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學者的爭辯
1923年，時日本帝國大學東亞史教授矢野仁一出版了《近代支那論》一書，書中包括了〈支那無國境論〉和〈支那非國論〉兩文。矢野仁一認為，中國不能稱為所謂的民族國家，又宣稱滿、蒙、藏等原來就非中國領土，表示如果要維持大中國的同一性，那就根本沒有必要推翻清王朝，如果要建立民族國家，則應當放棄邊疆地區的控制，包括政治上的領屬和歷史上的敘述。矢野仁一秉持近代日本之“大陸政策”，提出“滿蒙藏非支那本來領土”的理論，認為滿洲、蒙古、西藏是中國的“邊疆地方”，宣稱“支那不等於清朝”、“支那等於支那本部”、“支那等於漢民族之領域”。將長城內十八省界定為中國（支那）“本部”，與“滿蒙藏”分割開來。並且從日本的利益出發，定義“滿洲”自古以來即為“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地域，不在中國政治體系管轄的範圍之內”，九一八事變發生前，這一觀點又經日本戰略家石原莞爾進一步闡發，其主張“滿蒙非漢民族之領土，其關係與日本更為密切”、“由日本綜合世界所有文明，給予他們憧憬的絕對和平，是我大日本的天業”，在實質上成為了使日本軍部藉此理由對此區域展開軍事侵略、扶植偽“滿洲國”的成立的理論基礎所在。
近代中國史學界對日方一些學者的相關研究作出反擊，1932年，為了對抗偽滿洲國得以成立之核心論述也就是矢野仁一提出的“滿蒙藏非支那本來之領土論”，中國歷史學家、前國立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出版了第一卷的《東北史綱》，以支持“ 東北為中國所有，證明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東北諸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該書經過翻譯後，連同三百多件關於1871年以來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調查，以及外交家顧維鈞親撰的總說帖，送交給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Lytton Commission），同年，調查團就日本侵占滿洲發表“ 滿洲是中國完整的一部分，滿洲與中國的關係是恆久的，本質的”的決議，並且勸告日本將滿洲歸還中國，以解決滿洲問題。1933年，矢野仁一出版《滿洲國歷史》一書，再度宣揚“滿蒙藏非中國本來之領土”的主張，並且以“滿蒙自古即非漢民族居住之所”、“清朝滿洲是封禁地，20世紀開始才有漢人移入（根據研究指出，1792年至1820年間清朝東北關外人口就從95萬上升至247萬，當中約100萬來自關內移民）”等理據反駁傅斯年和李頓調查團的報告，否認“滿洲是中國的一部分”。
1941年，受到日本學者如箭內亘和矢野仁一等人研究刺激的、支持《欽定滿洲源流考》（在乾隆時期編撰而成的關於滿洲人歷史的書籍）傳統論述的旗人歷史學家金毓黻編寫出《東北通史》，以駁斥當時日本學者為主的體系研究和維護傳統體系，並以史料的解釋羅列，建立全面性的中國東北史，書中的引言提到：“今日有一奇異之現象，即研究東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國，而在日本。以牽強附會，別有用意，入主出奴，積非成是”。 另外，當時亦有日本學者如地理學家柴三九男等對矢野的主張作出質疑。
現代研究及主張
征服王朝
征服王朝是西方漢學家德裔美國人魏復古所提出的歷史學名詞，出自他所提出的“征服王朝學說”，首次出現於他與馮家昇合著的《中國社會史：遼》。魏復古改採支配權力者的立場思考，並且提出“征服王朝”學說。他提出論點：唐朝之後的契丹、女真、蒙古與滿洲等族，於唐末、五代、宋朝與明末時，占領中原一部分或全部領地，分別建立遼朝、金朝、元朝與清朝等朝代。這些民族在選擇性的攝取漢化的同時，也依舊維護自身文化。認為征服中原的北方民族並非都是被漢文化單向同化，而是與漢族互相涵化，元朝鼓勵漢人學習蒙古文化、元朝採取“草原本位政策”、清朝強迫漢人接受剃髮易服等滿洲文化。
部分的北方民族在人數與文化水平方面雖居劣勢，但他們往往保全本身文化，選擇性的攝取漢化，力圖維護自身文化，並且強迫漢族遵從其本身文化。
“天下”的內涵在元清兩個征服王朝發生了變化，排斥了以中原為尺度的夷夏之別，突出了以王朝認同為核心的疆域大一統，“天下”的文化性消解，地理性強化。元清與漢唐等王朝的分別，在於前者不是宗教、文化、政治上的一統天下，而是文化多樣性的和諧、雙重體制的並存。
該觀點在海外得到廣泛認同，並在中國遼金元清史研究中成為主流理論和指導思想。
當代日本學界
史學家內田直文和王毓雯認為日本蒙元時代史研究大致可分為三類：
視蒙元出自於遼、金系統，後發展成為橫跨歐亞的蒙元帝國。
視蒙元為統治中國的非漢族征服王朝。
如同宋元、元明並稱一般，單純以中華王朝的交替視點，視其為專制王朝。
西藏主權
元朝是第一個將西藏 直接納入中央政府管轄的王朝（由宣政院統轄），並由明朝（設立烏思藏行都指揮使司），清朝（設立駐藏大臣）相繼繼承，成為中國中央政府對西藏擁有主權的歷史依據。因此元朝的定位成為<藏獨>分子攻擊的焦點和主要目標。
藏獨分子妄稱中國沒有元朝和清朝，中國是被蒙古人完全征服。即僅承認元、清曾經擁有對西藏主權，但是不同意元清擁有主權等於中國擁有主權， 藉此否定當代中國對於西藏的主權。
作家黃文雄則提及，有些學者例如日本右翼史家岡田英弘教授等，認為在大清王朝支配下的中國應該是“清朝的殖民地”。
當今中國大陸國內的一些大漢族主義者也在實行對內的民族主義，宣揚“滿蒙非中國”和“元清非中國論”，煽動仇視排斥滿族和蒙古族。
威斯康辛大學藏學博士（Kohn Richard）粗暴地將“元朝統治西藏，而中國自然擁有西藏主權”與“德國曾征服了南斯拉夫及波蘭，波蘭卻因此聲稱南斯拉夫為其所屬領土“進行類比，並聲稱這極為荒謬。
但上述言論遭到多方反駁。
美國華人學者徐明旭對相關言論作出反駁，他表示蒙古民族（民族）與中國（國家）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一個民族分居幾國，一國內有許多民族是普遍現象。蒙古民族固然不等於中國，但也不等於元朝，認為把國家與民族混為一談的觀點“十分荒謬”。他亦表示元朝是蒙古人聯合西藏人“壓迫”漢人而建立的國家，而外蒙古只有蒙古人，基本上沒有藏人和漢人，當今中國境內的蒙古人有五百多萬，占當今蒙古民族的 絕大半數。他認為，近代獨立的外蒙古不僅沒有資格當元朝的繼承國，也沒有資格代表蒙古民族。元朝的大部分人民（包括大部分蒙古人）和大部分領土既然都在中國，只有中國才有資格充當元朝的繼承國，對此中國古人包括推翻元朝的明朝皇帝（朱元璋）也是這樣認為。
除了元朝和明朝統治者外， 元朝的統治及其合法性亦被當時的各族民眾及元朝遺民所承認。蒙元史學家姚大力說：“正像元末明興這樣一個‘華夏重光’的歷史時代，卻沒有結束‘異族統治’，歌頌‘民族大義’的頌歌，反而卻有底層的漢人為蒙元‘異族’殉節，元遺民的事跡提醒我們，今日人們揮之不去的 民族主義意念， 不是歷史上一向就存在的東西。”
徐明旭指出把國家與民族混為一談的觀點不見於國際法上，“蒙古民族”與“中國”是兩個概念，根據國際公法，民族與國家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又引用比喻駁斥相關論調：“假如有人在美國聲稱：美國的愛爾蘭、猶太人等都不是美國人，只有盎格魯－撒克遜裔才是美國人，他一定會遇到麻煩，甚至被斥為種族主義者。中國像美國一樣，也是個多民族國家，有五十六個民族，為什麼漢族以外的民族就不算中國人呢？”
多民族帝國
上海大學教授於逢春指出，有一些西方學者往往站在單一民族國家的視角來研究中國歷史，出現“中國乃漢族國家”的論調。歐立德和中國史學家賈寧亦指出，清朝在意識型態方面主張內外一家，認為在“外部的”蒙古人、藏人等以及在“內部的”漢人都是屬於“一家”。
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濮德培（英語：Peter C. Perdue）（Peter C. Perdue）指出，清朝官員在會見了土爾扈特蒙古領袖阿玉奇後記載土爾扈特蒙古人“不像俄國人”，認為他們像“中國（dulimba-i gurun）之人”，這裡的中國之人亦包括滿族。
曼徹斯特大學教授白蓮娜（英語：Elena Barabantseva）（Elena Barabantseva）亦指出， 滿族統治者不論種族地將在清朝統治下的屬民稱之為“中國之人”，並且使用“中國”一詞作為整個大清帝國的代名詞，視清朝為一個多民族帝國。
日本史學家杉山正明說：“中國的領土隨著時代變遷逐漸變化，從整體來看不斷擴大，最終才保有了現在的廣大領域。另一方面，中國歷代王朝並非每個都是由相同的人種群體所構成，而是由複雜多樣的人群與地域集合而成。總之，說中國是由各類人群在歷史演變過程中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多元複合體，恐怕再恰當不過。實際上，這一特性並不僅限於中國，它還是貫穿了整個人類史的共通點。當今中國存在五十多個民族這一事實，或許可認為就是其證據吧。……‘元並非中國王朝’這一觀念或許可說是對錯各半。但作為接收中華領土的結果，蒙古政權進一步充實、擴大了中華本土，這一點卻是明白無誤的事實。也正因為這一點，蒙古以後的明清兩代政權，才得以保持了遼闊的版圖。而另一方面，蒙古帝國作為一個聯合體，領土確實遠遠超過了中華國界，橫跨了由四個屬國構成的超大區域。或許可以說，在十三、十四世紀有關蒙古和中國的關係方面，呈現出了一種二律背反的側面”。他亦有一種提法：元朝以前的中國歷史，包括漢、唐在內，本質上屬於“小中國”。到了元朝，加上此前遼金等北方民族政權的影響，中國才變成了“大中國”。在元朝以前“ 小中國”是常態，元朝之後“ 大中國”變成了常態。
清朝統治者的觀點
乾隆帝提出“ 中華統緒，絕不斷線”的觀點，在歷代帝王廟中把本來沒有涉及的朝代也選出皇帝入祀。
藏獨及相關人士聲稱清朝雍正帝、乾隆帝、慈禧太后等清朝統治者否定自己是中國人，所謂元清的官方語是蒙語和滿語，蒙古分屬民為四等，華人地位最低，並以此為理據否認中國在歷史上曾經對西藏實行管治。支持台獨的學者洪哲勝也認為中國沒有元朝和清朝。
但史料中的記載並不能證實上述說法。
雍正帝在其親自編纂的《大義覺迷錄》中表示：“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 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
書中為清朝的正統地位作出辯護，並且批駁華夷之辨思想，指出滿洲人就是中國人，不應有華夷之分。表 示滿洲如同籍貫，不能將之自外於中國，並且批駁華夷之辨思想，以元朝統一中國為例，提出客觀評價非漢族君主應以中國君主評論而不以夷狄視之的觀點。他也指出中國歷史上華夷的區別在於文化的區別，以及清朝的統治事實上給“中國”帶來了莫大的利益：“ 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非可因華夷而區別人禽也。歷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統，而自作此疆彼界。我朝統一萬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內外之人於湯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於中國者大矣，至矣。”
康熙時期被現代學者稱之為“中國第一次與歐洲國家按照國際法原則、以對等方式談判達成”的平等條約《尼布楚條約》是最早明確使用“中國”一詞來指代大清的國際法檔案。另外， 條約滿文本中沒有使用大清國（Daicing gurun）一詞，而是使用漢語“中央之國”（Dulimbai gurun）的直譯，且清方所指的“中文”（Dulimbai gurun i bithe）不是單一文字，而是包括了漢語、滿語、蒙古語三語的複數中文。
1711年，康熙帝為了測繪中國東北地區，特詳諭大學士哪些屬於“中國地方”，以什麼為界線，且明確地將滿洲地區稱之為“中國地方”的“東北一帶”，當中的“中國”亦包含近代意義的國界觀念：
“自古以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數以推算地里之遠近，故差誤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視之，混同江自長白山流出，由船廠打牲烏拉向東北流，會於黑龍江入海，此皆系中國地方。鴨綠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于海。鴨綠江之西北系中國地方，江之東南系朝鮮地方，以江為界。土門江西南系朝鮮地方，江之東北系中國地方，亦以江為界，此處俱已明白。”
康熙十三年，由欽天監監正南懷仁刊行全國、並在乾隆朝收錄於《四庫全書》的世界地理書《坤輿圖說》里直接稱大清國為“中國”。康熙朝晚年，由於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影響日深，康熙帝作出警告：“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上述表明其整個國家認同含義的“中國”概念之使用已制度化，特別是對外自稱之時。 1767年，乾隆帝則明令：
“夫對遠人頌述朝廷，或稱天朝，或稱中國，乃一定之理。”
1767年，傳教士、宮廷畫師蔣友仁奉乾隆帝之命手繪了第二幅高水準的《坤輿全圖》上同樣直接將大清國統治地區標名為“中國”。這幅圖的“圖說”部分經學者何國宗與錢大昕潤色後於1799年公開出版。
在康熙的遺詔中，康熙的稱謂為“皇帝”，滿文本直接將之翻譯作x?wangdi，而不是內陸歐亞傳統的“汗”xan；他統治的國家是“中國”Dulimbai Gurun，所統治的人民是“中國之人”，即“中國人”。康熙這箇中國皇帝的身份，也同時受到帝國邊緣民族的認同。對他們而言，康熙是“中國至聖皇帝”或“統馭天下中國之主”。台灣歷史學家、國立中正大學副教授甘德星說，遺詔乃國家權力轉移的重要文書，其所代表的意義，非一般的諭誥命令所能相比[。
晚清時期清廷與歐美等國所簽的中外條約如《南京條約》和《黃埔條約》中， 作為整個國家名稱的“中國或中華”與“大清國”同時交替使用。而中美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的漢文文本更稱清朝為“中華大清國”，結尾簽字處則註明“大合眾國欽差全權大臣駐中華顧盛”。十餘年後的中美“天津條約”里，也稱清朝為“中華大清國”，稱大清皇帝為“中華大皇帝。表明了以滿人貴族為核心的清朝統治者對“中國”或“中華”這一國家名稱的自我認同，同時也意味著它實際上已得到了當時國際社會的承認。另外，中英《南京條約》的英文本里， 大清皇帝的對應詞就寫作“Emperor of China”，大清國也直接寫作“Chinese Empire”。可見在當時的英國人看來，“大清”等同於“中國”。
戊戌變法期間，監察御史文悌向光緒皇帝呈遞一道摺子，披露維新派康有為具有推翻清廷的企圖，摺子里說：“我曾極力勸說康有為，不要將忠君與愛國割裂為兩件事情，置我大清國於不顧（曾令其將忠君愛國合為一事，幸勿徒欲保中國（愛國）四萬萬人而置我大清國（忠君）於度外，康有為亦似悔之）”。傳聞戊戌政變之後，朝廷宣布康黨的罪狀，其中有一條是：“……又聞該黨建立保國會，保中國（國）不保大清（君），殊堪發指”，這幾句話幾經流變，演變為慈禧太后親口所言。
曾為慈禧御前女官的德齡公主在《清宮禁二年記》中記載，德齡曾向慈禧解釋在美國和歐洲的女士會通過繪畫、教學或其他類似的方式賺取自己的生活費，又說這是一種習慣而非恥辱。慈禧回應：“此種文明，實為奇特。在我中國，父母既亡，為之子者，有撫養未嫁姊妹之天職……中國婦女，苟自出謀生，則人將傳為談助矣。”在提到康有為時，慈禧回應：“此人（康有為）實致中國紛亂之禍首，皇帝（光緒帝）未遇康氏前，於列祖列宗之遺訓，遵守惟謹，莫敢或違。惟自引進以後，遂思變政，且欲汲引耶教（基督教）於中國。”德齡在書末寫道：“余於改革一事，雖不能多所循誘太后，然仍望此生得見中國有日醒悟，以儕於世界列強之林也。
從晚清開始，中國與外國的傳統朝貢關係開始由條約關係逐漸取代，條約是主權國家之間的約定，如何在條約中稱呼自己則體現了對自己身份的認同。在通常情況下，清朝以“中國”和“中華”代表國家，以“大清”代表政府。
1912年，清政府發布《大清國皇帝退位詔書》，宣稱：“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簡稱“中國”的中華民國繼承了大清國的全部領土、主權，以及自《尼布楚條約》以來，多個邊界條約規定的國界。二次大戰後，中華民國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收復了被日本占領的中國東北、台灣、澎湖以及南海諸島，同時外蒙古獨立。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習慣線與條約線的基礎上，與其鄰國簽訂了一系列的邊界條約，確立了現在的領土範圍。
民族主義想像
近代中外學者研究指出，元明兩朝改朝換代的性質主要是由階級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日本中國史學家宮崎市定指出，作為民族革命的象徵，元明鼎革常被拿來與辛亥革命相比較，實際上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區別，後者確實具有強烈的民族革命色彩，而前者則不然。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浦江指出，元末民變時士人不屑參加叛軍，叛軍也很少利用士人，元末明初不論是伊始依附張士誠的，或加入朱明政權的以及超脫於元末群雄之間的士人，他們的政治態度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在不同程度上懷念元朝。而從元明之際的士人詩作亦可見他們皆以蒙元為正統王朝，在當時的詩賦中常常可以看到對於元朝的懷念。 明朝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就自稱 “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 又謂“ 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中華，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 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朱元璋稱帝建國後，總是強調他的天下不是取自元朝手中，而是得自群雄之手，並沒有所謂復仇的意思：“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橫，天下豪傑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獲其遺胤，朔漠清寧，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候於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三）”。明初洪武二十二年重建的歷代帝王廟，通過嚴格的入祀標準的秦漢以後的五名帝王中，其中一名為蒙元王朝的君主元世祖：“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敕建歷代帝王廟碑》），可見明初君臣對於蒙元一朝似毫無惡感可言。早年提倡元明民族革命論的中國學者錢穆在晚年作出反思，感慨道：“所謂民族大義，光復漢唐舊統，誠千載難遘一機會，而明初諸儒似無此想”；“（諸儒的）心中筆下，並無夷夏之別”；“明初諸臣不忘胡元，真屬不可思議之尤矣”。
明正統十四年發生土木之變，引發社稷危機，明人的華夷正統觀開始出現轉變，主流思潮逐漸趨向強調“華夷之防”。明嘉靖以後，由於長年明蒙衝突的關係，明人的蒙元史觀作出轉變，元朝正統體系被顛覆，當時甚至有學者主張“以明統繼宋”，以圖否定元朝的正統地位。明朝中後期，私修“國史”的風氣興起，出現挪用、誤解、轉化、創造“歷史記憶”的行為，例如明末學者徐奮鵬說“獨我太祖高皇帝起自宇內風煙之中，迅掃胡腥，再開天地。故宋龍門（宋濂）其功高萬古，得國之正，則所以上承唐虞三代以來之正統者，惟我明而已”。宋濂確曾歌頌朱元璋功勞蓋世，但原文為“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辟以來，惟皇上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可見該文並無強調“迅掃胡腥”之意味。劉浦江指出，明代中後期士人有關元明革命的記憶與歷史真相相去甚遠。
在清末，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清末革命黨人提出的反清口號以及革命綱領，即是直接受到朱元璋的《諭中原檄》的啟示。這篇檄文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其中“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一語，更是被後人賦予了鮮明的民族革命寓意。孫中山提出的各個版本口號宣稱如“驅除韃虜、恢復華夏”、“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以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都是《諭中原檄》里“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一語之翻版。革命黨將朱元璋和洪秀全二人尊奉為歷史上的民族革命英雄，而前者更因勝利達成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偉大革命目標”而受到格外的尊崇。孫中山認為：“明太祖驅除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對於以推翻滿清政權為首要目標的革命派而言，朱元璋成為了他們的精神偶像和精神支柱。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傅范維指出，《諭中原檄》中提出的“驅逐胡虜，恢復中華”號召，指的是在中國境內皆該驅逐的“效法胡虜之行”者，天下應該轉交給秉承中華文化、維持綱常禮法、護佑民生的聖人統治。《諭中原檄》中的“華夷之別”概念，並不僅限於種族區分，亦有其文化意涵。檄文中表示，欲得天下者，自應擁護中華文化的傳統，實踐“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之事，而天命已失的蒙元政權與元末其他勢力如張士誠、方國珍皆背離文化道統的準則，故皆不可為華夏之主。他亦提及檄文中並沒有否定元朝之統。學者薩孟武指出，《諭中原檄》雖提及“華夷之辨”，但明朝初期的官方文書，卻反映出朱元璋民族意識淡薄的一面。
劍橋大學博士盧克庫珀（Luke Copper）根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的理論，認為“中國”的概念與中國民族主義在19世紀開始流行，是中華帝國遭遇西方帝國主義後，本土與外來概念結合的結果。
對近現代中國的影響
近代革命
由於受到反清情緒以及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影響，清末民初期間有中國人例如曾經東渡日本的孫中山和章太炎等革命黨人一度宣稱只有漢族所居的“十八行省”為“中國”，認為“中國歷史者，漢人之歷史也”，宣稱“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則任其去來也”，甚至覺得“日親滿疏”。 當時有人甚至覺得為了革命成功，可以將滿蒙之地送給日本。一些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如劉思復、熊成基、劉師培等皆完全接受從日本傳到中國的“支那本部即中國”這一概念（梁啓超後來把“支那本部”改為“中國本部”），並以這一新概念為言行之準。一些學者如柯象峰把“中國本部”當作學術分析概念和分析單位，推進對它的構建。1934年，中國歷史學家顧頡剛發文說 ：“我們的東鄰（日本）蓄意侵略我們，造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們的麻醉。” 大部分學者此後放棄使用這個概念。
近年來元朝和清朝是不是中國王朝成為學術及媒體兩界關注的一個議題，一些在網路流行的文章甚至認為“元朝與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謊言”。
中國政經研究員楊芳洲認為當今中國大陸有一些大漢族主義者也在實行對內的民族主義，宣揚“滿蒙非中國”和“元清非中國論”，煽動仇視排斥滿族和蒙古族。
“元清非中國論”是在中國網路上流行的一股由“大漢族主義思潮”作為背景的歷史論調，這種論調同之前的大漢族主義思潮有所不同，他帶有一定的理論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很多人的歷史觀，在網路上形成了一定影響。
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侯楊方表示：“很多爭論是糾纏於‘中國’這一含義模糊的概念，各方採取不同變化的標準、各取所需的論據，在不同人的理解中，甚至同一人的同一文本中，‘中國’的含義也各不相同。如果將‘中國’理解為漢人政權，清朝當然不是“中國’；如果將‘中國’嚴格定義為現代的國號，清朝當然是‘中國’王朝；更何況，雖然身份多重，入關後的清朝皇帝卻始終以漢、唐、宋、明諸中原王朝的正統繼承者自居。那么這一問題還值得爭論么？”
網路表現
元清非中國論是在當代中國網路上流行的一股由“大漢族主義思潮”作為背景的歷史論調，這種論調同之前的大漢族主義思潮有所不同，他帶有一定的理論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很多人的歷史觀，在網路上形成了一定影響。所謂“元清非中國論”認為只有漢族統治者執政的中原王朝才適合被稱作“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祖先建立的封建王朝不配稱作中國。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新時代條件下的大漢族中心主義史觀，這種歷史觀的存在違背了歷史分析原則及我國的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的國家政策。
元清非中國論是一股打著學術研究旗號實則宣揚大漢族主義思想的錯誤思潮，他 混淆了現代中國對歷史的界定，完全依照古代內中華而外夷狄的“華夷之辨”的思想來看待古代歷史問題，片面誇大當今中國的民族矛盾，將古代少數民族和漢族的衝突同“殖民統治”聯繫起來，是錯誤和片面的。
在網路上宣揚“元清非中國論”的人中，比較著名的是一位名叫“一道閃電”的網路寫手，其《為什麼說元清不是中國》一文中不難發現，這個網友經常喜歡用今天的道德觀念和國家民族觀念去看待古代，打著“公正”研究歷史的旗號下，對元朝、清朝展開具有很大偏見的大規模批判。如一位名叫“杜車別”的網路寫手，打著“重新研究明史”的旗號，無視明末社會動盪、政治腐敗、天災人禍頻發、社會階級矛盾尖銳的事實，將明朝的滅亡簡單地歸結為“收不上稅”，認為明朝已經跨入資本主義社會的門檻，而清朝的建立阻礙了這一歷史進程 。這種歷史觀的本身將歷史建立在假設的基礎上，但歷史不可假設。他的這種帶有一定偏見的所謂“研究”，對很多青年人造成了嚴重誤導。在他們的影響下，一些偏激極端的青年人甚至對滿族、蒙古族破口大罵，出言不遜。
錯誤之處
刻意混淆現代中國和古代“中國”，乃是持有“元清非中國論”這一觀點的部分激進人士在理論上所犯錯誤的根本原因。應當指出，在古代沒有現代主權國家概念，因為古書里的中國與今天的中國並不等同。
在中國古代，從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用“中國”作為自己的國號，中國在古書裡面並不具備現代中國的含義。“中國”這個詞語最早出現在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中的“宅茲中國”一語，該銘文的大意是，周武王在攻克商朝首都這一帶以後，在祭天的時候說，我現在開始擁有中國了。很明顯，這裡的中國僅僅是代指商朝統治的中原地區。因而古籍中可見歷史上很多政權或古代國家都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例如《史記·楚世家》中，楚國國君熊繹就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 ，《晉書》卷二八說“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 ，可見在春秋時代，楚國不認可自己是“中國”，在三國兩晉時代，東吳之人不認可自己屬於“中國”，但是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宣揚“東吳不是中國”、“楚國不是中國”，毫無疑問，是非常荒謬的。但從西周到清朝，中國這一概念不斷擴大，不斷演變，到了今天自然就成了今天五十六個民族的中國。民族認同逐漸形成，多民族繁榮深入人心，形成了新的歷史發展觀，即從夏商周到清，所有今天中國人的祖先創造的歷史都屬於中國歷史的一部分。
持“元清非中國論”者硬是把日本侵華和蒙古滿清征服中原的行為相等同，這是根本錯誤的。漠北及東北地區在唐代便納入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下。唐朝政府在漠北設立安北都護府，在東北設立安東都護府，黑水都督府等政府機構對當地實行有效統治，當地的蒙兀室韋，靺鞨，契丹等民族均是大唐臣民。其後的元明清三朝繼承了在上述地區的統治和影響。但日本在歷史上一直完全是與中原王朝素無瓜葛的“外國”，日本人相對於中華民族也是完全的外國人。且侵略中國是在主權國家概念形成後，是一個主權國家對另一個主權國家的侵犯，是完完全全違背國際法的侵略行為。
持“元清非中國”論的大漢族主義者，認為中國的疆域奠定在二戰之後，同清朝沒有關係。實際上，中國今天的疆域是數千年歷史長期混合形成的，漢族王朝開疆拓土和少數民族王朝的民族征服，都屬於構成這一歷史結果的基本要素。例如，如果不是元朝混一中國，獨立建國的大理國就有可能步入朝鮮越南從中國分離出去，吐蕃地區也無法納入中原王朝的統治。真正認真、嚴肅的中外歷史學者都會承認，這些地區沒有被宋朝政權真正有效地統治過。
“元清非中國論”者把清朝和元朝的民族征服統治和近代西方殖民者的殖民統治混淆起來，認為元朝和清朝屬於殖民統治。他們混淆了古代的王朝天下秩序和現代民族國家至上的國際秩序。在歷史唯物主義史觀看來，殖民統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本帝國主義列強對弱小民族進行商品和資本輸出，控制其內政外交，最後取消其民族獨立，滅亡其國家納入自己統治的行為，這同古代的周邊落後民族對中原漢人王朝的侵犯和征服的歷史不可隨便等同起來，
網路上有一些人為了達到宣揚自己的種族主義的目的，還經常編造一些謠言。例如他們散播清朝末年的德齡公主回憶錄中，德齡公主的父親對德齡公主說“我們滿洲人不是中國人，而是中國人的主人”，而經查證並無相關的內容。
再度興起原因
“元清非中國論”產生的背景，是新的形勢下一些錯誤言論和一些極端少數民族民族主義者刺激的產物，並非空穴來風。長久以來，我國社會對歷史上存在的民族矛盾和衝突缺少正確的認識，對很多問題採取隱諱的方法。在歷史領域裡，混淆中國歷史和當今中國的區別和聯繫，因此產生了一些錯誤的，歪曲的觀點。
同時，由於敵特分子為分裂勢力進行理論鋪墊、輿論造勢，藉由割裂我國歷史時期進而為分裂反動行為提供藉口。以此理論基礎，在打著“復興傳統文化”的幌子下，宣揚推廣新法西斯主義與暴力排外行為。煽動民族歷史仇恨，挑動民眾性事件。甚至於直接污衊攻擊政府。
正確認識“中國”
在認識中國的時候，應該嚴格區分歷史和現實，不能將現存的中國和歷史上的中國混淆起來。
如著名歷史學者鄧廣銘先生在《岳飛傳》中認為：
我們必須確認，南宋政權與金政權，乃是兩個國家。曾經有人以為，宋、金戰爭，是在全中國分裂為幾個政權的歷史時期內，發生於同時並存的兩個政權之間的戰爭，是屬於內戰的性質，不能把它認為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我不同意這種意見。眾所周知，每當我們歷史上在同一時期內出現幾個割據政權時，每個政權都要選用一個特定的國號，而從來沒有一個政權是用“中國”為其國號的……其中的每一個政權，都是一個具有特定名稱的獨立王國……如果把同時存在的某一個特定國家的國號作為“中國”的同義詞，而把其他國家排斥在“中國”這一個詞的涵義之外，那當然是錯誤的、荒謬的。
遼、宋、金之間雖互為敵國，但也並不把對方排斥在“中國”這一理念之外。既然宋與金各自都是一個國家，則金人把宋稱為外國，或宋國人把金稱為外國，是理所當然的事，而我們把宋、金雙方相互派遣的辦理交涉的人員，稱為外交使節，也同樣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這個所謂外國，僅僅是金對宋或宋對金而言的，決不是以宋或金與“中國”相對而言的。
鄧先生對宋、金之間的矛盾概括，代表了學術界對中國古代史上不同民族之間的衝突的概括，是公正的、合理的。因此，不能用現代的中國看待古代，認為金和宋之間的衝突是一個統一國家內部的內戰，因為當時根本不存在一個統一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宋和金是對峙的國家，並不意味著我們今天把它們其中的部分政權開除出“中國”和“中國歷史”這個範疇，從學術上來看，把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權稱呼為“中國”，都是不準確的。
中國古代的各個王朝無論統治階級為何均非單一民族國家，從秦始皇征討南越、漢武帝反擊匈奴，招納西南夷開始，漢人王朝周邊“四夷”採取的態度就是居高臨下的天朝天子的態度，近代國家之間相互平等的主權獨立理念，在古代根本不存在，不能把近代國家之間的本國、外國之間的平等獨立的關係套用到古代的天下秩序，否則只能得出錯誤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