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侯御之侯御之1912年生於北京一個洋派家庭，父親是傳教士，她從小便在教會學校學習，接受西方教育。8歲就國小畢業，因為連年跳級，趕上庚子賠款（留學計畫），被公派出國留學日本，少年時的侯御之就有一種完美主義，再加上當時日本人笑話她是“小支那女子”。為堵一口氣，她門門功課全都是滿分。18歲大學畢業，22歲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在日本，侯御之寄宿在一家叫猶琦的日本望族（日本皇族），接受了系統的貴族禮儀教育。她能講7國語言，會唱義大利歌劇，會演奏鋼琴；凡有聚會，必震驚四座。各國領事館的外交官看其才貌雙全，更是尊稱她為“公主殿下”，有時候她不到的時候，大家還會問，今天公主怎么沒有來？特別擅長音樂，但沒有選學藝術，而是認定《國際法》，想挽回祖國喪失的權益和地位，九一八事變後為加入到救國救亡的洪流中，放棄了日本的貴族待遇回國。
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杜重遠的遺孀，1933年3月25日與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社會政治活動家杜重遠結婚，曾居住於上海原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盧灣區瑞金二路)安和新村8號，伉儷志同道合，並肩戰鬥，為抗日救國積極奔走呼號。（丈夫杜重遠先生是我國近代著名的進步實業家和愛國民主人士，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的推動人之一，1944年6月13日在新疆被反動軍閥盛世才殘殺於獄中，遺骨至今尚未查到。）
50年代反右運動時期被趕出上海的家，靠典當生活。
“文革”時期被抄家批鬥，受到嚴酷迫害。
1986年3月當選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8年3月當選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998年6月21日在上海病逝，侯御之女士的骨灰，於12月21日在上海萬國公墓“名人墓地”（宋園）與杜重遠先生衣冠合葬。墓碑用帶有長城浮雕圖案的大理石製成，以表達黨和人民對杜重遠夫婦在抗日戰爭中為民族解放事業所作出貢獻的肯定。
著有《刑法學》、《杜重遠文集》、《願河山如畫》文匯報 1996年12月19日。
人物關係
杜重遠1898年出生於吉林懷德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13歲考入省立兩級師範附屬中學，19歲時考取官費留學日本，進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學習陶瓷製造專業。就是在那裡，他結識了遠近聞名的才女侯御之。侯御之當時參加了要求收回旅順、大連等愛國學生運動，常聽爸爸在同學會的演講，從此結識了杜重遠。
短暫的相識後，杜重遠就開始苦苦追求侯御之。5年中，他的書信塞滿了侯御之的書桌。然而風度翩翩、才華橫溢，又與侯御之志同道合的杜重遠，還是遭到了拒絕。原來杜重遠曾有過一段封建包辦婚姻，還生有4個女兒，但侯御之那么出眾，也不想背負不好的名聲，顧慮日後說不清楚，一直拒絕著，但杜重遠還是經常來找她談心，說不成為夫妻，可以做個朋友嘛。當時，侯御之的同學很崇尚杜重遠，在旁挑撥離間，甚至於對侯御之說：“你就是半推半就，你要是真的不想跟他來往了，一刀兩斷就完了，你怎么還那么藕斷絲連的？”侯御之哪能料到到她的用心，杜重遠的信件也不再接收了，再寫信來她也原封退回，她連拆都不拆。
無奈的杜重遠學成回國，為了實現實業救國的初衷，在瀋陽集資創辦了我國第一家機器制陶工廠——肇新窯業公司，得到張學良投資12萬元的大力支援。同時他又擔任了張學良的秘書，為抵制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治理東北出謀獻策；還在東北組織“東北國民外交協會”，協助處理對日外交問題，推動了東北各地的抗日救亡運動。
1932年秋，遠在日本的侯御之，聽到日寇已發動“九一八”事變，堅決放棄了許多日本高等學府的聘用機會，匆匆趕回北平，任教於燕京大學。命運的安排，讓她與杜重遠在北平再次相逢。
杜重遠終於等來了侯御之，他特別喜歡風箏，做了一個風箏，就掛在侯御之宿舍的窗子底下，風箏正面寫著：“不傳訊息只傳情”；背面寫著：“我在這裡等你”。正是這隻風箏，感動了侯御之。
杜重遠與侯御之結婚照1932年，他們在北平訂婚。第二年，在上海舉行了盛大的婚禮，為了迎娶侯御之，杜重遠買下了位於淮海路的豪宅，六畝地的大花園，上千平方米的大宅，不僅是想給侯御之一個驚喜，也是出於鬥爭環境的需要，原來那時候杜重遠已經跟周恩來、潘漢年，這些地下黨員已經聯繫到了，也跟一些愛國人士很熟悉，他們經常會開會，他就希望買這樣一個豪宅掩護他們工作，所以在這裡頭就發生了很多的抗日活動。 新婚第三夜，他即離家，趕去參加“內蒙自治委員會”在綏遠舉行的成立大會。
只要杜重遠在上海，他的豪宅就成了上流社會的交際場，高朋滿座，川流不息，堂會、舞會、茶會、麻將……這些都是掩護，實際上這裡是愛國人士秘密開會接頭的地方。當時，汪精衛的特務和日寇，已經注意到這所豪宅不對勁，也在暗中觀察著。一天深夜，杜重遠與潘漢年、胡愈之、高崇民、孫達生等人在客廳麻將桌上研究如何揭露日偽陰謀。一隊混有日本人、汪偽漢奸的“夜訪者”，氣勢洶洶上門查問。他們每次開會都會擺上麻將作掩護，偏偏那天就忘了把麻將拿出來，因為形勢比較緊張，坐下就談正事了。侯御之見事態緊急，迅速換上了一身華貴的日本和服，傲慢慍怒地出現在日本人面前，他們立刻被她高貴的氣質所震懾。侯御之把他們領到大客廳，故意讓他們看一看客廳里掛的那些照片，上面掛的照片也都是有用意的，有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黃炎培，還有張公權，都是當時的大亨，她用皇家貴族的高等日語，說出很多在猶琦夫婦家知曉的日本軍界高層關係，嚇得日本人連連道歉，倉皇逃走。事後潘漢年等人連連稱讚侯御之是“女諸葛”，但侯御之卻說自己全身都是冷汗。
1935年，杜重遠創辦《新生》周刊，因鼓吹抗日而被捕。在獄中，他向前來探望的東北軍將領表示，要“反蔣抗日”。他給張學良寫了《建議書》，勸張“停止‘剿共’，保存實力”；又給楊虎城寫信，力勸東北、西北兩軍之間解除誤會，走上團結抗日的道路。同年12月，張學良乘專機由南京飛往上海。當時，杜重遠已被保釋在上海虹橋療養院看病。當晚，張學良便來探視杜重遠，他們見面後相擁而泣。張學良直言不諱地透露了自己的想法，說以前擁護蔣介石做領袖，跟著蔣介石剿共，是希望國家統一後再抗日，現在認識到那一套做法走不通。杜重遠也直率地批判了張學良過去的做法，並向他提出西北大聯合，共同抗日的建議。
1936年，杜重遠出獄後，立即赴西安與張學良共商大計，對促成“西安事變”起到了巨大作用。杜重遠因是張學良思想轉變的幕後策劃者，事後被陳立夫押送南京。杜重遠臨行前在機場歉疚地與侯御之話別，侯御之感到身心交瘁，搖搖欲倒。後來，侯御之在給杜重遠的信里寫道：“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西安事變後，國共合作重啟，杜重遠獲得釋放。但形勢更為嚴峻，由於杜重遠是著名的實業家、抗日積極分子，又被提名為國共聯合政府的領導人之一，日寇四處通緝，密令追殺。不得不改名換姓，與侯御之一夜三遷宿地。斯諾、艾黎等國際友人和侯御之在美國的親友，都力勸夫婦去美國創辦實業，然而他們卻不忍離開苦難中的祖國。
1939年，在周恩來的支持下，侯御之與杜重遠一起來到了荒涼落後的新疆，侯御之從小生活優越，過慣了大小姐的日子，此行她帶了40多個箱子，遭到杜重遠的批評。她不知道新疆那么苦，連條路都沒有，全是牛糞羊糞，一下車就嚇傻了，也和杜重遠發脾氣，說他騙了她，即便如此，侯御之還是留了下來。五年顛沛，五年艱辛，侯御之都堅持過來。
新疆軍閥盛世才任命他為新疆學院院長，他為此竭盡全力，聘請茅盾、薩空了、張仲實等人任教。杜重遠與盛世才是東北同鄉，又是留學日本的同學，特別是受到盛世才偽裝進步的欺騙，他寫過《盛世才與新新疆》一書，介紹了一些盛世才和新疆的情況。不料盛世才是個口蜜腹劍、陰險毒辣、反覆無常的投機軍閥，他在1941年看到德國法西斯入侵蘇聯初步得逞，就錯誤地估計形勢，認為蘇聯必毀，共產黨必敗，同時對杜重遠在新疆人民中的聲望和工作的成績又產生了忌恨和疑懼，於是在殺害了共產黨人毛澤民、陳潭秋等同志後，1941年5月18日新疆軍閥盛世才逮捕了杜重遠，杜重遠這一別，成了與家人的永訣，盛世才進行嚴刑逼供，要杜承認與汪偽漢奸勾結在新疆搞顛覆活動，但杜堅貞不屈。當時沈鈞儒、鄒韜奮、黃炎培等聞訊後曾多方設法去電營救，但都無效。1942年周恩來因公途經新疆也曾當面向盛世才詢問，要求將杜釋放，盛世才仍拖延不放，終於在1944年6月13以“汪精衛系統漢奸”、“托派分子”、“中共秘密黨員”和“蘇聯間諜”等莫須有的罪名將杜重遠嚴刑拷打，並注射烈性毒藥殘殺於獄中，遺骨至今尚未查到。
杜重遠被害4個月後，侯御之才得知這一噩耗，得到訊息的侯御之像個木頭人一動不動。然而盛世才對他的家屬子女也不肯放過，對杜夫人侯御之和一子二女進行監禁、下毒、摧殘折磨，使一家四人在冰天雪地、舉目無親、悲慘痛苦中生活，甚至被盛世才關進了當地的結核病院，一家人都被傳染上了肺病，從而失去了健康。
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盛世才被調往重慶。侯御之終於歷盡艱難輾帶著三個重病在身的孩子回到了上海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杜重遠的故居。這幢大宅也經歷了滄桑巨變，先被敵寇占領，又因“敵產”收回。長女杜毅說，“原先代管此房的姨夫、姨母，為媽媽儘可能地恢復了舊觀。媽媽在房子外面站了很久，淚珠慢慢滾下，說了一句——畫樓重上與誰同？”
全國解放後，中共中央曾專門派出考察團到新疆尋找其遺骨，沒有找到。
一天下午，女兒杜穎忽然聽到弟弟在後花園裡哭叫。原來侯御之做了一隻風箏，寫有“不傳訊息只傳情”的風箏。弟弟放飛時繩子斷了，風箏扶搖直上雲端。只見媽媽蹲下身來對兒子說：“那是我寫給爸爸的信，繩子不斷，怎能飛到爸爸那裡？”兒子似懂非懂，抹乾了眼淚。
建國後，組織上考慮她是國際司法學的博士，曾有意照顧，讓她擔任法務部部長，卻被她拒絕了。次女杜穎說：“了解媽媽的人，都說媽媽只知道有家庭，不知道有社會。她太單純了，完美主義者。媽媽想法很簡單，突如其來的打擊，已經讓她心力交瘁，她無法全心全意為祖國服務好。”那時，侯御之仍不乏追求者，但她毫不動心，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子女身上。 接下來，侯御之用3年時間，教會了沒上過一天學的子女12年的中國小課程，她要讓孩子直接報考大學。1963年，杜家三子女分別報考了“上海外國語學院”、“上海音樂學院”、“上海交通大學”，並被高分錄取，一時在滬上傳為美談。兒女們總記著媽媽的話：“活著對社會有用，才有活著的價值。”
1981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祖國大地。侯御之卻一病不起，查出肺癌。1998年，侯御之在上海去世，享年86歲。杜毅感慨地說：“多少人都說我媽媽是生不逢時。她多才多藝，才貌超群，但在那樣的一個時代，美好卓絕的東西，多半會被摧毀。媽媽並不埋怨，也不後悔她所走過的路，她說，一是因為她嫁給了爸爸，一個愛國者；二是因為她和爸爸沒有愧對祖國……”
侯御之與張學良的兩岸交流
侯御之在上海杜家與台灣親友關係甚多，在台北有兩個姨母，一個姨夫和表兄、表嫂、侄子，還有杜重遠生前的好友以及這些老友的後人。與張學良的關係仍很密切。
1988年，侯御之曾給張學良寫信告訴他杜重遠遇害以來一家的生活情況，談到了三個子女已長大成人並在香港開設貿易公司等，還寄去了全家的照片。
1989年11月收到張學良回信，內容是：“御之夫人：來信像片我都收到了，甚慰。你含辛茹苦撫養重遠三個子女成材，重遠有知，亦當含笑地下，我也為你感到驕傲。我目力不好，恕我不能多寫。望上帝保佑你們。知名不具。”
後來《杜重遠文集》出版。姐妹倆又給張學良寄去了書和信，在1990年10月收到張學良的回信：“毅、穎賢侄女：很高興收到戴吾明先生轉來的書和信，欣悉《杜重遠文集》出版，我的確希望先睹為快，請代問侯令堂，祝萬事如意，身體健康。張學良。”信的正文是鋼筆所寫，簽名用的是毛筆。
侯御之看出信是趙四小姐（趙一荻）代寫，簽名是漢卿手跡。張學良90歲生日時，她們全家合唱祝壽歌，拍攝了錄像片，托人帶往台灣，並送了一隻大花籃向張學良祝壽。
為了加強海峽兩岸的經濟貿易往來，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她們在我國政府的支持下與台灣的親友合資在香港開設了“遠源有限公司”，由長女杜毅任董事長，次女杜穎任副總經理，積極開展對外貿易，與台灣、香港、新加坡、菲律賓、美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進行貿易往來。
個人生活
疏影—慈母侯御之
文:杜 毅
媽媽走了，我常在夢裡見到媽媽。醒來，我眼淚汩汩而下，怕驚醒同屋如今也在病中的小妹。我忍住抽泣，不敢翻身，不敢開燈，淚眼婆娑中，默默梳理著媽媽那些發黃的照片和照片背後的故事。
流韻扶桑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媽媽身穿藕色團花和服，在日本京都大學畢業，成績出眾，獲獎時所拍的一張照片。
媽媽對自己幼年時的回憶：“……慈母猝亡於暴病，遺下我們兄弟姐妹五人。兄姐高不及桌沿，妹弟尚在襁褓中，由父親牽著背著哀哀走在靈車後，傾盆驟雨中……”
媽媽進國小早，連年跳級，提前畢業。考取《庚子賠款》官費，年僅8歲孤身爬上赴日船梯，遠駛異國天涯。在日本學習期間，媽媽日夜苦讀，年年門門功課亦是百分。18歲大學畢業，22歲獲法學博士學位。小荷尖尖、嶄露頭角。特別當國外使節紛紛祝賀，媽媽以流利的日、英、法等七國外語答謝時，更震動了全場。他們尊稱她為“公主殿下”。
1926年在日本與爸爸杜重遠結識後，媽媽更多地參加了要求收回旅、大等愛國學生運動。常聽爸爸在“同學會”的演講，隨爸爸率團去請願。冬季深夜，宿舍炭火熄滅，她常裹一件厚衣，伏案疾書論文到天明，身體日漸衰弱，患嚴重胃潰瘍，堅持大考結束，即住進了醫院，媽媽是在病床上接到校方通知：“閣下的成績再次獨占鰲頭。”領獎這一天，爸爸為媽媽拍下了這張照片，以志紀念。
1932年秋，媽媽博士論文和《刑法學》等著作尚未公布，許多日本高等學府，如“東京帝大”、“同志社大學”等和各領使館紛紛來函聘職。她的導師龍川教授———日本法學泰斗，將一串鑰匙並一個存摺，放在她面前，挽留媽媽繼續作他的得力助手。當時日寇已發動“九一八事變”，媽媽放棄了這一切，回到北平，任教於“燕京大學”和“馮庸大學”。
當時兩校校長常親臨教室，聆聽這位最年輕的教授頗有新意的講學，也為我國第一個女法學博士擊掌喝彩。
俏不爭春
媽媽披紗、爸爸禮服、珠聯璧合的婚照，拽著一隻風箏，冉冉而來。爸爸有過一次封建包辦婚姻。雖然離異，但媽媽總顧慮日後說不清楚，一直拒婚，甚至中斷音訊頗久。一天，在她宿舍窗下，飛來一隻雁形風箏。上寫“不傳訊息，但傳情”。大家都說媽媽終被這隻風箏感動了。實際是被爸爸憂國憂民、實業救國鍥而不捨的精神所感動。那年春假，她隨爸爸去了一次杭州。西子湖畔，媽媽饒有興趣地觀看爸爸製作風箏。牽線放線，一隻“彩蝶”，翩躚高空。“有情人終成眷屬”，只是在那祖國河山破碎的日子裡，新婚燕爾亦無歡。媽媽回憶：“1932年底，我從國外學成歸來，重遠正忙於抗日救亡活動，無暇擇日而是撞日訂婚。假座北平鐵道飯店舉行儀式。我穿一身黑色絲絨旗袍，未施脂粉，僅一雙紅鞋，略誌喜慶。漢卿（張學良）先生送來了賀禮———一個心形金盾，當中鑲刻一個愛字。他語重心長地祝賀說：‘願你們舉案齊眉、白頭偕老。我送的這顆愛心，象徵著你們永結同心，也代表著我們萬眾一心，復我河山……’1933年初，日寇進犯喜峰口，熱河危在旦夕。我與重遠推遲了原訂於該年2月2日的婚期，重遠帶領青年記者隨同漢卿、子文先生奔赴熱河。”
翌年，爸爸從熱河前線回來，與媽媽在上海舉行了隆重而闊綽的婚禮。不是爸媽在國難之際，刻求奢華，而是當時鬥爭環境的需要。爸爸已與周恩來、潘漢年分別取得了聯繫，正在國民黨高層開展統戰工作，爭取擴大抗日力量。新婚第三夜，爸爸即離家，為“國難宣傳團”緊急備車，趕去參加“內蒙自治委員會”在綏遠百靈廟舉行的成立大會。在媽媽新婚和婚後的十年中———爸爸有生之年，伉儷情深，卻一直離多聚少。爸爸為救國難，一直奔波在外，幾乎夜夜晚歸或不歸。在“地方協會”每晚開會，向上海工商界宣傳抵制日貨；組織物資支援十九路軍和馬占山將軍，在敵機狂轟濫炸、血染成河的重災區安置難民。爸爸還經常與眾人推著拋錨的大卡車，行進在懸崖陡壁的小路上，親送軍需上前線。抗戰需要資金，爸爸又在江西景德鎮創辦了第二個“光大瓷廠”，同時在上海、武漢、雲南等地續辦第三、第四個瓷廠。哪裡有困難、有需要、有危險，爸爸就在哪裡出現。家中留下新婚的媽媽一人面對龐大而陌生的環境：六畝地的大花園，上千平方米的大宅，川流不息的來訪者；三個籌建瓷廠的催款單；達官貴婦們的清唱、茶會、麻將之約，常使一向潛心學問，不喜拋頭露面的媽媽手足無措。爸爸信中、電話里勸導：“要利用這些聚會，多作宣傳抗日工作。”媽媽刻意改變自己，每日處理紛至沓來、各種複雜局面。當時日軍和藍衣社等組織已注意到爸爸這座“豪宅”的一些可疑“形跡”。一天深夜，爸爸正與潘漢年、宋介農、胡愈之、高崇民伯伯、叔叔在客廳麻將桌上研究如何揭露日偽陰謀。一隊混有日人、漢奸的“夜訪者”，氣勢洶洶上門查問。媽媽通知爸爸的同時，一身華貴和服，“傲慢慍怒”地出現在敵人面前。她用純熟的日語，提出很多在猶琦夫婦家知曉的日軍高層關係，巧妙地擊退了這一突然襲擊。1935年，爸爸因“新生事件”愛國入獄後。媽媽身懷六甲，不顧驕陽酷暑，日夜奔波營救。撰寫《抗告》文，訴諸法律報端。勞傷過度，頭胎流失。爸爸出獄後，趕赴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再定“停止內戰，槍口對外”的重大決策。“西安事變”爆發，爸爸二次被捕，押送南京。
凌霜斗雪
蔣介石生還南京，爸爸雖獲自由，但形勢更為嚴峻：由於爸爸是著名的實業家，抗日積極分子，又被提名為國共聯合政府的領導人之一，影響頗大，日寇四處通緝、密令追殺。爸爸日夜在為上海工廠內遷緊張工作的同時，不得不改名換姓，與媽媽一夜三遷宿地。斯諾、艾黎等國際友人和媽媽在美國的親友都力勸爸媽去美創辦實業，然而他們終不忍離開苦難中的祖國。媽媽決心走出翠樓暖閣，離開霓虹燈閃爍的大上海。在周恩來總理的支持下，1939年與爸爸一起來到了荒涼落後的新疆。
到達新疆不久，由於新疆軍閥盛世才叛變革命，大批虐殺陳譚秋、毛澤民等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爸爸先被軟禁，後被監禁，最後受盡酷刑，慘遭殺害，並被毀屍滅跡。媽媽的辛酸記憶：“那是一個我終生難忘的邊疆五月之夜，重遠與我和孩子長別的那個夜晚。塞外的初夏仍然涼氣襲人。再加這晚月黑星暗、雨淒風急。在我們晚飯時，盛世才殺人組織———‘偵緝隊’，突然包圍了我們的住宅，黑衣隊員衝進了重遠的書房和我們的臥室，翻箱倒櫃並‘請’走了重遠。我站在大街門外，望著囚車遠去、遠去。直到雨水從發間流下，衣角也在滲水，我才驚覺在夜風冷雨中站得太久。回到滿地狼藉的臥室，我跌坐在地，靠在新疆特別低矮的窗台上，就此渾渾噩噩……似乎窗外風雨已停，只有?人的狗哭聲，斷斷續續，時遠時近。檐間積雨，漏得艱難，似簌簌淚、滴滴血……”
從此媽媽的空房，從生離變成了死別。爸爸的獄友王保民叔叔，事後來家敘述爸爸被害經過：“重遠受過二十六種酷刑，長號大罵達16天，最後盛世才親自動刑。用沸油澆重遠上身（刑名‘穿馬甲’），用烈焰燒下半身（刑名‘烘山藥’）。可憐重遠大片皮膚被澆燒得嘶嘶作響……”保民叔叔說得熱淚淋淋，媽媽面色慘白，兩手捂住耳朵，拚命搖頭，搖散了髮髻，搖亂了神志。整整兩天兩夜呆坐桌旁，不語、不吃、不睡。弟弟、小妹餓醒了哭、哭累了睡，媽媽一如泥雕。保民叔叔請來了醫生，大院的鄰居也都聚攏來，大家認定：她精神失常了……
四個月後才通知媽媽這一噩耗，媽媽悲愴回眸：“記得十月的新疆已開始下雪，我被通知重遠已死，要我去領取遺物。我坐在新疆特有的六軲轆車上，奔往監獄。感到一片白茫茫，心如刀絞，淚如泉湧。倏忽間，大雪紛飛里，我似乎看到重遠那關注而呵護的目光，聽到了我們到新疆被軟禁後，重遠常鼓勵我要堅強的話語：‘困難再大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失去了勇氣’，‘萬一我遇害了，你千萬這樣想，離散了一家，團圓了萬家’，‘男兒有淚不輕彈，巾幗如你，也要有淚不輕彈啊’。面對皮笑肉不笑、等著看我笑話的獄長和獄卒們，我拿著重遠衣物，硬是沒有流下一滴眼淚，鎮靜地走出了牢房。儘管回來時，昏倒在家門前，我覺得我維護了重遠的形象……”
爸爸殘酷被害後，又一厄運接踵而來：盛世才陰謀用疾病奪去我們一家人的生命。媽媽和我們被關進了當地結核病院，至今我還記得那些大口咯血的女病人。一旦確診我們也都染上癆病，又將我們軟禁在家，凍結爸媽銀行存款，使我們既無錢治療，又陷入斷炊絕境。一天，媽媽長久站在爸爸遺像前，淚流滿面，又很快擦乾，默默祈禱爸爸保佑我們，自己帶病單身進城，也不知怎樣闖進了那戒備森嚴的盛世才“督辦公署”，嚴正要求：“救救孩子，孩子無罪。”盛世才命令特務用“拖死狗”的方式將媽媽從城裡拖到郊外。他們一人拖，一人雙手掐緊媽媽咽喉至氣絕，鬆手，再扼緊。如此一路反覆，停停走走，使媽媽受盡了窒息死亡的痛苦。她被擲回家中，幾天后，又虛弱地站在爸爸遺像前，沒有哭泣，沒有默禱，而是將爸爸遺像取下，放進小旅行袋裡，大雪迷漫的夜晚，媽媽帶上剛會走路的我，剛會說話的弟弟和還在襁褓中的小妹，半坐驢車，半步行，直奔飛機場，想趁天黑逃上機艙，飛往內地。當我們母子女匍匐挨近機場外圍，即被崗上哨兵發現，子彈上膛，厲聲喝止：“不許動，否則開槍。”大風雪嗆得我透不上氣，雙腳凍得骨折般劇痛，實在也走不動了。媽媽這時放下小旅行袋，右手拖我，左手挾弟，背著小妹，繼續前行。刺耳的槍聲響了，連續射擊。媽媽按倒我們，趴伏雪地，被圍上來的持槍大兵抓住，又將我們押回那已冰冷的家。媽媽沒有經驗，用熱水敷我們凍壞了的手腳，痛得我們三人撕心裂肺般的哭叫。急得媽媽環室亂轉。“黑狼”把守門外，也無法出去求助，媽媽痛楚的眼淚滾滾而下……午夜，由於凍餓，我們意識朦朧。恍惚間，媽媽從箱子裡找出瓶瓶罐罐，餵我們吃一種有些怪味的果醬，並要我們大量喝水。從此白天要我們臥床不動，保存體力，夜間避開看守，餵我們三次果醬，每人每次一匙，媽媽半匙。就是這些從內地帶來，已經有些發霉的果醬，維持了我們將近兩個月的生命，等待勝利。
抗戰勝利後，盛世才調往重慶。媽媽帶著三個氣息奄奄的我們回到了上海，回到了那“霞飛路”今淮海中路爸爸的故居。
“屋漏又遭連夜雨”，一位赫赫有名將軍的夫人看中了爸爸這座豪宅，強行要我們搬家。從此，我們無家可歸，開始了“寄人籬下”的生活。
等我們病情穩定後，媽媽又挑起超負荷的重擔，在三年內教會我們全部中國小課程，使我們都考上了名牌大學。
暗香浮動
1981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祖國大地。媽媽苦盡甜來之時，卻一病不起———晚期肺癌。此事驚動了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他親自批示：“像杜重遠這樣的遺孀，已沒有幾位，請務必醫救。”上海醫務界行動起來，3個醫院，4位專家，成立了特別搶救小組，媽媽經歷了特大手術，在國外也禁刀的情況下，手術成功，奇蹟般活了下來。活下來的日子：左肺全切、右肺肺氣腫，日夜與呼吸困難作鬥爭；喉返神經被切除，氣管不能正常關合，每吃一頓飯，咳嗆得汗淋窒息……媽媽靠在氧氣筒上，寫出了很多感人文章，宣傳國家大政方針，殷切呼喚港、澳、台三遊子歸來。6年前甲狀腺又出現癌腫，住院5年，氣管切開。病勢日趨危重，腫瘤壓迫食道氣管，不能進食，經常窒息，並出現黃疸。媽媽的病牽動了多少國家領導人的心，他們紛紛來人、送花、祝願。病情一有變化，醫院內外一次次大會診，視媽媽為親人的院長、專家、醫生護士們日夜守候在媽媽病房，將死神擋在門外。媽媽氣若遊絲，仍勇敢接受無麻藥肝膽穿刺（以防麻藥引起窒息）。媽媽與死神作拉鋸戰的間隙，斷斷續續寫在小紙片上，由我抄出，向黨中央和親友們表達綿綿心意：“回顧往事，不禁悲從中來，夫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是國家蒙難所帶來的必然後果，‘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和子女們無悔無怨。重遠英年被害，沒能作出更多貢獻，黨和國家卻給予我和孩子如此多的關愛和照顧。我被安排為六屆、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後，有關部長、秘書長們常來醫院噓寒問暖。每逢春節，我病房裡的鮮花、花籃擺滿，更多的放在門外長長的走廊里。醫生護士都說我的病室更像花苑，門外是花展，我好有福氣。‘舴艋小舟載不動許多愁’，而我和孩子們的心舟卻是裝不下黨的似海深恩……儘管女兒和醫生們都安慰我，說我的病會慢慢好起來，但我感覺到我的人生苦旅，已行至盡頭。我不願向您們告別，我很留戀大好河山，溫馨的社會和兒女們的孝心。我會儘可能地放慢腳步、慢慢走……”
1998年6月21日晚，媽媽痛苦地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思緒痛楚里，我們找出媽媽生前最愛凝神靜聽的碟片———張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國心》：“不管怎樣，也改變不了我的中國心。”媽媽最後的叮嚀：“在這遠行之際，我想讓重遠一生為國忘家的事跡，留給後人；我想讓孩子們記住，國強才能民富。中國有五千年璀璨的文化歷史，也有近百年被帝國列強侵略瓜分的屈辱歷史。我們為此自豪，為此付出……感戴江總書記一再要求我們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我們的國家經歷了血染河山、還我河山，待到我們重整河山時，我願小平旗幟獵獵，從此河山如畫。”媽媽走了，給我們留下了一顆中國心。
在我們神思恍惚，悲哀默悼中，到處都是媽媽丰姿綽約的身影和晚年燦爛如花的微笑，一旦定睛，再也看不到、找不到媽媽了……我們從小痼疾纏身，劫難重重，一直也沒有自己的家，但有媽媽在，就是一個相依為命的家。媽媽走了，家也散了，總覺人在旅途中。深深感念黨中央和上海市委，又給了我們一個溫暖的家———將爸媽忠魂安息在這么好的地方———萬國公墓名人墓地（宋園），古樹參天、鮮花四季。我們倦鳥歸來，天上人間相聚在爸媽墓碑旁。爸爸，毀家報國，挫骨揚灰，歸去，斜陽正濃；媽媽，冰雪梅骨，默默歷盡“苦旅”，花落，春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