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沿革
兀良哈三衛兀良哈千戶是看守成吉思汗家族起葷谷(禁地)的部落。永樂年間成祖與三衛約定，脫離寧王而自為藩部，每年發給耕牛、農具、種子等從事農耕，在廣寧等地互市。成祖棄大寧，旨在使三衛為北邊屏障，解除南下奪位的後顧之憂。三衛由此成為半獨立的藩部，處於明朝與韃靼之間，有明一代時叛時服。
原為元代朵顏山兀良哈千戶所蒙古兀良哈部人住地。明人不明諸部情勢，將三衛各部都泛稱為兀良哈。三衛封設，泰寧衛是首事者，清代《王公表傳》中記載其首領遼王阿札失里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後裔，這是一種誤記，但是後人紛紛採用，造成了翁牛特部的歷史錯誤。近年來，通過史學家的充分論證和翁牛特部札薩克家譜的披露，翁牛特部是成吉思汗三弟哈赤溫的後裔這一點已經確鑿無疑。據日本學者考證，封設之初，泰寧衛地域在今洮爾河畔的洮南附近，可能是蒙古帝國時期斡赤斤封邑的中心，朵顏衛地域在洮爾河上游的搠河河畔。宣德初年，三衛南下，泰寧衛據有湟水和老河（今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一帶，朵顏衛進入燕山地區。明正統十一年（1441年），西蒙古首領也先攻略三衛，泰寧衛受到嚴重摧殘。而朵顏衛則日見強盛。之後的種種跡象表明，朵顏衛逐漸控制了泰寧衛。在時間上不晚於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年），泰寧衛受到朵顏衛的控制，所轄地域也逐漸被朵顏衛蠶食，泰寧衛只有以聯姻方式附屬朵顏衛，後融合於朵顏衛中。
日本學者和田清先生已考證三衛的前身分別就是元代的朵因溫都兒兀良哈千戶所、台州等處怯憐口千戶所和灰亦兒等處怯憐口千戶所，他們的住地基本都在元遼王的封地內。洪武二十一年(1389)脫古思帖木兒汗遇弒後，以上諸部在遼王阿扎失里率領下遣使降明，明封遼王阿扎失里為泰寧衛指揮，封朵顏元帥府(此時已由千戶所升為元帥府)首領脫魯忽察兒為朵顏衛指揮同知，封海撒男答奚為福余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但是，三衛建立不久又叛歸北元新汗。
兀良哈三衛洪武二十四年(1391)四月，明朝派遣傅友德、郭英率軍討伐遼王阿扎失里於挑兒河一帶，這樣三衛與明朝的關係中斷①。
兀良哈三衛與明朝建立長期穩定的關係始於永樂朝。建文四年(1402)，明成祖即位後派人去招撫兀良哈三衛，永樂元年(1403)五月再次遣使，逾年三衛遣使來貢。明廷“命脫兒火察(即脫魯忽察兒)為左軍都督僉事，哈兒(兀)歹為都指揮同知，掌朵顏衛事；安出及土不申俱為都指揮僉事，掌福余衛事；忽剌班胡為都指揮僉事，掌泰寧衛事；余及所舉未至者總三百五十七人，各授指揮、千、百戶等官，賜誥印冠帶及白金、鈔幣、襲衣”。永樂這次重建的兀良哈三衛以朵顏衛為首，泰寧衛降至最末，由於泰寧衛上次反叛在明朝的支持下朵顏衛逐漸吞併兩衛。由於朵顏衛是由兀良哈人組成，故明人以朵顏衛的族別統稱其為兀良哈三衛。對三衛的住牧地，明後期人認為自永樂年間開始其分布就是“東起廣寧前屯，立(歷)喜峰近宣府為朵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為福余，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為大寧”②。這主要是受當時私人著述中出現的所謂明成祖“棄大寧予兀良哈”之說的影響。和田清先生對這種誤解作了批駁，經過詳細的考證，他認為上述的分布是明中後期的情況。在明初，三衛的遊牧地遠在瀟水(今西拉木倫河)之北，其中泰寧衛牧地在元泰州(今吉林省眺安縣)一帶;朵顏衛在額克多延溫都兒(今內蒙占扎貴特旗北)，溯兒河(今內蒙古興安盟境內綽爾河，和田清認為即今挑兒河上游支流鳥蘭灰河)一帶;福余衛在今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附近的瑚裕爾河流域;南遷明薊遼邊外放牧是明中期以後之事③。這是正確的。
兀良哈三衛早在初建衛所的第二年就已叛走，並受到明軍征討。朱棣永樂八年（1410年）第一次北征韃靼時也發現有兀良哈人加入韃靼軍，永樂九年（1411年）明成祖遣使譴責三衛頭目時也追述說:‘’昔兀良哈之眾數為韃靼抄掠，不能安處，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我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余、朵顏、泰寧三衛，授爾等官職，律各領其眾，臣屬既久，後竟叛去。及聯即位，復遣使來朝，聯略其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為厚矣。比者爾為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苦列兒給雲馬市，實行窺伺。狡詐如此，罪奚可容·一。”忍所謂數為勒鞋抄掠，是指受也速迭兒侵掠之事。可見早已叛走的兀良哈三衛不可能參加靖難之役。明成祖剛即位，三衛就數次侵犯明遼東廣寧等地，被明軍俘獲多人，至永樂元年五月才被釋放回衛⑤。
《李朝實錄·世宗實錄》：“丁巳，同副代言鄭欽之問安於使臣。尹鳳出示一簇題名二單曰:“某某可任京職，某某可任平壤土官。其餘望差添設。”欽之以啟發，上皆從之。
尹鳳謂總制元閔生曰:“總制年前赴行在，艱難而還？”閔生答曰:“皇帝特賜羊酒與料而送，何艱難之有？”鳳曰:“其時事，不可說，不可說。北京距榆木川不邇，自榆木川以北, 奚止八九倍？鑾輿入幸，逐中山王阿祿大（阿魯台），王使人曰:‘予自昔受賞與爵, 不可以拒大軍。自東逐我，則我乃西走，自西逐我，則我乃東走。’終不與戰，不幸皇帝病亟，還至榆木川而崩。崩後大軍與三衛兀良哈再戰，我軍被虜，不知其幾千人也。’”
仁、宣二宗，相對於太祖、成祖二帝，可謂守成之君。而且鑒於永樂末期，明朝對蒙古阿魯台的連年征伐政策，仁、宣二宗開始著手明朝的內治，放棄了對蒙古軍事上的征伐政策，通過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經濟手段，維繫著與蒙古的朝貢關係。而蒙古方面，雖然仍處於分裂狀態，但是卻孕育著統一的因素，而且也因忙於統一蒙古的步伐，無暇南顧。在此情況下，雙方都極力地維繫著和平通好關係。此外，二宗在放棄了軍事征伐政策後，開始著手戰略收縮,放棄安南、內遷奴兒乾、解散下西洋人員。仁、宣二宗對蒙古軍事上的不作為政策，為蒙古統一局面的形成創造了有力的外部環境，為土木堡之變埋下了伏筆。而長期威脅明朝的河套之患中的北虜套寇也是土木堡之變後所出現的。
三衛的南下始於明宣德五年間，正統初年已住牧於明薊遼邊外的瀟河、老哈河一帶，並活躍於整個漠南地區;據《蒙古源流》載:也先俘明英宗後“置於烏齊葉特之暖地養之”③。即烏齊業特是蒙古史籍中對三衛的稱呼。而據和田清先生考證，明英宗被俘後一直在瓦刺知院伯顏帖木兒營，隨其營往來活動於大同邊外的東勝(今內蒙古托克托縣)、豐州(今呼和浩特市)、九十九泉、官山(今卓資縣北)、昂兀腦兒(今安固淖兒)、即寧海子(今集寧南黃旗海)一帶④。可見在蒙古人的記憶中，這一地區在正統年間就是兀良哈三衛的住牧地，至天順、成化年間三衛的遊牧地就完全固定下來了。自明宣德年間開始蒙古各部開始南遷，至嘉靖末年最終形成了漠南蒙古各部。其中經歷了兀良哈三衛南徙、北虜入套、左翼蒙古南遷這三個階段。
南遷
明廷從洪武開始，明朝就一直讓各路海商、大名糊弄，完全沒想著去搞明白這個最近的鄰居實際政治生態到底如何，甚至對綿延兩百年的對手蒙古察部，明朝方面的記載也是各種糊塗賬，大明直到滅亡，真正知夷務的高級官員寥寥，實在令人吃驚。
至宣德初，三衛對明遼東邊疆進行著零星的搶掠，當時遼東守將上書宣宗希望能“掩擊之”③，宣宗一直未予準奏。但同樣的入侵發生在九月宣宗巡遼東邊疆之時，忍無可忍的宣宗派兵遣將從喜峰口一直攻打到會州，據《明宣宗實錄》記載此次戰役成果頗豐“獲其人口、兵器、馬匹、牛羊、瑙重，不可勝計。腥擅蕩滌，邊境肅清。”①但從接下來《實錄》的記載，三衛之人自西邊的宣府至東邊的遼東都有侵擾的舉動，表明對宣宗親征三衛結果的評價為誇大譽美之詞，不可盡信。
宣德五年(1430)，和瓦刺對抗多年的阿魯台及其所立的阿台汗為脫歡所敗，由原居地克魯河中下游一帶南逃，避於明蒙邊境地區，所部除一部分歸附明朝外，大部散居於遼東至大同邊外。明廷在宣德六年得到“阿魯台敗北，部曲離散，多於近邊假息②”的奏報。阿魯台敗北南遷造成的後果，除了造成明邊疆地區軍事壓力增大外，另一個後果是以前隸屬於它的朵顏三衛背棄它，轉而投靠當時的勝者脫歡，加入到追剿南遷的阿魯台的行動中。
正統八年(1443)十月，三衛又犯延安。正統九年(1444)正月，英宗救守備獨石、永樂左參將楊洪，“去冬兀良哈往延安一帶搶劫，春暖必回，爾(楊)洪其選所部精銳往大同境外黑山迄北等處截殺。⑦”二月，楊洪等“於逸西地名以克列蘇等處俘斬兀良哈安出部下賊，奪回虜去人畜、器械等物。⑧”這次戰果應是正月英宗命楊洪在獨石等地做好截殺三衛準備，帶來的效果。可見，此時對河套地區的侵擾均出自兀良哈三衛。
認真爬梳史料，我們會發現，的確在“土木之變”以前就有了蒙古部落南遷的零星記載，三衛南遷是其南遷行動的一部分。而“土木之變”時英宗御駕親征只是明廷對蒙古各部落逐漸南遷帶來威脅忍無可忍的一種積極回應。
對明朝政治來說，土木堡之戰算是一個分界線。不過單就明蒙形勢而言，反倒數年之後也先被殺，瓦剌就分裂而轉而向西、壓迫察合台人，蒙古諸部相互攻伐，朱祁鎮復辟後殺了以于謙為首的武將功臣導致明軍一直未能恢復戰力，坐視達延汗在16世紀初完成中興。草原上再次出現與中原對峙的強主，要到15世紀末小王子與明交惡的時候了。
就徵兵制度來說，唐朝的府兵+募兵體制是比較成熟的，而明軍的世襲軍戶制度簡直是一次性的制度（因為很快就不再強僉民戶為兵，而軍士逃亡十分嚴重。約有一百多萬，多逃向蒙古與新疆），而募兵行動到景泰間才大規模展開。而明朝北邊戰爭的方向少，宣德、正統的和平正好讓政府採取了得過且過而非改弦更張的態度。唐軍到出擊漠北的能力至少持續了一百多年。而明朝只有五十多年。土木之變確實損失大，但也先死後蒙古諸部相互攻伐，明軍卻一直未能恢復戰力，坐視達延汗在16世紀初完成中興，這又不僅僅是土木之變的結果了。
也先稱汗後，將協助自己打敗阿魯台的三衛正式安置在河外陰山腳下住牧。景泰二年(1451)，明兵部尚書于謙奏:瓦刺也先續差使臣察赤輕等言，也先差伊帶領朵顏三衛達子來，因為阿魯台和寧王的跟腳在三衛，來敢不與，著軍馬來收三衛。如今放回怕邊上人驚，差我領他每來朝見，今三衛老小車輛盡在小黃河、牛頭山一帶駐紮打圍等因。本部已經覆奏，同行提備”①。小黃河即今四子王旗境內的錫拉木林河。而收三衛是指在正統十一年也先曾對三衛用兵，並使三衛完全臣服的事。
于謙又奏:明方知其中一部分約三千人，“一向在柜子山屯駐，四散出沒剿掠，因無官軍截殺，所以益肆猖撅。”“至山西腹里保德等州、河曲等縣，殺掠人畜”⑧。這與前述朵顏衛阿爾乞蠻於景泰五年(1454)六月向明廷報告，被也先逼至黃河母納之地居住，今已率部逃回白城一帶，請求近邊居住之事相吻合。後明廷允許逃回的三衛部落在明邊三百里以外住牧。景泰末，北虜入套後三衛才逐漸退出河套附近。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宣德至景泰年間活動於套外，經常進出河套的是兀良哈三衛各部。
宗教因素
明初，太祖、太宗的武力征伐使蒙古部眾不敢南下河套侵擾明邊，可隨著明北邊防禦力量的削弱，蒙古自身發展的需要，關於成吉思汗的傳說等因素都促使蒙古部眾進入河套地區。
宣德年間蒙古部眾開始出入河套地區，後蒙古族首領李來、毛里孩率部入河套，接著阿羅出、白L加思蘭及滿都魯在河套地區展開不斷爭鬥，亦思馬因、達延汗進入河套地區，俺答汗等部以河套為根據地侵擾明邊等活動，與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在河套地區不無關係。新的大汗即位，是要在八白室里舉行儀式，祈求得到祖先亡靈的認可和保佑。河套地區就成為蒙古部眾競相登場的舞台。
蒙古部頻繁寇擾明朝北邊防線，使得明北部邊防漸現危機中。這一過程中，明朝內部不斷有人提出各種建議，希望明能扭轉北部邊防態勢，將蒙古部逐出河套地區，恢復明對河套的統治，具有代表性的是嘉靖年間的“議復河套”。但隨著明蒙力量對比轉換，明朝面臨的問題已經不是如何收復河套了，而是如何自保了。
“河套，在中國北方居於控制之下的興盛之地。”潘照東認為，河套地區南望關中、中原，居高臨下。對於中原王朝來說，控制河套，則可以以陰山為屏障，抵禦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保證關中、中原地區的安全。對於北方遊牧民族來說，占據了河套，則可以作為根據地，南下關中，逐鹿中原，勢如破竹。如前所述，蒙古人入居河套，有生活上需要農業經濟支持的原因和軍事上逐漸取得漠南土地的基礎，除此之外，我認為還有一個蒙古民族內部的因素，即蒙古人相信成吉思汗曾表示願在河套之地安度晚年的傳說，所以他們一定要在這裡建立祭祀成吉思汗之所，為此不惜花費極大的時間和精力從明朝手中奪取河套。這樣一個原因，漢文史料當然沒有記載，蒙古文史料雖然沒有直接說出，但可以根據相關記載和具體史實作合理的推測。
據《蒙古黃金史綱》記載，1226年成吉思汗最後一次征討西夏，途經河套，對這裡大加讚美:
主聖望見穆納山嘴，降旨道:“喪亂之世，可以隱遁;太平之世，可以駐牧。當在此獵捕糜鹿，以游豫晚年。”②
穆納山(Muna qan )，明代漢籍又作母納山，即今烏拉特前旗境內的烏拉山，在河套地區。1227年，成吉思汗死於征西夏過程中，其遺體歸葬漠北不兒罕山。當靈車“行至穆納之泥淖處，循車(即靈車)之毅陷住，深達輻軸移動不得，套上各色牲畜都拽不出”，雪你惕的吉魯格台把阿禿兒作了禱告之後，“於是翰車徐動，眾庶歡欣”。深陷車輪的穆納地方，成為蒙古人崇敬之地:
因為主聖途經此地之時，表示過讚美與欣賞，所以翰車深沒輪毅;據說，向眾臣庶降下了疑似之詔，把身穿的衫子、居住的房子和一隻襪子，留在那裡.③
《蒙古源流》的記載與《黃金史綱》的記載類似，也說當成吉思汗征西夏途經穆納山時，“降旨雲:此乃廢國當隱避，太平當優遊，宜獵捕糜鹿，以為老人休息之地”。成吉思汗死後，運送其遺體的靈車“行至穆納之淖泥處所，車輪挺然不動，雖將五色人等之馬駕挽，亦不能動”，經禱告後，“葷車因徐徐轉動，於是群下鹹感戴稱奇，遂至所卜久安之地”③
從此，穆納山所在的河套之地，作為成吉思汗生前曾經讚美過、並希望在這裡安度晚年的地方，深深地留在蒙古人的印象中。我以為，儘管上述記載可能只是歷史傳說，但卻成為了蒙古人的牢固的集體記憶，元以後祭祀成吉思汗之所的“八白室”必須確定在河套地方，應當就是這個集體記憶的反映。
所謂的傳說，實際上是史實，有先例可證。成吉思汗死後歸葬之地漠北不兒罕山，就是成吉思汗生前指定的。拉施特《史集》記載了這樣一個傳說:
蒙古有一座名叫不兒罕·合勒敦的大山……成吉思汗將那裡選做自己的墳墓地，他降旨道:“我和我的兀魯黑的墳墓就在這裡!”……有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成吉思汗出去打獵，有個地方長著一顆孤樹。他在樹下下了馬，在那裡心情喜悅。他遂說道:
“這個地方做我的墓地倒挺合適!在這裡做上個記號吧!”(成吉思汗死後)舉哀時，當時聽他說過這話的人，重複了他所說的話。諸王和異密們遂按照他的命令選定了那個地方。②
不兒罕山(今蒙古國肯特山)地區的成吉思汗葬地，《元史》作“起葷谷”。儘管後人另有成吉思汗葬於新疆阿勒泰、葬於鄂爾多斯、葬於六盤山等不同說法，但都於史無證，完全不能得到認同。至今學界關於成吉思汗及蒙元歷代帝王均葬於起葷谷這一研究成果，仍是史實確鑿、無法撼動的定論。由此可見，對於蒙古人的傳說，決不能簡單地以“無稽之傳聞”而漠然視之。
一個不爭的史實是，從明中葉開始，蒙古人同明朝展開了對河套地區的激烈爭奪，最終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確實落腳到了河套地方。
我們先來回顧蒙元時期在漠北的成吉思汗祭祀情況。
成吉思汗去世後，對他的祭祀立即展開，祭祀活動在成吉思汗的位於漠北的四大斡耳朵里舉行。《史集》載:
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每個斡耳朵都為死者舉哀一天。訃聞傳到遠近地區上時，後紀、諸王[賓士」多日從四面八方來到那裡哀悼死者。由於某些部落那裡很遠，大約過去三個月，他們還陸續來到那裡哀悼死者。③
成吉思汗的斡耳朵自始即是漠北祭祀成吉思汗的地方，這個地方在《元朝秘史》里被稱作“斡兒朵思”( Ordos ) o①
成吉思汗的斡耳朵的地理位置與成吉思汗的葬地起輩谷相去不遠，看守起葷谷(禁地)的是兀良哈千戶:
在成吉思汗時，有一個出自這個部落(即兀良哈部落)的異密，名叫兀答赤，是左翼千夫長。後來，他同他的千戶一起，受命守護不兒罕一合勒敦地方的成吉思汗的大忽普黑(禁地)。②
管理成吉思汗斡耳朵、負責成吉思汗祭祀、守護起葷谷的蒙古宗王，最初是繼承了父親大部分家業的成吉思汗幼子拖雷，後來由忽必烈之孫甘麻刺負責。至元二十九年(1292甘麻刺由梁王“改封晉王，移鎮北邊，統領太祖四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③《史集》對此事的記載則更為詳盡:
他(忽必烈之孫、元成宗鐵穆耳)把父親遺留下的一整份財產授予了自己的長兄甘麻刺，把他派到了境內有成吉思汗的禹兒惕和斡耳朵的哈*，J和林去……哈刺和林， ..…以迄於乞兒吉思邊境的諸地區和名為不兒罕一合勒敦的成吉思汗的偉大禁地，全由他掌管，並由他守護著照舊在那裡的成吉思汗的諸大斡耳朵二。…誰也不許到那裡，因為附近有禁地。他製成了他們【已故祖先們〕的像;那裡經常都在焚香〔致祭to④大德六年(1302)，甘麻刺去世，其子也孫鐵木兒襲封晉王，“仍鎮北邊”，⑤繼續行使晉王職責，直到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被拭，也孫鐵木兒繼承皇帝(泰定帝)。有元一代，皇帝坐鎮大都(北京)，晉王則鎮守蒙古本土，守護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並掌管成吉思汗祭祀之事。到明代，沿續四大斡耳朵(Ordos)一名的“鄂爾多斯”( Ordos)部，駐牧於河套之地，守護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 Naiman cayan ger )，而鄂爾多斯部部主的稱號“濟農”(j inong )，又直接來源於元代的“晉王”。⑥這一定不是歷史的簡單巧合，而是有著前後繼承關係的。這個關係應當是:
由祭祀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到明代演變為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八白室所在部落因此被稱作“鄂爾多斯”;由掌管成吉思汗祭祀的“晉王”(j in wang勺in ong )，因連讀而成為蒙古語詞“濟農”(jinong );原成吉思汗的祭祀地在漠北，因為蒙古人相信成吉思汗願在河套安度晚年的傳說，所以到明代遷徙到了河套地區，鄂爾多斯部及其首領濟農也必然駐牧於此。
如果這個推斷不錯，那么我們就可以進一步理解蒙古人為何極力向明朝爭奪河套，一定要將成吉思汗祭祀之地安置在這裡;同時，因為蒙古大汗的繼承與成吉思汗祭祀密切相關，也就可以進一步理解為何諸多蒙古上層首領頻頻出現在河套，在這裡上演了一幕幕權力爭奪的歷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