾官邪,輕爵祿”的思想內容,“意皆起於惻恆為民”（《藝概》卷二）。對元結詩的藝術性，歷來有不同看法，如吳喬、翁方綱等，都曾批評元結的詩過於質直。
元結的散文，特別是那些雜文體的散文，值得重視。如《寱論》、《丐論》、《處規》、《出規》、《惡圓》、《惡曲》、《時化》、《世化》、《自述》、《訂古》、《七不如》等篇，或直舉胸臆，或托物刺譏，都出於憤世疾俗，憂道憫人，具有揭破人間詐偽、鞭撻黑暗現實的戰鬥功能。他的文章大抵短小精悍，筆鋒犀利，繪形圖象，逼真生動，發人深省。劉熙載《藝概》說：“其所著《出規》，意存乎有為；《處規》意存乎有守；至《七不如》七篇雖若憤世太深，而憂世正復甚摯；是亦足使頑廉懦立，未許以矯枉過正目之。”元結其他散文如書、論、序、表、狀之類，也都刻意求古，意氣超拔，和當時文風不同。《大唐中興頌》文體上採用三句一韻的手法,類似秦石刻的體制,被譽為“峻偉雄剛”，“宋人無此興象”（《古文辭類纂》）。晁公武論元結之文“譬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郡齋讀書志》)。高似孫《子略》也以為“次山平生辭章奇古峻絕，不蹈襲古今”，都是深有心得之言。唐代裴敬論及當代文學時,把元結與陳子昂、蘇源明、蕭穎士、韓愈並提(《翰林學士李公墓碑》)。其後論家又把他看作韓柳古文運動的先驅，甚至說他早於韓愈五十年就已經“為古學於舉世不為之日”（章學誠《元次山集書後》），是符合事實的。
元結接受道家哲學的影響，所以作品中雜有消極退守的成分，這是他思想上的局限。他反對駢偶屬對，格律聲病，所以平生不寫律詩，這導致了他創作上的局限。
元結著作據古書著錄的有《異錄》、《元子》、《文編》、《猗玗子》、《浪說》、《漫記》等，均已亡佚。現存的集子已非原編。其常見者有《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郭勛刻本《唐元次山文集》10卷，附“拾遺”及“補”，不計卷;明陳繼儒鑑定本《唐元次山文集》10卷,另“拾遺”及“拾遺補”各 1卷。又有淮南黃氏刊本《元次山集》12卷(後2卷亦為“拾遺”及“拾遺補”),原刻未見。今有石竹山房翻印孫望校點《元次山集》，即以《四部叢刊》本為底本。所編詩選《篋中集》，尚存。事跡見顏真卿《元君表墓碑銘》和《新唐書·元結傳》。今人孫望有《元次山年譜》，考訂較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