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第四機械工業部第十研究院顧問（部長級待遇）。
侯正果同志1910年12月出生於四川省達縣，1932年參加赤衛隊，1933年7月參加紅軍，1934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時期，歷任紅四軍十一師排長、連長、紅軍大學區隊長、紅四方面軍總部警通營政委、中央警衛團第一任政委。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三五九旅營教導員，“抗大”一大隊二隊隊長、副大隊長，晉察冀軍區特務團副團長、團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晉察冀四分區司令部參謀長、晉冀軍政幹校校長，北嶽軍區平西軍分區司令員。
新中國成立後，侯正果同志歷任唐山軍分區司令員、河北練兵指揮部司令員、華北軍區軍政幹校校長、65軍和24軍第一副軍長、石家莊高級步校副校長、國防部第十研究院副院長、第四機械工業部第十研究院顧問，1982年離休。1960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侯正果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2年1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我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宣統皇帝崩潰的前一年，即1910年12月的一個陰冷的日子裡，侯正果同志來到了這個貧窮落後，封建愚昧的黑暗社會，降生在一戶貧苦農民的家裡。他家祖祖輩輩都是以種田為生，始終過著"臉朝黃土背朝天，一年沒有一日閒，到頭沒有吃和穿"的艱苦生活。
侯正果同志八歲的那年，他的母親得了重病，因為沒有錢醫治，痛苦地拋下了五個子女而死去。次年，他的父親也因貧病相繼離世。年幼的侯正果同志和他的哥哥、姐姐投靠了幾乎也是一貧如洗的大伯父。從此，他挺著弱小的身軀，開始加入了勞動的行列，放牛養豬，養雞養鴨，無所不乾。在那萬惡的舊社會，貧苦農民本來過的就是"燒鍋無米煮，借錢沒有門"的生活，好像一葉孤舟在那狂風惡浪中飄搖，根本經受不起任何天災人禍的打擊。1925到1930年，大伯父的家境，也由於人口過多，負擔過重，再加上連年天旱，土地歉收，以及軍閥混戰、土匪叢生、拉夫抓丁、苛捐沉重等原因，很快地將田地、房屋賣淨而破了產。
侯正果同志從1926年至1932年的幾年間，為了生活，他上深山打柴，到河邊拉縴，為富人打短工、種田犁地，什麼重活、髒活、累活都乾過。有時還經常被富人叫去站崗放哨、抬轎當差等，稍有差錯便要挨打受氣，就這樣拼死拼活的乾，仍然還欠著一筆數目不小的閆王債。為了活命，為了還債，年青的侯正果同志跟隨他的伯父和兄長冒險去放木排。放木排，既艱苦，又冒險，有幾次由於水急浪高險些丟了性命，沿途又受到關卡的盤剝，結果不僅沒有賺到錢，反而欠賬幾十塊大洋。天啊！這樣痛苦煎熬、饑寒交迫的日子，何時才是個頭啊！
1932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來到了四川的兩河口。不久，解放了通江縣、南江縣、巴州城。實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蘇維埃人民政權。侯正果同志和其他窮苦人們一道才得到了翻身解放。當時流傳著兩首這樣的歌謠：紅軍到了通江縣，半夜三更象白天，窮人起來拍手笑，反動軍隊都跑完；八月桂花遍地開，工農民眾快起來，打倒土豪分田地，建立政權蘇維埃。次年7月，他在平昌縣白衣巷對岸的王火山參加了赤衛隊，當時赤衛隊的任務，主要是為紅軍送信帶路，籌措給養，建立兵站，運送槍彈，站崗放哨，救護傷員，偵察敵情等等。晚上，還向民眾宣傳紅軍政策。赤衛隊還要向敵人喊話、唱歌、宣傳，做瓦解敵軍的工作。十月，赤衛隊編入紅軍三十一團。侯正果同志由於作戰勇敢、工作積極、不怕艱苦、團結同志，擔任了三十一團新兵營三連連長、管理連長。1934年2月，調該團二營（正規部隊）六連當一排長。7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4年2月至9月，侯正果同志隨團隊參加了在板橙山、岩口、香爐山、鎮龍關、苦竹灘一帶粉碎敵人"六路圍攻"的戰鬥。戰鬥勝利結束後，調紅四軍教導隊學習。10月，調紅十一師師部通訊隊工作。12月底，部隊西進到達旺蒼縣。次年1月，調紅四方面軍政治連學習。不久，紅軍開始了長征。因此，政治連的學習是在邊走（路）邊打（仗），邊教邊學中進行的。當部隊走到四川天全縣時，學習結業始告結束。
為了準備第二次過草地，1935年底，紅軍大學成立了政治隊。侯正果同志任一區隊隊長兼黨支部書記。政治隊的學習同樣是在邊走、邊打、邊教、邊學中進行的。學習的內容不僅有黨的方針政策、戰略思想（總結以往的作戰經驗和教訓），還有過草地的戰鬥、偵察、警戒、行軍、宿營、供給、養兵、用兵、練兵方面的知識。學習內容是緊密聯繫當前鬥爭需要的，即乾什麼，愛什麼，用什麼。次年5月，部隊走到爐霍縣時學習結束。
1936年6月，紅二、四方面軍在四川甘孜一帶會合。7月，組織過草地。此時，侯正果同志調到紅四方面軍總部任警通營政委，和全營指戰員一道，保衛在紅四方面軍工作的朱德總司令及領導機關。1936年12月，長征勝利地到達了陝北保全，侯正果同志於十一月任中央軍委警衛團政委。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的第三天，黨中央副主席周恩來同志受黨中央的委託，乘飛機去西安和國民黨當局談判。當時，黨中央駐在陝北的保全縣城，飛機場卻在延安縣城的附近。由保全到延安要走很長一段路，而且沿途很不平靜。為了保障周恩來同志的安全，侯正果同志奉命率警衛團一營二連執行護送任務。護送任務完成後，遵照周恩來同志的指示，侯正果同志和陳有才同志（周恩來同志的副官）率領二連進駐延安縣城。由於這是紅軍第一次進入延安縣城，在一部分人民民眾對中央紅軍並不十分了解的情況下，進入的好壞，其意義是重大的，影響是深遠的。因而，周恩來同志對做好這一工作的要求也是嚴格的。由於侯正果同志與陳有才同志認真細緻地做好了一切準備，以及全連指戰員堅決地執行了黨的統一戰線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終於勝利地完成了這一任務，為紅軍在延安人民心目中留下了一個良好的印象。
1937年5月，周恩來同志和張雲逸同志受黨中央委託，由延安乘卡車去西安和國民黨談判。途經距延安縣城四十多里的勞山時，遭到約二百多名政治土匪的伏擊，隨車護送的陳有才同志絕大部分警衛戰士都英勇犧牲，情況十分危急。侯正果同志接到中央軍委參謀部的緊急情況通報後，立即和團長一道，迅速組織全團指戰員前往援救。由於警衛團行動迅速、堅決勇敢、救援及時，使周恩來同志和張雲逸同志安然脫險，受到黨中央領導同志的表揚。
1937年6月，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後，中央軍委警衛團改為前方指揮部特務團第三營，侯正果同志任營政委。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全國掀起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高潮，此時，侯正果同志任三十二軍二八二團政委。9月，部隊改編為後方留守兵團三五九旅七一八團三營，侯正果同志任營教導員，擔任綏德警備、河防警備任務。次年7月，任抗日軍政大學一大隊二隊隊長。1939年1月，任抗日軍政大學二分校先遣大隊一大隊副大隊長。1940年4月，任晉察冀軍區特務團副團長，參加了著名的百團大戰，以及保衛護秋戰鬥。從此，侯正果同志進入了抗日戰爭的最前線，又一次開始了他的戰鬥生涯。他一生共參加大小戰鬥170餘次，有一部分是在抗日戰爭這一時期所經歷的。他的右胸至今還留有被日本侵略者的槍彈貫穿後所留下的傷痕，記錄了他為民族存亡而英勇奮鬥的光榮業績。
1943年7月，侯正果同志任晉察冀軍區第四軍分區三十六團團長，率領部隊在石家莊威州一帶作戰。任務是守住四分區的南大門，堵住從石家莊和井陘方向來犯的敵人。為了完成這一任務，他組織全團連以上幹部，在一年時間裡，走遍了平山縣、井陘縣，以及防岱口地區方圓幾百里的所有山頭、村落，制訂了周密的作戰計畫，有效地打退了敵人數次掃蕩。1944年初，該團先集中二個營的兵力，全殲了陘井縣守敵的一個排。然後再派人化裝偽軍，先後智取了防岱口、老虎山、玉堂村等敵人的陣地。這幾次戰鬥共殲日、偽軍170餘人，繳槍百支，活捉敵偽小隊長3人，收復了井陘、防岱口一帶的失地，而我軍只傷亡10餘人。
1945年6月，侯正果同志率領三十六團在平山縣李村一帶執行作戰任務。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17日，接到全殲駐在李村拒絕投降的二個日軍小隊（實際是一個中隊，還有二個偽軍團部，一部分偽軍）的作戰命令後，便馬上派出了偵察。此時發現這股敵人正在向石家莊集結，準備繼續負隅頑抗。為了不失戰機，侯正果同志按分區指示，果敢：迅速展開兵力，邊打邊偵察，邊調整戰鬥部署，堅決消滅了這股頑抗的敵人。在戰鬥中，侯正果同志為了便於指揮，將指揮所放在前沿，由於距敵太近，他不幸被敵人的子彈打穿了右胸。這是他為人民為革命第五次流血負傷，並且留下了後遺症。
在解放戰爭中， 1945年8月，侯正果同志任晉察冀軍區第四軍分區參謀長。1946年4月，任晉冀軍區軍政幹校校長，1948年7月，任北嶽軍區第三分區司令員。三分區在北平（今北京市）以西。轄懷淶、淶水、涿縣等地。其任務是：除配合和支援野戰軍作戰，保護華北到東北的兵站，運送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以及接送過往的首長外，同時也派出部隊直接參加了解放張家口和保全的戰鬥，上級解放北平的戰鬥。
1948年12月14日，侯正果同志奉命率部隊進駐門頭溝煤礦區（今北京市門頭溝區），在北京市軍管會、市委的指揮下，當地區委的協同下，肅清了殘敵，保衛了礦區，安定了民生，促進了生產，改善了人民民眾的生活。保證了北平（今北京市）幾十萬居民和政府軍、隊過冬的生產、生活用煤和用電，配合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全國解放後，侯正果同志先後任唐山軍分區司令員，河北練兵指揮部司令員、華北軍政幹校校長等職。曾同孫毅老將軍入朝考察、見學。1954年11月，他以優異成績從南京軍事學院高級系畢業後，任華北軍區軍訓處長，與前蘇聯軍隊波波羅夫將軍等軍事專家一起主持華北軍區的軍事訓練工作。1955年5月後，他先後擔任六十五軍、二十四軍副軍長，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副校長等職。為保衛祖國，為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為我軍教育事業嘔心瀝血。
1960年，為了加速國防科研工作的發展，中央軍委決定，將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等單位改編為國防部第十研究院，侯正果同志任副院長，分管行政後勤工作。
對於長期從事軍隊建設的侯正果同志來說，改行搞國防科研的確是一個新課題。但是他堅決服從命令、不怕困難，以中央首長聶榮臻同志"為科研工作當一個大管理員，作好科研後勤工作，為科研工作服務"的指示鞭策自己、鼓舞自己，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為第十研究院下屬14個研究所以，及院直單位，總共8000多科研人員、上萬名職工，搞基本建設、搞農牧副業生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較好的成績。特別是在三年困難時期，在解放軍總後勤部領導下，在院所職工的一致努力下，為全院生產了60萬斤糧食及副食品。1964年4月，國防科委在十院的十四所召開了現場會議，對第十研究院的科研、生產、思想政治、後勤保障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與表揚，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評。
1965年，組織上確定第十研究院全體幹部、戰士、職工集體轉業。侯正果同志顧全大局，堅決服從組織決定，帶頭脫下軍裝，做出了好榜樣。實踐了他經常對大家所說的，"能軍能民、能上能下、能多能少、能苦能甜"的諾言，不愧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同時也為穩定國防科研隊伍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文革”時期，他因不支持派性、不參加任何批鬥會等，同樣遭受迫害，舉家下放河南。1971年底，他恢復了一部分工作，幫助了很多“挨整”的老同志和幹部民眾。
1982年，為新中國的誕生、為共產主義事業艱苦奮鬥近50年的侯正果同志，經組織批准離職休養了。但是，他沒有真正的休養，而是在勤奮地整理回憶錄，繼續在實現他的"人民送我當紅軍，我當紅軍為人民，今雖離休不停步，發揮餘熱為人民"的誓言。幾年來，他整理並撰寫了大量的回憶錄及歷史資料，截止1988年1月，在各種報刊、雜誌上發表了《朱總司令種菜》、《長征路上的紅軍大學》、《首進延安城》、《解放初的門頭溝》等十五篇文章、詩詞，共約十萬餘字，不同程度地起到了總結經驗、啟迪後人的作用。
2002年1月9日，侯正果同志用顫抖的手寫下：“不圖名、不圖利，不怕苦、不怕累，全心全意為人民，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字條。2002年1月12日，侯正果同志病逝在北京醫院。
逝世後，胡錦濤、張萬年、曾慶紅、鄒家華、胡啟立等同志以不同方式對其逝世表示哀悼，向其家屬表示慰問。
2003年1月，北京電視台播出紀念侯正果同志的節目《回憶我的父親》。
侯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