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馬克思主義者]:潘漢年（1906年2月

人物生平

潘漢年（1906—1977），江蘇宜興歸徑鄉人。

1906年1月12日，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陸平村。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革命軍報》總編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左翼文化總同盟中共黨組書記、中共江西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長等。

1936年，任中共與國民政府談判代表。

1937年9月，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在上海等地領導對敵地下鬥爭和開展統戰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潘漢年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會部部長、統戰部部長，上海市常務副市長等職。

1955年4月3日，因“內奸”判刑。

1977年含冤病逝。臨終前與愛妻董慧女士軟禁於湖南茶陵米江茶場（湖南省第三勞改場）。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平反昭雪，公開恢復潘漢年名譽。

相關事件

暗殺震撼敵膽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在顧順章叛變後的一段時間內，中共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地下工作受到了不小的打擊。上海的敵特機關因暫時的得手而得意忘形，反共氣焰十分囂張，為了顯示革命力量依然存在，中央特科決心組織一次暗殺行動，暗殺一名敵特機關的頭目，從而起到長革命者之志氣、滅敵人之威風的作用。任務一經確定，潘漢年就開始認真調查和選擇合適的暗殺對象。當時，國民政府在租界逮捕共產黨員或破壞革命組織，都是通過淞滬警備司令部督察長王斌向租界的總巡捕房政治部交涉，捕獲之後再辦理引渡手續，而王斌就是專門負責辦理引渡手續的承辦人。對這樣一個敵特人員進行暗殺，必將對國民政府起到極大的震懾作用。於是，暗殺王斌的計畫遂有條不紊地展開。對潘漢年來說，最大的困難莫過於如何獲知王斌的住址及日常行蹤。潘漢年此時想到光華書局經理張靜廬、沈松泉說起過為疏通官方撤銷某些禁發的書刊，一些書店老闆多次聯合宴請警備司令部的有關人員。於是，潘漢年找到張靜廬、沈松泉二人，果然從他們那獲知了王斌的住址及其他一些情況。接下來，潘漢年又偵察到王斌每天從其住宅的後門乘坐黃包車出入。最後，潘漢年將王斌的情況匯報給負責暗殺任務的三科。經過反覆勘察，三科人員最後選定英法租界毗連處的龍門路作為暗殺王斌的場所。一天中午，龍門路上車水馬龍，熙熙攘攘。在一片嘈雜聲中，一輛黃包車急匆匆地穿行在人群之中，身著西裝的王斌氣定神閒地坐在車上。說時遲那時快，突然，從街道一側的弄堂內竄出一個人，他迅速攀住黃包車的後沿，舉起手槍對準王斌頭部就是一槍，王斌當場斃命。沒等周圍的人搞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執行暗殺任務的行動人員就趁亂撤離了現場。自然，王斌被暗殺成為上海各大報紙的頭條新聞。毫無疑問，此次暗殺事件引起租界巡捕房和國民黨特務以及共產黨叛徒的極大恐慌，他們再也不敢那么囂張和肆意妄為了。

受命統戰事宜

1930年代初，潘漢年先後兩次受黨中央委派，以中央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代表的身份，與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進行談判。1933年1月，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委員會提出紅軍願在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武裝民眾等三條件下與任何武裝力量共同抗日。十九路軍即派人來瑞金商談。潘漢年受黨中央指派，與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軍代表就抗日反蔣問題和建立軍事同盟問題進行具體談判，簽訂了《抗日反蔣的初步協定》。他還與福建人民政府的其他領導人李濟深、陳友仁、陳銘樞等進行了廣泛接觸和磋商，促進了中央蘇區與福建人民政府之間的貿易和人員往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經濟封鎖。廣東的陳濟棠不願參加蔣介石的第五次反共“圍剿”，想與紅軍取得諒解和合作，並要求與紅軍聯合反蔣抗日。中央於1934年10月派遣潘漢年、何長工代表黨和紅軍前往江西尋烏，與陳濟棠的代表進行停戰談判。經過三天三夜持續談判，雙方達成了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五項協定。這次談判的成功，為黨中央在第五次反“圍剿”戰鬥中正確選擇突圍方向，紅軍長征出發時順利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鎖線，減少傷亡和損失，作出了重要貢獻。

促成二次合作

1935年，在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華北地區，進而準備侵占全中國的嚴重民族危機下，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國民政府的內外政策也發生了相應變化。1936年4月，潘漢年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從莫斯科起程回國擔任國共談判聯繫人。

9月24日，潘漢年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攜帶《中共中央致中國國民黨書》和毛澤東致宋慶齡、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的信等檔案離開陝北去上海。他將毛澤東的親筆信和《中共中央致中國國民黨書》的副本交給了宋慶齡、章乃器等人，向他們轉達了黨中央關於團結禦侮的信息，取得了他們的密切配合和協助，並與他們建立了經常的聯繫，共同推動國民政府抗戰。10月中旬，潘漢年與中國國民黨代表陳立夫會談。潘向陳轉達了中共關於《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的八項條件。在談判過程中，潘漢年嚴正批駁了陳立夫代表中國國民黨提出的關於國共合作方面的苛刻要求，迫使陳立夫同意紅軍人數由3000改為3萬，有力打擊了國民政府企圖收編紅軍的陰謀，執行了黨中央的談判方針，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利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後，潘漢年在國統區繼續從事公開的統戰工作。他在黨內擔任了中共上海工委的主要負責人，對外公開叫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與上海各界知名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郭沫若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上海淪陷前，中共中央指示潘漢年做好大部分愛國民主人士向內地撤退或向香港轉移的工作。潘漢年從確定撤退對象，到交通工具的選擇；從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員陪送，事無巨細，親自過問。由於他細緻周全的組織安排和指揮，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郭沫若等，均安全撤離上海。他自己也奉命轉移到香港，並與廖承志一起建立了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和劉少文，指示開展與英美等國人士建立廣泛真誠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工作，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黨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潘漢年擔當了這項工作中的重要任務。經過各方面配合和幾個月的努力工作，至1942年5月，從日軍的嚴密封鎖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餘名，其中包括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陳濟棠、茅盾、金仲華、夏衍、胡繩、張友漁、劉清揚、宋之的、楊剛、梁漱溟、鄧文釗、胡風、蔡楚生等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黨的幹部。此外，還安全護送了一大批國際友人到達內地或海外，接應了2000餘名回國參加抗日的愛國青年。

為新政協樹功

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不斷壯大。為了團結民主人士，爭取中間勢力，壯大革命力量，潘漢年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從上海來到香港，參與中共香港分局和中共華南局的領導工作，主持在港的統一戰線等工作。1948年5月5日，各民主黨派在香港發出回響中共中央《五一勞動節口號》的著名通電。8月1日，毛澤東復電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對他們積極回響中共“五一”口號，表示“極為欽佩。潘漢年根據中共地下黨劉人壽的報告，及時約請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到香港見面，與他們進行了懇切談話，鼓勵他們爭取起義，為祖國和人民立功。長期主持資委會工作的前委員長錢昌照，是在資委會系統有著重要影響和號召力的人物，他對蔣介石反動統治強烈不滿，準備出國。潘漢年知道後，與張駿祥、夏衍等及時做他的工作，使錢終於下決心留了下來，為資委會成功起義作出傑出貢獻。資委會採取了“人不走，機器不動”的拖延作法，對付國民黨轉移資委會財產的企圖，最終在南京、上海解放時，資委會的大批技術人員、美援物資以及檔案資料都沒有被國民黨轉移走，完整地移交給了人民政府，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提供了寶貴的工程技術人才和物資。

剛剛解放的上海，人民政府的當務之急是恢復生產和穩定市場。針對當時許多工商界人士對中國共產黨工商政策，對恢復生產和穩定市場有種種疑慮，潘漢年經常召集工商業界愛國人士一起開會或座談，有時還親自進行家訪個別交換意見，以各種方式宣傳和闡明黨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經濟政策，傾聽意見，溝通情況，並努力幫助工商界解決生產、經營上的困難。由於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以及潘漢年廣泛結交工商界朋友，深入細緻、循循善誘地開展工作，幫助工商界人士解除了懷疑，增加了克服困難、恢復生產和經營的信心，使其感到吃了“定心丸”。

1950年2月新年、春節之際，上海遭到了美蔣反動派的大肆轟炸，人民生命財產和生活受到嚴重破壞，使工商業企業內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一齊爆發出來，其中一個尖銳的問題就是勞資關係緊張，勞資糾紛迭起。上海市政府要潘漢年和劉長勝負責處理勞資糾紛工作。潘漢年一方面通過工會組織說服工人，協助廠方克服暫時困難，糾正一些單位不正確的極端作法；另一方面，積極督促工商業者改善經營管理，實行精簡節約。這樣，及時排解了一場場勞資糾紛，調整了勞資關係，很快使生產和經營正常運轉起來。

披露借錢秘聞

據李湄（廖夢醒之女，廖仲愷、何香凝外孫女）在《家國夢縈——母親廖夢醒和她的時代》修訂本中披露：潘漢年和媽媽很熟，1955年他突然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其內情很長時間外界都不得而知。為什麼毛澤東過去對潘漢年如此信任（毛澤東早年一本傳記就是潘漢年題的書名！），後來卻對他如此嚴酷。從一封1969年3月17日宋慶齡寫給我媽媽的信中，以及宋慶齡1937年1月寫給王明的那封信對照著看，可以就某些費解的事找到答案。

下面是宋慶齡致王明的信中引起人們注意的兩段話（摘自2008年6月3日《作家文摘》邵雍、劉雪芹《解讀宋慶齡致王明的密函》），當時宋慶齡已加入共產國際，王明是她的上級：

“一段時間以前，作為對毛澤東同志請求幫助提供資金的來信的答覆，我在三個月前給他寄去了一筆款項，此事在這裡只有一個人知道，他起了聯絡人作用，通過他，我收到了來信和轉寄了錢款。（在同一篇文章里提到毛澤東在1936年通過潘漢年交了一封信給宋慶齡，宋慶齡收信後一個月請潘漢年轉寄了那筆款。）”

“幾周前，宋子文得到釋放蔣介石的保證從西安回來後，想與我見面……當時宋子文問我：‘要是我告訴你，周恩來曾告訴我，不久前你給他們寄去了五萬美元，你還會否認你的同志出賣了你嗎？’”

在宋慶齡1969年3月17日寄給我媽媽的信里提及：

“潘漢年在被捕前半年把那筆款拿來給我，我以為他想利用我，便讓隋同志（宋慶齡的警衛秘書隋學芳）把錢交去給許建國。隋告訴他，這筆款是潘漢年送來給我的，說是毛主席‘還的錢’。此人立刻把潘漢年從會場叫出來。潘漢年當著隋的面解釋了這筆錢的來由。它不是還董‘為黨需要’借去的錢，是還毛主席請我向宋子文借的錢。

“是王明從莫斯科發報來叫我不要再見董牧師了，而電報是董的女兒露西送來的！”

周恩來為什麼把宋慶齡寄錢去的事對宋子文說呢？因為周恩來知道毛澤東曾請宋慶齡向宋子文借錢。向提供借款的人談起借款不是很自然的嗎？無非就是告訴借出款的人“錢已收到”而已。宋子文曾是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部長，1936年雖然已辭去財政部長之職，但仍然被認為是中國最有錢的人之一。通過他姐姐向他借錢，應該是行得通的。那時共產黨經過長征抵達延安不久，經濟十分困難，才會想出此策。周恩來不會想到那筆款根本與宋子文無關。事實上，不僅周恩來，就連毛澤東大概也一直以為那筆錢是宋子文提供的。直到新中國成立後1954年潘漢年還錢給宋慶齡的時候仍稱是償還“毛主席請宋慶齡向宋子文借的錢”！宋慶齡沒有意識到，引起這場誤會的其實就是她自己。如果當年她直接告訴中共：款項不是宋子文提供的，這場誤會就不會發生，也不會讓宋子文有機會利用此事挑撥她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了。

宋子文的話對宋慶齡是起了副作用的。1954年潘漢年給她送去“毛主席還的錢”時，她以為潘漢年又想“利用”她，故而讓隋秘書退還這筆錢——不是直接退給潘漢年，而是交給當時分管公安的另一位上海市副市長許建國。在許建國的追問下，潘漢年不得不當著許建國和隋秘書的面道出：“這是毛主席請宋慶齡向宋子文借的錢”。這個黨內機密就這樣泄露出來了，這自然不是毛澤東願意看到的。半年後，潘漢年被捕入獄，導火線並不是這件事，但這件事是否也是他遭受厄運的一個促因呢？

宋慶齡給我媽媽的信里一再談到的“董牧師”又是另一個誤會。董是潘漢年的手下，一個以牧師身份作掩護的地下工作者，1933年潘漢年介紹他認識宋慶齡。之後延安方面告知董：需要用錢就向宋慶齡借。董數次到莫里哀路找宋慶齡，說需要經費維持幾部電台。每次宋慶齡都儘可能滿足他的要求，當然，用的是她私人的錢。“董牧師”一再要求資助引起宋慶齡不滿。後來王明從莫斯科發電報給宋慶齡，叫她不要再見董了。也就是說，不要再給他資助了。董借去的錢一直沒有還給宋慶齡。

其實“董牧師”要維持的不僅是幾部電台。（宋慶齡與莫斯科的聯絡也是通過這幾部電台，傳送電報的人就是董的女兒露西。）董還要維持一個“大同幼稚園”，那裡收容著一些革命後代，包括毛岸英、毛岸青等。後來幼稚園遭到解散，原因是國民黨破壞還是經費不足就不得而知了。

軼事典故

書香門第後

1906年1月18日，潘漢年出生在江蘇宜興縣陸平村。世代是書香之家的潘家，由於不去做官，靠務農，做塾師，自然成為“破落戶”。

1911年辛亥革命後，潘漢年的父親潘莘臣一度被選為宜興縣議員，但仍課讀鄉里，教育子女。小漢年秉性聰穎，深得長輩喜愛。1919年夏，潘漢年在宜興縣立第三高小畢業，在林圩祖母吳氏的資助下進彭城中學讀書。

中學期間，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潘漢年十分愛好文學、外語，特別是戲劇，他常扮演窮苦人民的角色，因對生活在社會底層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他的表演使觀眾為之動容。1921年他離校投身了革命。

上海之小開

1925年初，在大革命洪流的鼓舞下，潘漢年告別了家鄉父老，隻身來到大上海，從此開始了新的人生旅途。

到上海不久，潘漢年就被聘為上海中華書局《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編輯。之後，他參加了創造社，並任《A11》周刊主編。同時，他還和葉靈鳳合辦了一個小小半月刊《幻洲》。在這兩個刊物上，潘漢年發表了一系列戰鬥檄文，如《原來如此內除國賊！》、《幻想中的OAZO》、《街頭閒話》、《對空爐評空話》、《新流氓主義》等。他長於諷刺，善於說理，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他的雜文，一掃當時無聊文人的頹廢之氣，振奮了青年人，為徘徊中的青年指明了方向。

潘漢年還積極投身於洶湧澎湃的政治洪流。不久，他加入了革命的國民黨，為反帝反軍閥鬥爭奔走呼號。1925年夏，上海“五卅”慘案後，潘漢年迅速投入聲勢浩大的民眾行列，並寫了許多反帝檄文。在這場運動中，他切身感受到人不怕犧牲，勇往直前的革命氣概，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在南昌創辦《革命軍日報》。邀請潘漢年赴贛擔任該報主編兼政治部宣傳科長。徵得黨組織同意，潘漢年趕到南昌，擔負這一任務。

他日夜辛勞，把這張軍報辦得嚴肅而又富於生氣，受到讀者歡迎。然而，潘漢年接辦報紙數月，由於蔣汪叛變，革命形勢急轉直下。1927年7月，《革命軍日報》隨政治部被迫遷到九江。

南昌起義後，新軍閥在九江強行接收政治部，潘漢年等只得全部撤出，回上海向黨中央報到。

到上海不久，潘漢年被江蘇省委任命為“上海文化工作黨團”幹事會書記。第二年，又擔任由中宣部領導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當時，上海的左翼作家隊伍由於反動勢力的“圍剿”及內部分歧，處於渙散狀態。潘漢年依靠黨的威望，調動各種積極因素，在短短一二年內，就使“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劇聯”等組織先後成立。作為“左翼文化總同盟”，中組書記，潘漢年還常活躍在各進步文化團體之間，將文化界各條戰線的進步力量有機地聯繫起來，從而開創了1930年代初上海進步文化百花齊放的局面，使國民黨反動派手足無措！經過幾年革命工作的磨鍊，已成為上海文化界的名士。由於工作需要，潘漢年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不知是誰還給他起了個代號“小開”（上海話大老闆公子的意思）。從創造社的普通一員到小開是潘漢年社會閱歷豐富的標誌，也是他在革命征程中取得進步的象徵。也為潘漢年今後在上海開展各種工作奠定了基礎。

為黨業奔波

1931年春，黨中央任命潘漢年為“特科”領導人，負責情報及保衛工作。從此，他就成了一個“神秘”的特工人員，長期出沒於敵人的心臟地帶。潘漢年既做黨的秘密工作，又做上層的統戰工作。這兩項工作，一項是絕密的地下活動，一項是半公開的社會活動。他巧妙地把公開的工作與秘密的工作結合起來，利用與社會人士的公開關係掩護黨的秘密工作；

而又隱身地下，聯合進步人士組成外圍力量，並派同志打入敵人要害部門，刺探情報，於是，潘漢年給人留下了“變幻無常”的形象，然而，正是這一形象才使他有可能在白色恐怖的環境裡神出鬼沒地活動，並取得巨大成績。1931年1月，何孟雄、林育南等24位同志被國民黨秘密逮捕。當潘漢年偵知這一訊息後，冒著生命危險，及時通知江蘇省委，要求營救，表現了身為“特科”領導人的潘漢年高度的責任心。1932年，國際進步人士牛蘭夫婦被國民黨拘捕，引起上海文化界極大憤慨。潘漢年挺身而出，為營救牛蘭夫婦四處奔走。他利用合法形式，在漢口老半齋菜館“請客”，邀集了不少社會名士，如柳亞子、田漢、鄭振鐸等，商討聯合發表致南京國民黨政府函電，表示抗議，從而迫使國民政府釋放了牛蘭夫婦。潘漢年還與楊度保持著“神秘”關係。據夏衍回憶，1931年深秋的一個晚上，潘漢年帶他去法租界會見了一位50多歲的紳士。當時，潘漢年只告訴他：這是一位知名人士，秘密黨員，以後可與他保持單線聯繫。半年後，夏衍在與這位老先生的秘密往來中才知道，他就是曾經擁戴袁世凱稱帝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楊度入黨是由潘漢年介紹，經周恩來批准的。這件事，直到周總理臨終前才對中央一位同志講明，而潘漢年至死也沒有對人透露此事，嚴守黨的秘密。

1933年夏，潘漢年調任蘇區中宣部副部長。他具有豐富的地下活動經驗，黨中央又派他與十九路軍秘密談判，謀求反蔣抗日。於是，潘漢年雖不再承擔“特科”領導工作，但他的活動仍然很“神秘”。1933年10月26日，潘漢年等人代表中央政府和十九路軍代表簽訂了“反日反蔣初步協定”。之後，他又和黃火青出使福州，策動“福州事變”，並和新生的福建政府簽訂了抗日停戰協定、邊界交通條約等協定。對打破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經濟封鎖，推動反蔣抗日運動起了一定的作用。1934年1月，福州事變失敗，潘漢年被迫撤往香港。不久返回瑞金，繼續在中宣部工作。但很快又被派到粵贛邊境與廣東政府的代表秘密會談，商討合作抗日事宜，最後達成關於停戰、通商等五項協定。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潘漢年隨營遠征。第二年1月，黨中央為儘快和共產國際取得聯繫，派潘漢年出使莫斯科。於是，潘漢年就從長征隊伍里“神秘”地“失蹤”了。他偽裝成一個煙販子，混在一群被紅軍俘獲的煙販子中間，機智地經過黔、桂、湘、粵四省關隘，經香港順利回到上海。到上海後，他儼然又是風度翩翩的“紳士”，和宋慶齡及其他一些上層愛國進步人士取得了聯繫，向他們宣傳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的革命信念，並為籌備組織救國團體四處奔走。之後，他和陳雲同志一起經海參崴到達莫斯科。那時，國共兩黨關係開始鬆動。蔣介石認為“剿共”已取得決定性勝利，幻想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以談判方式改編紅軍，然後予以徹底消滅。於是，國民黨政府下令駐蘇大使館，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接觸，進行試探。因此，中共代表團委派談判老手潘漢年和國民黨大使館武官鄧文儀秘密會談，商討停戰條件。國民黨以勝利者自居，條件苛刻。潘漢年堅持原則，談判未果。

1936年4月，潘漢年奉命回國和陳立夫、陳果夫洽談國共合作抗日事宜。為了安全，他和胡愈之取道巴黎，5月初到達香港。在港停留期間，潘漢年利用鄒韜奮主辦的《生活日報》，大力宣傳民眾的抗日要求與中共的政治主張，並幫助救國會開展了許多活動。之後他返回上海，致力統戰工作。他通過各種關係先與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張沖建立了聯繫，接著前往南京同陳立夫的代表曾養甫進行秘密會談。曾要求潘漢年與陝北黨中央負責人聯繫，再進行談判。於是，潘漢年再回上海，經黨組織同意，到陝北向黨中央匯報請求工作。

1936年8月，潘漢年從上海經西安進入陝北，趕到瓦窯堡，向黨中央匯報了在莫斯科與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聯繫的情況；同時匯報了和國民黨方面的接觸情況，並詳細介紹了香港、上海方面愛國運動的發展情況。9月下旬，黨中央命潘漢年回上海擔任中共上海辦事處主任，繼續從事統戰工作。回上海後，他一方面在宋慶齡、沈鈞儒等愛國人士中間大力開展工作，為推動上海各界抗日救亡運動奔走，另一方面又和國民黨方面秘密接觸，商討合作事宜。潘漢年再次找到張沖，經周密安排，他和陳立夫在上海滄州飯店進行了一次“神秘”會談。潘漢年拿出了周恩來致國民黨的信，並口頭轉達了中共中央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但因陳立夫缺乏誠意，談判未有實質性進展。此後雙方多次秘談，均不歡而散。在談判中，潘漢年既堅持原則，又機智靈活，儘管未取得重大突破，但為後來的談判準備了條件。

為和談牽線

“西安事變”後，國共和談出現新轉機。不久，陳立夫就派人把潘漢年請到南京，緊急商談。潘漢年向他申明了我黨關於和平解決的方針，並希望南京方面積極回響，萬萬不可做出親痛仇快的事。這次會談使國民黨方面下決心派宋子文、宋美齡等飛往西安，參加談判。之後，潘漢年又奉黨中央之命，多次往返寧滬，為國共高層次會談穿針引線。“八·一三”抗戰後，潘漢年改任“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他利用“八辦”的合法身份，積極開展救亡鬥爭，把上海各種愛國民眾團體有機地統一起來，組成了一個強大的抗日救國陣線。他還通過夏衍團結了一批文化人、新聞記者、作家，創辦了《救亡日報》，組織出版了許多刊物。同時，他還一如既往地進行秘密活動，派遣同志打入敵特機關，廣泛蒐集情況。

1937年冬，上海淪陷，“八辦”被迫轉入地下，潘漢年撤往香港，繼續從事文化、情報活動。他利用各種關係，巧妙地安排宋慶齡、何香凝和救國會、文化界名人安全離滬，轉移到香港或大後方，並迅速建立起香港情報網，把抗戰信息傳送給黨中央及地方黨組織。他還一度馳往武漢，向周恩來匯報工作。在武漢期間，潘漢年展開高超的統戰才能，為黨積極尋找內線，蒐集情報。

結識貴千金

1938年9月，潘漢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

已習慣白區生活的潘漢年奈不住後方的“寂寞”，常到城工部研究敵占區工作問題，並不時到中央黨校、情報訓練部講課。

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傑出的演講才能，深受廣大聽眾歡迎，董慧是他的一位熱心聽眾。她本是香港富商的千金，在抗日熱潮下，她捨棄舒適的都市生活，來到延安。在與潘漢年接觸過程中，她逐漸產生了愛慕之情，不久他們結為終身伴侶。

1939年，潘漢年夫婦奉命回港從事情報工作。他們的情報據點主要在香港和上海，董慧以銀行職員身份為掩護，負責傳遞情報、籌措經費，潘漢年則常往來於港滬之間。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委與潘漢年，迅速從上海轉移到淮南抗日根據地去。1942年11月初，潘漢年在安排江蘇省委機關同志安全轉移後，才與劉曉、王堯山等人向淮南進發。途中，他裝成一闊綽商人，西裝革履，儼然洋派經理模樣。從上海乘火車到鎮江，一路上盤查很嚴，但潘漢年一行坐在華貴的二等車廂里，沒受到檢查。到達鎮江後，潘漢年馬上和當地特工站負責人取得聯繫，在他們幫助下順利通過各道關卡，安全到達目的地。

謁見汪精衛

1943年秋，潘漢年被饒漱石派到上海調查日偽軍在江南的清鄉計畫和具體部署。潘漢年從秘密渠道獲悉汪偽76號特務頭子李士群有觀望之態，便經黨中央同意前去做策反工作。李士群深知汪偽政權不穩固，於是四面觀望，左右逢源。李士群向潘漢年表示願意合作，並詳細介紹了日偽清鄉部署情況。此外，李士群說汪精衛的南京政府並不鞏固，極想拉攏組織一個參議會，獵取政治資本，希望潘漢年去見汪精衛。時潘漢年與李士群前往汪精衛公館。汪精衛與潘漢年握了下手，坐下後，汪精衛講：“我認識你們的毛澤東先生，過去我是主張聯共的，以後發生誤會了。你們和蔣介石聯合是沒有什麼搞頭的。蔣是獨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議會政治，成立聯合政府，吸取各黨派參加，也請共產黨參加。”潘漢年回答說：“共產黨是不會來參加你的議會政治的，來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產黨是不會代表延安來參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話轉告給延安，我認為延安方面是不會退出重慶參議會來南京參加你們的議會的。”汪精衛又說：“現在是個好機會。我們合作起來可以異途同歸。希望共產黨不要和蔣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們合作才能解救中國。”會面結束後，潘漢年還應李士群的邀請會見了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科長都甲大佐，達成了一些協定。

訊息百事通

1944年底，潘漢年奉命北馳延安，參加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1945年8月，他又急赴東北，從事蘇占區接管工作。

1946年初，潘漢年再度南下，繼續開展情報、統戰活動。他充分利用他在上海的活動基礎，從容斡鏇於各派人士之間，把許多絕密情報巧妙地送到中共代表團機關所在地“周公館”，因此獲得“潘漢年的訊息實在靈通！”的美譽。內戰爆發後，潘漢年撤到香港。在香港設立了秘密電台和“流動辦公室”，有條不紊地安排港、滬情報工作，為解放戰爭作出巨大貢獻。

1947年，在全國人民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運動中，各民主黨派人士紛紛到香港從事組織活動。潘漢年隨即投入緊張的統戰工作，為共商反蔣救國大計奔走。憑著黨的威信和個人才能，他將一批批民主人士爭取過來，大大孤立了國民黨反動派。1948年末，根據中央指示，潘漢年不顧敵特的破壞和港英當局的阻撓，排除萬難，分批將民主人士等350餘人，從海路安全送到華北解放區，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另外，他還親自部署了國民黨資源委員會、上海海關和中國、中央民航在港員工起義，從而為新中國提供了一大批寶貴財富。在香港他廣泛聯繫文化人，支持創辦了《華商報》、《文匯報》，並在香港組織義演，為革命活動籌集大筆資金。

黃氏自白書

1949年5月5日，潘漢年按黨中央的號召與夏衍、許滌新等人一同抵京，毛澤東、周恩來先後接見了他們。潘漢年在上海有良好的活動基礎，黨中央決定派他到上海工作。臨行前，周恩來滿懷希望地對他說：“上海即將解放，中央決定派陳毅當市長，你要當好陳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工作。”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陳毅任市長，潘漢年任副市長、市委第三書記、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兼上海市委統戰部長。當時，上海還處在混亂之中，整頓社會秩序、淨化社會環境成為人民政府的當務之急。在陳毅市長的支持下，潘漢年先向流氓勢力開了刀。他擒賊先擒王，派人向黃金榮講明政策：只要他坦白認罪，不再包庇徒子徒孫，破壞社會治安，便可得到寬大處理。那時年過八十的黃金榮，只求安度晚年，於是欣然接受這個條件。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聞日報》在醒目位置，刊登了《黃金榮自白書》。黃金榮交待了自己在舊社會的種種罪行，並告誡門徒改惡從善。這篇聲明轟動一時，使有恃無恐的流氓歹徒失去了後台，再不敢橫行霸道，上海從此秩序井然。

積極忙恢復

為儘快恢復上海經濟秩序，潘漢年協助陳毅市長在工商界開展活動，他陪同陳市長召開上海工商界上層人士的座談會，說明黨的政策，爭取早日恢復生產。並要求挾資到香港的資方人士回上海開辦企業。在黨的政策感召下，本有疑懼心理的資本家，陸續恢復生產，當時黨內一些幹部，怕與資本家接觸，怕人說階級立場不穩。於是，潘漢年對這些幹部進行了耐心教育，在黨的會議上再三強調統戰政策。他認為要團結工商業者，先要接近他們，加強相互了解。據劉靖基回憶，在盛康年同志特意安排的一次家宴上，他第一次見到了潘漢年，起初甚感不安，但“看到潘副市長像我們一樣穿著便衣，講著上海話，談笑風生，平易近人”，緊張情緒頓消。

潘漢年還經常深入基層，開展民眾工作。當時，上海有時發生勞資爭議，嚴重時工廠被迫停工。潘漢年往來於勞資之間，一邊做工人的思想工作，一邊對資方進行開導。不但穩定了上海工商業生產，而且使廣大商界人士對“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有了深切了解。

二六轟炸案

1950年2月6日，美蔣飛機突然對上海楊樹浦發電廠進行轟炸。陳、潘兩位市長不顧生命危險，親臨現場視察被炸情況，指揮電廠搶修，很快使電廠恢復生產。“二六轟炸”事件是美蔣蓄意破壞上海生產的罪惡行徑，然而後來竟有人嫁禍潘漢年，是他用秘密電台把敵機招來的。在文教方面，潘漢年不但規劃了高校建設，還經常召集高教界代表人士進行座談，定期到高教協會作報告，認真體察知識分子的生活、思想狀況。一些知識分子念念不忘潘副市長對他們的關懷和照顧。

鎮壓反革命

在解放初期的幾次政治運動中，潘漢年是陳毅市長的得力助手。1951年春，上海發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兩位市長把握“穩、準、狠”的政策，仔細鑑別，使運動得以健康發展，基本上做到不放過真正的敵人，不冤枉一個好人，使社會治安明顯好轉。之後，潘漢年又負責“清理中層”工作。

解放初期，我黨對大批從國民黨政府留下來的公務人員，採取包下來的政策，留用各機關，這對於穩定人心，減少失業，是一個合理措施，但另一方面，因沒經過審查，因此極有必要進行清理。潘漢年本著“救人”的原則，對他們進行認真清理，取得良好效果。“三反、五反”運動中，潘漢年又分管“五反”，對象是工商業者。他堅持“五反”、生產“兩不誤”的方針，一面要求資本家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對違法工商業戶加以制裁，另一面支持已清除了“五毒”的資本家，“各安其位”，努力從事利於國計民生的生產事業。

被指反革命

1953年春，中共中央正醞釀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黨的八大，考慮國家體制、中央及國家領導機構人選調整的問題。然而此時發生了高崗、饒漱石搞反黨分裂活動的嚴重事件。高崗和饒漱石以為爭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機會到了，在1953年夏的全國財經會議上，高崗散布謠言，攻擊劉少奇、周恩來，製造黨內糾紛。會後，他又以休假名義到華東和中南活動，企圖在一些高級幹部中煽動對中央的不滿情緒，饒漱石則配合高崗進行反劉少奇的活動。中央和毛澤東發現了高崗等人的不正常表現，並在1954年2月召開七屆四中全會，批判了高崗等人的問題，並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之後，中共中央書記處分別召開了關於高崗問題和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揭發和對證他們陰謀活動的事實，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挽救。但是高崗以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1954年3月，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通過《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開除了高崗、饒漱石的黨籍並撤銷他們所擔任的一切職務。因饒漱石曾任華東局書記分管華東暨上海市的公安工作，於是審查饒漱石時便涉及到了上海公安局副局長楊帆和曾分管上海公安局工作的副市長潘漢年。於是一些捕風捉影的人便認定潘漢年、楊帆與饒漱石有“反革命”關係，開始把矛頭指向潘、楊二人。

憑著長期地下隱蔽工作積累的經驗，潘漢年已察覺到災難到來前的血腥味。但他堅信自己是清白的。不久，他到北京參加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他決心把事情說清楚以證明自己的清白，然而他萬萬想不到，這次北京之行便是他悲劇的序幕。

失自辨機會

1955年3月15日夜，潘漢年乘北上列車參加黨的全國代表會議。

到了北京的潘漢年急於找人訴說。因為有一件事常使他不安，那就是1943年秋隨同李士群前往南京去見汪精衛的事。其實，一個絕好的解釋機會，他沒有抓住。1944年，潘漢年到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在楊家嶺見到毛澤東。那時，毛澤東正在看檔案，見到潘漢年，毛澤東十分高興，兩人握手後，毛澤東順手從旁邊書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給潘，然後舉起杯子祝賀潘工作的勝利。這本是極好的解釋的機會，但潘漢年幾次欲言又止，終於沒有把事情說出來，離開延安後，他十分後悔。事後潘漢年對朋友說，是因為小資產階級的愛面子和個人英雄主義使他把要說的話吞了回去。

被秘密逮捕

潘漢年到了北京後，鼓足勇氣，向中央負責人交代了1943年秘密去見汪精衛這件事，他態度誠懇，十分痛心地深刻檢討，然而，他的一片真誠並沒有得到黨的諒解，那位負責人十分懷疑地盯著他。

4月3日，潘漢年在北京飯店被公安部長羅瑞卿宣布實行逮捕審查。

之後，他被帶到公安部看守所功德林監獄，監獄管理人帶潘漢年走進一間單人牢房，沉重的鐵門打開後，潘漢年一看，房間有15平方米左右，一張單人沙發床，桌子及椅子，地上鋪著地毯，牆角還有抽水馬桶與洗臉池等，房裡有暖氣。

潘漢年的消失並沒引起多大震動，因為潘漢年是被秘密逮捕的。當時，親屬和朋友都認為他又去執行什麼特殊任務。

駭人潘楊案

在潘漢年被捕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楊帆也被關押。

“在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後，黨曾提出，鑽到我們黨內的絕不限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人，還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陰謀家、階級異己分子等。已逮捕審判的反革命分子潘漢年，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們要求嚴懲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潘漢年、胡風……”

被誣四大罪

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時，才真相大白。他的主要“罪狀”是：

第一，1936年在國共談判中“投降國民黨”。

第二，“投靠日本特務機關”。

第三，“掩護大批特務、反革命分子”。

第四，“供給敵人情報，導致二六轟炸”。

已成為“內奸”的潘漢年被囚禁在那間布置舒適的監房裡，每日的“工作”便是寫材料，有自己的，也有別人的，時間一天天過去了，在鋪著地毯的監房裡，潘漢年內心十分孤獨，材料也不知寫了多少遍。慢慢地，潘漢年開始思索，這究竟是一次錯誤還是別有用心的人的陰謀？當夜深人靜時，他會想起過去的歲月，想起朋友和妻子。他哪裡知道，由於受他的牽連，妻子董慧也被關進了監獄：曾經和他工作過的、甚至有點聯繫的人也被關押、審查。潘漢年一案株連的人數遠遠超過了同期的“胡風反革命集團”。

在設備齊全，食物不菲，地上又鋪著地毯的監房裡，潘漢年的內心卻十分孤獨和寂寞。百無聊賴之際，他便用紙和筆抒發自己的情懷。一個除夕之夜，聽著遠處的鞭炮聲，他揮毫寫了《歲暮念妻》：

縱然廢棄在人間，塑膠原材豈等閒。

十里相思知何處，幾年隔絕夢巫山。

黃昏人影伶仃瘦，夜半鐵窗風雪寒。

又是一年終歲暮，難忘往事走延安。

同時期，他還寫了“倘有罪千般，當先有見聞”、“天搖地動倒流水，但願冬寒化早春”等詩句，對自己無端被關押感到憤慨。

覺哉亦無奈

謝覺哉生於1884年，是清末秀才，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並稱“延安五老”。在1959年舉行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當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首席大法官。到了1962年，這位年近八旬的首席大法官，卻遇到了一件棘手的案子，當事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潘漢年。

潘漢年也是一個老革命，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擔任中共秘密情報戰線的負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為上海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1955年3月下旬，出席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期間，在談到高饒問題時，毛澤東說，高級幹部本人歷史上如果有什麼問題沒有交代的，都應當主動向中央講清楚，否則罪加三等。潘漢年於是在4月1日向陳毅講了1943年奉黨之命與李士群接觸時，曾與汪精衛見面，並向中央寫了書面材料。毛澤東看後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第三天，潘漢年被捕。又過了一個半月，妻子董慧被捕。

關押七年之後，中央於1962年決定對潘漢年案進行審判，命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庭長曾漢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審判組組長丁汾和助理審判員彭樹華三人組成合議庭，審理此案。丁汾和彭樹華到關押潘漢年的秦城監獄，用一個月時間查閱了全部案卷，發現對潘漢年的主要指控，如在國共談判中投降國民黨，投靠日本特務機關，與汪偽勾結，包庇反革命分子，向台灣提供情報，都站不住腳，於是提出了八點質疑，向曾漢周匯報。三人達成共識，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吳德峰匯報。最後向謝覺哉院長匯報。

謝老聽完匯報以後說：“你們辛苦了。你們對潘漢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細，提出了你們的看法，很好。不過你們提出的問題，我們最高人民法院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們說過了吧，潘漢年案是中央交辦的案子，我們只是辦理法律手續。”最高人民法院不負責案件事實審查。

謝老接著談到宋代的岳飛，說他積極主張抗金，但卻被誣蓄意謀反，被宋高宗殺害了。難道當時沒有人知道岳飛是被冤枉的嗎？當然有人知道。但在當時，宋高宗一意要與金人議和的情況下，試想誰人救得了岳飛？明朝書畫家文徵明很有見識，他為秦檜翻案。岳飛冤死風波亭後，當時及後人都一致痛罵秦檜奸賊，指斥他是謀害忠良的罪魁禍。而他說秦檜的能耐，只是善於迎合宋高宗一己私慾而已。岳飛被害，秦檜罪在不赦，而真正的罪魁禍首，卻是宋高宗趙構。岳飛的功過，後人已有評說，也無須再議宋高宗和秦檜誰是罪魁禍首。我只想說明一點，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發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時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無緣無故的。

謝老最後說：“潘漢年案是很複雜的，涉及中央許多重大機密，直接領導潘漢年的是周總理和康生，許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對潘漢年的處理，是黨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殺，就好辦了，是非功過，總有一天會弄清白的。”

如今，有關此案的絕大多數當事人都已作古，只有彭樹華健在，也已85歲高齡，他寫成《潘漢年案審判前後》一書，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記下了這段耐人沉思的往事。

患難夫妻情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對監禁了8年的潘漢年作出終審判決，以“內奸”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刑後不久，潘漢年被“假釋”出獄。夫人董慧比他早出獄一年，這對患難夫妻久別重逢，悲喜交集。不久，他們被安排到北京郊區的田河農場勞動，但可以種花、釣魚，可到市內探親訪友。但他們怕連累別人，一直沒有進城。董慧在農場植棉，專心研究植棉技術，她的雙手磨破了皮，磨出了血，但她從不吭聲。對妻子的舉動，潘漢年十分理解，這么多年的監禁生活，妻子有多少話語要向人傾訴，但看到丈夫的苦痛，她不願再去加深他的痛苦。她只有借種棉花來醫治內心的創傷。

這時，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到來了。

江青眼中釘

潘漢年對自己入獄已有所了解，他知道有人不會放過他們夫妻二人，那就是江青，因為江青醜惡的歷史被他知道了，而且，董慧還是江青抗大的同學，對她的好出風頭的輕薄行為還進行過勸說，如今，江青權傾朝野，當然不會放過那些曾有“罪”於她的人。獄中的看守按主子的意圖，決心要從潘漢年身上打開缺口，不分晝夜的審訊，稍有反抗便拳腳相加……5年的審查，沒有發現什麼“新罪狀”、“新問題”，但江青等人不會善罷干休，“反革命分子”潘漢年又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她們利用手中的權力，未經任何法律手續，便改判潘漢年為無期徒刑，永遠開除黨籍。江青、康生等人想親眼看著潘漢年被慢慢地折磨，痛苦地死去。還妄想有一天，潘會低頭向他們屈服，寫出一些“反革命分子”的名單來。

流放湖南地

1975年5月，潘漢年終於走出秦城監獄，董慧也隨著出獄。他倆被發配到湖南勞改農場，在那裡，潘漢年夫婦度過了最後歲月。

農場的領導和民眾對來改造的年老夫妻議論紛紛，他們猜測是上面的“大人物”。農場領導把他倆安排在一間20平方米的屋裡，屋裡除了木床，還有桌、椅。場員們還尊敬地稱他們為“倆老”。潘漢年已近七旬，多年折磨使他患了多種疾病，基本上失去勞動能力，生活不能自理。

鬱郁逝長沙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的訊息傳到了農場，人們奔走相告。潘漢年說：“我早知道江青是壞人，但過去不敢說。”

“我一定要回來的。”潘漢年入院時用了“肖淑安”的名字，這是他曾用來迷惑敵人的化名。4月14日，在董慧要求下，她被允許看望潘漢年。就在當日下午7時54分，因多囊肝並消化道出血、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等多種疾病，醫治無效，潘漢年終於含冤病逝，終年71歲。他在臨終前沒留下任何遺言。

27日，潘漢年的遺體在長沙火葬場火化，骨灰被埋放在長沙市火葬場金盆嶺西側半山腰墓地。墓碑上寫著：“肖淑安之墓，1977年4月14日病故，妻董慧立。碑號：77—625。”

潘漢年這位“隱姓埋名”的英雄，直到他被埋在地下時，英名仍不能見天日！

兩年後的1979年2月24日，董慧因高血壓腦溢血病故於農場職工醫院。據董慧的保姆說，董慧在潘漢年去世後曾說了一句話：他將來會復活的。

沉冤得昭雪

1981年3月，中紀委開始對此案進行複查。中紀委調閱和詳細研究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原中央專案辦公室關於潘案的全部材料，並查閱了中央檔案館和中央有關部門的有關歷史檔察，又向幾十位過去與潘漢年一起工作過的同志作了調查。特別是李克農1955年向中央報告中列舉有關潘案的五條反證，引起了人們重視，成為複查、平反的有力線索和重要依據。中紀委有關負責人在閱讀李克農的報告後，說在當時的條件下，克農同志寫出這樣客觀的報告是很不容易的。平反潘漢年的問題，李克農功不可沒。

經過一年零5個月的努力，終於以確鑿的材料證明原來認定潘漢年是“內奸”的結論根本不能成立，應予否定。

1983年4月15日，潘漢年夫婦的骨灰從湖南長沙送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

最後歲月

1975年5月29日，湖南省茶陵縣洣江茶場來了一對名聲很大的犯人———潘漢年夫婦。將潘漢年夫婦從北京秦城監獄移到湖南省的勞改單位，是中央專案三辦的意見。5月27日，由公安部十五局所屬的特偵組和秦城監獄共同派人，“解押”潘漢年從北京乘坐1次列車，於29日清晨到達長沙，稍作停留，便與3天前先期趕到的潘妻董慧，乘汽車趕往洣江茶場。潘漢年夫婦在這裡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時光—— 一年九個月。

洣江茶場位於茶陵縣城以東七公里處的米篩坪。這天下午3時，潘漢年夫婦到達茶場，住進場部事先安排的兩間小平房。這幢紅磚白瓦的小平房，原為場部幹部的男女洗澡間，一大一小，共有二十五平方米，屋外五米是熱水間，左邊是幹部食堂。安排潘漢年夫婦住在這裡，場部頗費了一番心思。最初的打算是在犯人的獄房旁邊單獨蓋兩間房子，圖紙也畫好了。後來考慮到潘漢年是中央單獨立案審查的重點對象，屬敵我矛盾，卻是毛主席明言“不能殺”的知名人物，公安部的信函中有“安置”的文字，當然他們不能和其他犯人住在一起。可還得考慮置於監管視線之內的問題，於是決定騰出這幢洗澡間。

潘漢年來時只隨身帶了牙刷、毛巾等日用品，其餘的衣物和書籍之類隨後託運。可是過了十來天，東西仍未寄到。潘漢年找到甘副場長，反映了內心的焦慮：行李中有一箱《魯迅全集》和一批詩詞手稿，尤其那套《魯迅全集》箱子上的四個字，是蔡元培先生手寫後刻出來的，他視之如命，一直放在身邊。甘副場長決定由派出所副所長張孟良速去省城火車站查找，查找的結果是行李被寄到了湖北省一個叫“茶嶺”的地方。場部當即要他趕往湖北。張副所長前後花了五天，才把幾個木箱帶回茶場。潘漢年向甘副場長等人連聲道謝。

對潘漢年夫婦來說，這次移獄湖南，最讓他們高興的是，兩個人能夠在一起！他與董慧在秦城監獄是分別關押的，咫尺天涯，整整八年多了，兩人還沒有照上一面。丈夫太掛念妻子！妻子也無時不在心中思念丈夫！終於能夠終日廝守，還有什麼比這更喜悅的？

此時的潘漢年年已七旬，身體羸弱，且患有多種病。然而有董慧在身邊，他感到心情愉悅多了。他知道自己政治前景十分黯淡，他最大的企盼就是能夠與妻子在一起，在相互依偎中了此殘生！

潘漢年比董慧大12歲。1937年“七七”事變後，出身香港名門望族的董慧，和許多立志於抗日救國的熱血青年一樣，來到嚮往已久的延安。1939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董慧由黨派回香港，在潘漢年領導下從事諜報工作，兩人志趣相投，從戀愛到結為伉儷。

董慧的日常生活大多數由潘漢年照顧。每天的飯菜，由潘漢年從食堂打回，冷水、熱水由他打來；晚飯後的散步，由潘推著輪椅。特別是場部放電影，潘漢年總是推著妻子早早地來到場部大樓的坪地。更多的時間，潘漢年和董慧坐在平房裡，或兩人輕輕絮語，回首往事，或潘漢年閱讀報紙、書籍，董慧靜靜地陪坐一旁。根據茶場場部派去幫助料理生活的黃菊貞老人回憶：潘漢年夫婦常在一起喁喁低語，好幾回她只聽清了“延安”兩個字。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噩耗傳開，舉國悲哀，各地自發地舉行了各種方式的弔唁活動。茶場場部在禮堂布置了靈堂，組織幹部職工向毛主席像鞠躬、默哀。

隨後，潘漢年推著輪椅上的董慧來到場部禮堂。他倆都換上了潔淨的素服，胸前扎著紙做的白花。在催人悲痛的哀樂聲中，潘漢年扶著步履蹣跚的董慧，來到毛主席遺像跟前，先是三鞠躬，然後低頭默哀。兩人的眼眶裡淚水晶瑩。

到了天安門廣場召開追悼毛澤東主席大會，場部組織收看中央電視台的現場轉播，宣傳處的同志正在調試全場唯一的9黑白電視機，潘漢年進來了，對場部政治處主任說：“這台電視機太小，把我那台拿出來給大家看。”潘漢年有一台從北京帶來的蘇制16彩色電視機，由於拆散裝箱有所損壞，拿到禮堂後，圖像有些模糊，但音質好，畫面也大，讓更多的同志看到了隆重悲壯的大會實況。潘漢年也同大家一起，坐於較前的位置，從頭看到尾。

與潘漢年居舍僅有十餘米之遙的甘副場長，以及他的愛人、茶場副教導員黃春蓮等人，看到潘漢年常常獨自而坐，面對茶園，也就是井岡山的方向，一副滿腹心事的樣子。是的，白雲蒼狗，世事多變。一些稍微了解潘漢年經歷的人，都會對他最後的悲慘境遇感嘆惋惜。

潘漢年夫婦移獄洣江茶場，生活上獲得了秦城監獄不可相比的照顧，但政治上仍舊受到嚴格的管制。潘漢年沒有公民權，不可自由通信，未經湖南省公安廳批准，不能離開茶場去任何一個地方。董慧雖有公民權，有通信的自由，可是每發出一封信，都要受到省勞改局審定，在洣江茶場也有內定的幹部加以監視教育。儘管這樣，場部的幹部、職工對兩個近於老態龍鍾、行動上有些巍巍顫顫的老人，給予了一種越來越濃烈的同情和敬重。

場部考慮到董慧下肢行動不便，為減輕潘漢年的負擔，選派了職工或幹部家屬照料他們的日常生活。最早上他們家的是萬億林，接著是黃菊貞，後來換成王芝蘭。場部醫院的賈玉英醫生時常來到小平房，問候潘、董的身體狀況，送上藥品。潘漢年去食堂打飯，大家主動讓他先買，炊事員李光明、王福香總是把菜的情況介紹給他。逢到場部看電影，人們看到潘漢年推著輪椅上的董慧走過來，紛紛起身把最好的位置讓給他們。就是甘副場長的老母親，也時常走進小平房，與潘、董坐下聊談一陣。潘漢年與董慧強烈地感覺到了這種極為寶貴的人世真情，這讓他們飽受痛楚的心靈有了幾分寬慰。

然而這時候的中國依然籠罩在“兩個凡是”的霧障之中。在懷著強烈的企盼等待了三四個月不見動靜後，潘漢年病倒了。由於南方氣候潮濕，他得上了類風濕病，雙腳浮腫，伴隨而來的是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腫等疾病，使他生活上不能自理，被送到了場部醫院。

以茶場醫院的醫療條件，當然無法使潘漢年好轉。賈玉英等醫生向潘漢年提議：轉到省城大醫院去治療。然而這件事不但場部決定不了，就是省勞改局、省公安廳也得通過公安部向中央有關部門請示。如此經過一層層審批，一拖就過了近兩個月，直到1977年3月中旬，才得到準許潘漢年去長沙治療的通知。3月24日，他由救護車送往長沙。

潘漢年被送到長沙治療，作為妻子的董慧，連看望、陪同的權利也沒有。自3月24日救護車將丈夫載走後，董慧常常喃喃自語，淚水長流。直到4月13日晚上，才得到通知：讓她明天去長沙。4月14日下午，董慧趕到長沙，到了醫院一進病房，就與躺在病床上的潘漢年抱頭痛哭，連醫護人員亦為之落淚。夫婦倆哭了一陣，還是潘漢年提醒妻子不要再哭。董慧哽咽著對丈夫說：“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病會好的。”

4月17日，潘漢年的遺體在長沙火化。有關部門將其骨灰葬於長沙市南郊金盆嶺墓地西側的半山腰。董慧要求在墓前立碑，但只能用“肖淑安”一名，她只有含淚點頭同意。

潘漢年的後事料理完畢，董慧回到江茶場，更為寂寞孤苦。場部領導同情這位命運多舛的老人，選派職工家屬王芝蘭照料她。王芝蘭知道董慧很喜歡孩子，常把剛上中學的女兒劉海燕帶來陪伴她，有時候與之同睡。聰明伶俐的海燕果然給老人帶來了幾分歡樂。

董慧在深深懷念潘漢年的同時，沒有忘記為丈夫的平反糾錯疾呼吶喊。她連連給中央有關部門、給特偵組寫信，呼籲複查潘的歷史問題。她還幾次詢問場部領導：“我什麼時候恢復黨籍？”因為她被捕入獄前，只是宣布“停止黨籍”，並未宣布開除，這一點她很清楚。

董慧的不幸遭遇牽動了她親族的心。1978年5月，她的弟弟董錫權攜妻子，受旅居美、英、澳等地親人的委託，從香港來湖南看望董慧。董錫權原打算直赴茶陵，可是被有關部門擋住，說只能在省城長沙聚面，董慧只有帶著王芝蘭來到長沙。姐弟在湖南賓館聚首的五天裡，董錫權於第三天極為莊重地表達了海內外親人的心愿：懇求董慧回香港家中治療。董錫權動情地落下了熱淚：“人生一世，兄弟姐妹一場，我們得盡點責任。姐姐，同我們去吧。”

1979年春節過後，董慧的血壓急劇上升，場部醫院採取了最大努力的急救措施，終於回天乏術。2月24日，董慧腦溢血搶救無效，以60歲的終年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董慧死後不久，歷史終於還他們以清白。1982年，中共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潘的骨灰從瓦罈子中取出，移入骨灰盒，與董慧的骨灰一起被送到北京，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歷史評價

1982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向全黨鄭重宣布：把潘漢年同志定為‘內奸’，並將其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通知》宣布：“撤銷黨內對潘漢年同志的原審查結論，並提請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銷原判，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潘漢年同志的歷史功績，公開為他恢復名譽。凡因“潘案”而受牽連被錯誤處理的同志，應由有關機關實事求是地進行複查，定性錯了的應予平反，並將他們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難等善後問題，切實處理好。” 中共中央高度評價他的一生，指出：“潘漢年同志在長期革命鬥爭中，他忠實執行並多次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對黨的文化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鬥爭方面，曾經做出了重要貢獻，是有很大功勞的”。

潘漢年[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馬克思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