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

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

《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樂愛國著,中華書局出版於2002-12發行。

作 者:樂愛國
裝幀項:平裝 20cm

出版項:中華書局 / 2002-12-01
ISBN號:9787101036633
書 價:¥19.00
內容簡介:
該書是第一部全面論述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關係的學術專著。作者從科技與文化相互作用的角度,以翔實的史料論述了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的相互關係,具體地分析了各個歷史時期儒家文化對於科技發展的影響,揭示了儒家文化所包含的科技因素,以及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科技的儒學化的特徵,對儒家文化促進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積極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從而糾正了以往所謂儒家“重道輕藝”、鄙視科技的觀點。全書共20餘萬字,分為導論和正文五章。正文的前四章按照各歷史時期對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關係分別作了論述,既討論了歷代儒家學者對自然、對科技的研究,也具體分析了儒家文化對於古代科技發展的影響。最後一章則從文化與科技關係的角度對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的關係作了綜合性的概述。復旦大學哲學系博士生導師潘富恩教授為該書作序,並稱“這是一部開拓性的專著”。該書的研究和出版得到孔子文化大學“深見東州儒學研究基金”的資助。
目 錄

導論: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古代科技
一.“古代科學”與中國古代科學
二.儒家文化與古代科技的同步發展
三.研究儒家文化對古代科技發展的影響
第一章 儒家的創立與古代科技體系的奠基
一.孔子對待科技的態度
二.思孟學派與古代科技
三.荀子的科學思想
四.《易傳》的自然觀
五.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與科技
第二章 漢代儒學與古代科技體系的形成和發展
一.董仲舒的宇宙論
二.漢代經學中的科技知識
三. 漢儒對天文學的研究
四.王充的科學思想
五.儒家文化與漢唐時期的科技發展
第三章 宋代理學與古代科技發展的高峰
一.宋代理學的科學基礎
二.“北宋五子”的科學思想
三.朱熹的科學研究與科學思想
(附:李約瑟[1]評朱熹的科學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四.儒家文化與宋元時期的科技發展
第四章 明清儒學與古代科技的衰落
一.明清儒家對科技的研究
二.儒家文化與明清時期的科技
三.儒家文化與“西學中源”說
四.從“格物致知”到“科學”
第五章 儒家文化與古代科技的關係
一.儒家文化的科學內涵
二.儒學化的古代科學
三.重新認識儒家文化與古代科技的關係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作者簡介:
樂愛國,男,1955年11月生,浙江省寧波市人。1983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1986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哲學系,獲碩士學位。現為廈門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哲學與科技關係的研究,已出版著作(合著)多部,主要有:《齊國科技史》(合著)、《王廷相評傳》(合著)等;發表學術論文《〈管子〉與古代數學》、《朱熹格物致知論的科學精神及其歷史作用》、《從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學中源”說的形成》等50餘篇。
《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
復旦大學 潘富恩
早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思想史界老一輩的學者就曾提倡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必須與中國科學史的研究相結合,並希望為從事這方面工作的青年學者達到文理知識兼備、科哲互補融通創造更好的條件。然而這美好的想法,卻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最終沒有付之實踐。
八十年代開始,在新的形勢下,中國科學思想史的研究漸受學術界的重視。自八十年代後期以來,這方面的研究呈現出一派興旺景象,出版了大量有關中國古代重要哲學家科學思想研究的論文及專著,如任繼愈先生指導的李申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與自然科學》,後經擴充增補成二大卷出版;袁運開、周翰光主編的《中國科學思想史》三卷本;還有曾在我名下指導的徐儀明的博士論文《性理與歧黃》等。上述專著均屬於有相當影響的開拓性之作。
現在,樂愛國君撰寫的《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一書又將出版,貢獻給讀者。樂愛國君八十年代中期曾在復旦大學哲學系攻讀科技哲學專業方向的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在廈門大學哲學系任教學工作。他甘心寂寞,勤于思考,埋頭研讀典籍,苦心爬梳資料,對中國古代科技思想史鑽研頗深,發表了不少相關的論文。尤其是主要由他執筆撰寫的明代思想家《王廷相評傳》,其中有專章對王廷相的科學思想:天文曆法、地學與生物學、音律學等,剖析精微,顯示作者已具備對古代思想家的科學思想進行深切把握的功力。他的這部《儒家思想與中國古代科技》一書正是他長期用功、厚積薄發的結果。
本書作者從科技與文化相互作用的角度,論述了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的相互關係,具體地分析了各個時期儒家文化對於科技發展的影響,揭示了儒家文化所包含的科技因素,以及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科技的儒學化的特徵。本書的主要特點在於:作者通過對儒家經典和儒家學者的深入研究,梳理其中所包括的科技知識並作具體分析,從而說明了儒家文化與古代科技的密切關係。本書還糾正了以往儒學研究者以為儒家僅“重道輕藝”、鄙視科技知識的偏見。
本書在論證了儒家文化對於古代科技影響的同時,還清楚地論析了這樣一個學術界所關心的熱點問題,亦即中國科技在清中期以後衰落的原因。本書作者認為,對此不能將其原因簡單地歸於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衰落的原因在於儒家學說的被僵化,而不在於儒家文化本身。作者從文化學的角度進行審視,認為儒家文化背景中孕育和發展起來的中國古代科技包含了可能發展成為近代科技的萌芽。作者還提出,深入挖掘中國古代科技思想的資源,有助於我們今日科技思想的開拓和發展。
樂愛國君洋洋二十餘萬言之大作,歷史跨度二千五百餘年,將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關係的歷史發展作了精詳的論析,脈絡清晰,多有創建。這是一部開拓性的專著,此書的意義和價值,讀者自然會給以公正的評價。此書之出,余甚樂為之序。
書評:
中國古代科技的新探索
關於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的關係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觀點:較多學者認為儒家文化對中國古代科技發展起了阻礙作用;雖也有一些學者肯定儒家文化的積極作用,但缺乏有說服力的論證。近來,樂愛國教授以其新著《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中華書局出版,2002年12月第一版)對此問題進行了全新的探索。該書以翔實的史料和嚴密的論證對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的關係問題給了出色的回答。
全書共二十餘萬字,分為導論和正文五章。正文的前四章按照各歷史時期對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關係分別作了論述,既討論了歷代儒家學者對自然、對科技的研究,也具體分析了儒家文化對於科技發展的影響。最後一章則從文化與科技關係的角度對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的關係作了綜合性的概述。
從總體上看,《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的最大特點是把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比喻成文化母體與科技胎兒的關係,從而把古代文化與科技統一起來。據此,作者在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的關係問題上提出了以下兩個重要的學術觀點:
一,儒家文化蘊含著豐富的科技內涵。
長期以來,儒家文化常常被誤解為科學的對立面,或與科學無關。作者認為這是由於對儒家文化缺乏全面了解而造成的。作者根據儒學史和中國科技史的研究認為,儒家文化包含著豐富的科技內涵,其理由有二:
其一,儒家經典諸如《大戴禮記·夏小正》、《詩經》、《尚書·堯典》、《禮記·月令》等包含著豐富的科技知識;
其二,歷史上有眾多儒家學者參與科技研究,並作出了貢獻,尤以朱熹最為突出。作者認為,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夠包容科技,是由於儒家的最終目的在於“求道、為學、致用”,而這一切又都必須通過研究自然、學習和研究科技才能實現。至於孔子反對“樊遲學稼”,以及諸如“奇技淫巧”等說法,作者認為應當作具體分析,不能簡單地以此為據來證明儒家鄙視科技。
二,中國古代科技具有儒學化的特徵。
以往人們在研究古代文化和科技的關係時,大都將二者割裂開來。作者則認為,科技是在文化背景中發展起來的,必然受到文化的深刻影響;成長於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的中國古代科技亦是如此。作者打破了過去將文化與科技割裂開來的研究方法,重點從兩個方面闡述了儒家文化對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深刻影響:一是儒家文化對科學家的影響,中國古代科學家成長於儒家文化的氛圍中,他們的人格素質,價值觀、學識受到了儒家思想的薰陶,甚至與儒家沒有明顯的分界;二是儒家文化對科學研究的影響,這主要體現在儒家文化影響了科學家的科研動機、知識基礎和研究方法等幾個方面。儒家文化這種深刻影響的結果,便是使中國古代科技具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徵。
作者認為,“中國古代科學的許多方面都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中國古代科技中的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五大學科都具有顯著的儒學特徵,中國古代的科學是儒學化的科學”。(第306頁)
正是運用這種把古代文化與科技統一起的研究方法,通過梳理中國古代科技與儒家文化的密切關係,作者斷定:“雖然不能排除儒家文化對於古代科技的發展在某些方面也可能具有某種程度的負面作用,但從總體上看,從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狀況看,儒家文化對於古代科學的積極影響是占主導地位的。”(第309頁)這樣也就糾正了以往一些學者以為儒家鄙視科技、對古代科技發展起阻礙作用的觀點。
樂愛國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哲學與科技關係的研究,著述頗豐,功底深厚。他的《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不只是從一般的邏輯推理上而是立足於大量歷史文獻的基礎上進行立論,從儒學史與中國科技史的結合上進行論證,而且發掘出許多新的研究資料,因而有相當充分的說服力。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潘富恩先生為該書作序,並認為,這部專著“將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的歷史發展作了精詳的論析,脈絡清晰,而多有創建,是一部開拓性的專著”。
[1]註明:中國自華夏至明清工商業萌芽,建立人類農業文明最成功的典範,成為當時歷史上科技、文藝、產業與體制最發達與繁榮的世界強國,為什麼後來卻在鴉片戰爭時期卻已經如此落後了呢?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然而,歷史問題應該用歷史分析的方法來研究,以史為鑑就是源自史官的儒學傳統的研究方法,從男耕女織到男奴(辮子)女卑(小腳)就是歷史的文化變遷,砸爛儒家的文革、沒有儒家的商業又如何呢?自五西運動以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仁人志士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儒家精神探索科學與民主的賽先生與德先生;因為,科學實踐為的是發明創造,是公平客觀的學術競賽,民主法制是倫理道德的實施,是以人為本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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