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韻琴

新中國成立後,俞韻琴曾擔任過諸暨縣和紹興地區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 早年間,俞韻琴和一些村民就曾提出並嘗試過引蓄水的方案,但因籌資困難,一直未能如願。 在保全自己的同時,俞韻琴還設法保釋了被抓的人。

俞韻琴

俞韻琴(1879.11.9—1973.5.2,即光緒己卯九月廿五日子時至一九七三年癸丑三月三十日),名元潮,字佩亭,學名汝諧,號韻琴,以號行。他是我國共產黨與共青團的創建人之一俞秀松烈士的父親,也是諸暨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教育家。浙江省諸暨市次塢鎮溪埭村人。
俞韻琴幼年因家境貧寒,很早就隨父親俞金全(1832—1914,字金泉)從事農業勞動,一邊放牛,一邊讀私塾,師從諸暨江藻墨城塢著名塾師壽梅契(名錫恭)先生,壽先生曾在晚清著名學者俞樾家當過塾師,在諸暨當地很有名望。在壽梅契的教導下,俞韻琴學業精進。甲午中日戰爭之後,隨著國家危機的加深,新學興起。俞韻琴又到位於省會杭州的浙江東城師範學校學習,並取得了畢業文憑。
俞韻琴先後在諸暨、紹興等地教育界、實業界、金融界擔任過一些職務,在當地也是一位社會名流。他曾擔任過清末知事府老師、諸暨縣教育局督學、諸暨縣勸學所所長、諸暨師範講習所所長、諸暨初級師範學校校長、民國實業(工商部)商業科科員、中國茶葉公司浙江紹興平水茶廠廠長、民國中央合作金庫鑒印室股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後,俞韻琴曾擔任過諸暨縣和紹興地區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
俞韻琴既接受過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又接受過新式教育的薰陶,深受西方現代思潮的影響,雖然得中秀才,卻不是一個抱殘守缺的冬烘先生。他贊同康有為、梁啓超的維新變法思想,主張廢科舉、尚科學、興教育,有著改變中國愚昧落後面貌的強烈願望。戊戌變法失敗後,他目睹清政府政治腐敗,遂絕意於仕途。致力於鄉村教育事業。1906年,他在本村溪埭創辦了諸暨西北地區的第一所新式國小——行余初級國小,從此走上教書、辦學、積極支持社會變革的道路。
為宣傳辦學,在擔任諸暨縣教育局督學期間,俞韻琴跋山涉水,親臨偏僻邊遠山村,足跡遍及全縣各地。民國初期,鄉村教育中維護舊制與倡導新學的矛盾仍然很嚴重,諸暨一個叫二十都(今同山鎮)的地方拒絕創辦新式學校。縣教育局的好幾位督學去動員都沒有結果。俞韻琴決定前往勸辦新學。他不坐轎子,腳穿草鞋,步行數十里來到二十都,當地民眾見此情景深受感動。他又把創辦新式學校與抵禦外侮、振興國家的關係講給當地的民眾聽,開導當地民眾的思想。在他的感召和勸說下,新式學校很快就辦了起來。後來,俞韻琴又升任諸暨縣勸學所所長,繼續為鄉間教育事業的發展鞠躬盡瘁,使諸暨地區的新式學校迅速發展,達400餘所,為諸暨普及新式農村學校教育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的教育興邦思想和身體力行的先進事跡,至今還在諸暨廣為流傳。
俞韻琴為人處事公正和氣,樂於為鄰里鄉親排憂解難,村里或附近的鄉親遇到困難、糾紛或疑難不決的事情,總愛找他商量,徵求他的意見,因而頗受族人的敬重,鄉里人都尊稱他“小太公”。即使後來他到外地工作,每次回家,家中依然門庭若市,登門拜訪者絡繹不絕。
出身貧寒的俞韻琴秉承了父親俞金全急公好義的性格,非常關心鄉親們的生活疾苦,熱心公益事業。每當家鄉遭遇水旱災害,他都會積極帶頭募捐,積極申請政府賑濟,千方百計幫助民眾解決困難。1922年,諸暨連續遭受颱風和洪水侵襲,浦陽江堤防沖毀、湖泊決口,農田淹沒,房屋倒塌,人畜淹死無數。次塢一帶更是饑荒遍野,很多人不得不背井離鄉以乞討為生。為幫助大家渡過難關,俞韻琴挺身而出,代表當地災民赴杭州向浙江省政府請求賑濟。省政府賑濟了一大批玉米,有效地緩解了災情,使鄉親們免遭飢餓流離之苦。
俞韻琴的家鄉溪埭村是山村,每逢大旱就會給農田灌溉和人畜飲水造成很大困難,這一直是全村百姓的心頭之患。早年間,俞韻琴和一些村民就曾提出並嘗試過引蓄水的方案,但因籌資困難,一直未能如願。1947年10月,俞韻琴69歲的時候,利用門生、親友為他祝壽積攢的百石大米之款,為村里修建了一座水壩.解除了村里逢旱無水的後顧之憂,也了卻了自己多年的夙願。國學大師、著名書法篆刻家馬一浮先生有感於此,欣然題寫“南山堰”三字,作為特殊“壽禮”,以表彰他的善舉。
在事關國家民族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俞韻琴更是深明大義,積極擁護中國民主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大革命時期,為策應周恩來等人領導發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他與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家宣中華等一起赴嘉興地區做農民革命的宣傳、發動工作,積極參加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1935年8月,國民黨軍隊到諸暨大橋鄉“剿共”,村裡的農會幹部被抓。國民黨的一個團長揚言:“你溪埭村有個老共產黨員(指俞秀松),權勢很大,我都知道,他的家族該是自首的時候了。”俞韻琴聽後卻理直氣壯地說:“我大兒子在外工作,他1922年在杭州辦平民夜校,後來到廣東協助孫中山先生,任東路討賊軍總司令部參謀處一等書記。討 伐軍閥陳炯明。”他還拿出了俞秀松從廣東的來信。那位團長見無機可趁,只好不了了之。在保全自己的同時,俞韻琴還設法保釋了被抓的人。抗日戰爭時期,他曾為新四軍金蕭支隊的活動秘密籌措經費、運送彈藥。
解放前夕俞韻琴與兒媳安志潔一起為打聽兒子俞秀松的下落而四處奔走。建國後,他作為進步民主人士,曾多次出席縣、地代表會議。1957年,俞韻琴又被聘為浙江文史館館員。1960年,他親筆上書毛澤東主席,痛陳兒子俞秀松的革命經歷和蒙冤苦情:“可憐我兒俞秀松自廿歲至四十歲,一生革命廿拾年,其被害究竟是否冤枉,是非不明。為此不揣冒昧,瀆陳縷縷,懇請飭屬徹底查明,以明是非。如果俞秀松確為托派,誤入歧途,走錯了路,他是該死,殊不足惜。如果俞秀松確是冤枉犧牲,幸望台慈賜予昭雪,轉請上海市委遵照規定辦理烈士登記,以資表彰,而示後世。”
毛主席接到俞韻琴的信後,非常重視此事。中央人民政府終於在1962年5月為俞秀松烈士頒發了“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使得俞秀松沉冤昭雪,歷史地位得以恢復。
俞韻琴晚年來回於上海和故鄉溪埭兩地居住,以書法、越劇自娛。1973年5月2日,他以95歲高齡終老於故鄉,葬溪埭黃家山。
俞韻琴元配呂歡朵(1875.2.3—1918.1.3,即同治甲戌十二月廿八日子時至民國丁巳十一月廿一日子時),系平陽地呂如能幼女,葬檡塢安山口。生四子二女:壽松(即俞秀松)、壽喬、壽謙(又名壽籛、恨初)、壽安、素梅、素娥;繼配杭州市蕭山區河上鎮鮑家塢徐子琴長女徐茂萱(1893—1972),生二子二女:壽臧、壽椿、素月、愛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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