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右起第一人為侯作桂同志所謂向東發展，就是開闢綏東遊擊區，也就是開闢察哈爾正紅旗的北部和正黃旗全部地區的抗日游擊區。最初派出動委會第四支隊的侯作貴、王定洲、崔則溫經陶北地區到達察哈爾正紅旗大廟一帶開展工作。過了一段時間，上述幾個同志在對新區情況比較了解的基礎上和的大青山騎兵支隊民運科長王俞山，以及民運幹事梁勁秀、田恩民、續謙和部隊連排幹部張仁士、崔占標等數十人，正式組成大青山騎兵支隊司令部綏東工作團。王瑜山為團長，梁勁秀、田恩民、繼謙和先期來的侯、王、崔等同志為分團長，全面開展綏東遊擊戰爭。
綏東工作團以察哈爾正紅旗的黑土坡為中心基地團部按活動地區又分三個分團。由侯作貴、王定洲負責一個分團，以察哈爾正黃旗的土牧爾台、紅格爾圖為中心，向商都縣發展；由崔則溫、續謙負責一個分團，以察哈爾正黃旗中部的賁紅為中心，向商都、興和發展；由梁勁秀、田恩民負責一個分團，以老平地泉為基地，向察哈爾正黃旗南部、正紅旗南部、集寧、豐鎮、興和方面發展。綏東工作團的主要任務是：建立和擴大抗日游擊隊；大力宣傳抗日，爭取偽軍政人員；徵集抗日經費和物資，支援部隊。綏東工作團進入綏東的同時，大青山騎兵隊二團和一團經常派部隊到綏東地區進行游擊活動，打擊日偽勢力，鼓舞民眾抗日信心，配合綏東工作團開展工作。
綏東工作團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綏遠敵占區工作的決定》中把“蒙古工作應當做為綏遠敵占區黨的中心工作之一”的要求，他們堅持了“加強蒙古上層工作，並推動蒙古族進步知識青年到偽政權偽蒙軍和蒙古各階層進行長期隱蔽的工作，以取得蒙古上層的信任和社會地位”的工作策略和方法。工作團初到綏東時，大都是內地來的漢族同志，但他們懷著抗日救國的大地，在實際鬥爭中同蒙古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民眾結成了生死與共的血肉關係，為反抗各民族的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在察哈爾地區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
二、灰騰樑上軍民血肉情
一九四一年秋天，八路軍綏東工作團北部分團在侯作貴同志的帶領下，深入到正紅旗七蘇木一帶打游擊，該分團的工作員龐四和三個游擊隊員住在牧民阿布介設在後格少營子的羊房子，日偽第五師住在距後格少營子不遠的鑲紅旗的堂地。一天日偽軍派一個班的兵前來抓捕他們四人，阿布介的老伴兒其日瑪卻沉著冷靜地應對日偽軍的盤問，她面對荷槍實彈的威逼，一口咬定龐四等四人是她家雇用的牛、羊倌。她以泰然自若，不露半點破綻的如流應對，巧妙地掩護了我軍的地下工作者。第二年，抗日工作員大連珠到阿布介的家鄉公胡洞開展工作，時間不長便遇上日偽騎五師的巡查隊也到公胡洞活動，巡查隊一看大連珠不象當地人就要帶走，阿布介老人巧妙地編造了一套理由，說是新雇的馬倌，是知根知識的的熟人，才將敵人騙走。開長日久，敵人終於摸清阿布介家就是綏東工作團侯區長的聯絡點，把阿布介投入了監獄，逼他供出八路軍游擊隊的人員名單和活動路線。阿布介受盡折磨，也沒承認同八路軍有任何關係。阿布介出獄後，照舊同八路軍游擊隊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有一次，五腦包村的大戶人家王殿恩把一匹黑駿馬支援了八路軍游擊隊，因為騎五師早給這匹馬打上了備用軍馬的印記，曾派人向王殿恩要過，王殿恩沒捨得給他們。八路軍游擊隊同騎五師在一次交戰中，這匹馬被偽軍繳獲，騎五師一眼認出這匹馬是王殿恩的，便趕來同王殿恩算帳，要給他定通敵的死罪。王殿恩被抓後，路經阿布介家時，阿布介深知此事非同小可，敵人一氣之下，有可能槍決王殿恩，後經阿布介的擔保和周旋，他們兩家才用大煙土和銀兩贖出了王殿恩，使他逃出了虎口，直到抗戰勝利，阿布介和他的
侯作桂同志像綏東工作團和游擊隊的活動地面有六、七千平方公里，幾十萬人受他們的影響。農、牧民民眾為抗日出力，不僅熱情籌集抗日物資，還幫助部隊送公糧轉運物資，蒐集傳遞情報。工作團人員在這一地區因有民眾保護，比較安全，使綏東遊擊區出現了新的局面。
工作團活動的中心就在人們常說的灰騰樑上。這居住的是察哈爾正紅旗六蘇木蒙民老鄉，蒙民聚居的紅旗大廟也在這一條樑上。綏東工作團團長王瑜山同志同這一帶蒙民老鄉結下了深厚的情誼。阿貴忽少的羅卜桑同王瑜山同志的交往中，接受了抗日宣傳，主動將自家的八十多匹駿馬捐獻給抗日游擊隊。他還給偽蒙軍任職的兩個兒子做工作，讓他們不要同八路軍為敵。
蒙民趙道爾計是樑上的一位小青年，他對八路軍游擊隊感情深厚，曾把自己的心愛的騎馬和保全隊發下來的五十發子彈捐獻給了子弟兵。一次，王瑜山同志的通訊員賴達子單槍匹馬到阿貴忽少工作，正巧碰上從集寧開往陶林坐滿日本兵的一輛汽車進村打尖，趙道爾計急中生智，把賴達子的戰馬拴在屋後，讓賴達子躲到柴禾堆里，避開了日軍的注意。
綏東工作團的崇高威望和抗日救國的英雄事跡。也曾感化了當地一些宗教界人士，紅旗大廟的宣巴喇嘛還支援過游擊隊一匹駿馬。總之，這裡蒙民老鄉們成為抗日游擊隊的真誠朋友和依靠對象。他們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馬的出馬，有衣物的出衣物，給予大後方游擊隊各方面的援助。
綏東遊擊隊的指戰員多數是外地人，他們遠離自己的家鄉和親人，在漠南高原上打游擊，這種為國為民的精神，感動了無數善良的百姓。游擊隊健兒們每逢過年過節自然免不了要對家鄉和親人們懷念。但是特定的戰鬥環境不允許他們有探親過節的機會，部隊領導就帶領同志們到蒙民老鄉家裡共同歡渡佳節。一九四二年的舊曆年，侯作貴同志率領游擊隊到哥醜營子過了一個軍民合歡的大年。他們自備白面、羊肉住到蒙民老鄉家裡，飽餃了吃。他們發揚老紅軍的優良傳統，給老百姓打掃庭院、擔水、餵牲畜，給蒙民老鄉家貼對聯，拜大年。他們還尊重蒙民們的風俗習慣，即使對些迷信色彩的歡慶儀式，也不橫加阻攔、干涉。當游擊隊過完年要離開營子時，有兩個青年牧工因羨慕部隊戰鬥生活，參加了游擊隊。
三、深入虎穴，爭取民族上層
侯作貴同志率領的游擊隊常在正黃旗北部活動，為了適應民族地區的工作，下苦功學會了一口流利的蒙古話，還穿上了蒙古袍子，鑲牛皮靴，喜歡以一個蒙古老鄉的樣子出現在民眾中。憑著他的機智和勇敢，隊員們跟著他打仗很少出差錯。當時游擊隊還沒有鞏固的根據地，走到哪兒就在哪兒安排食宿，有時採取“吃大戶”的辦法，吃後留下欠條，待將來換錢。有一次老侯帶領八名游擊隊員到日偽七師的團長扎拉風格家做客，扎拉風格的妻子南斯拉瑪熱情地招待他們，因為她早聽說過八路軍游擊隊的威望和利害。正當侯作貴他們喝茶時刻，扎拉風格團長帶著七、八個偽蒙軍回家來了，南斯拉瑪迎上去用眼暗示了一下東廂房說：“那幾個人在呢，你同弟兄們都到上屋吧”。扎拉風格一則顧忌在自家與游擊隊窄路相逢，一旦相鬥起來，自己也未必能占上風，再則他那已經醒悟的愛國之心，對八路軍並不反感，於是只得逢場作戲，揮了揮手對部下說：“家裡來了修房子的泥工們，咱們都到上屋休息吧”又回頭囑咐妻子說：“讓他們好好吃頓飯，在外面做營生不易呀”!
侯作貴他們一聽說扎拉風格回來了，便馬上做起了戰鬥準備。但是聽到他們夫妻倆的這番對話，又警戒地吃喝起來，飯後留下吃飯條子，客客氣氣地告別女主人而去。此後侯作貴的膽量，扎拉風格的雅量做為佳話流傳於當地。
在綏東，蒙古族成年男子們在察哈爾兵役制的約制下，多數被迫當了偽蒙軍，八路軍游擊隊根據黨的政策，從實際出發，對他們採取了爭取的態度。這也是做好蒙古民族工作、立腳綏東的一項重要任務。
八路軍綏東工作團在綏東抗日游擊區主要進行了四項工作：“大力組織和擴展了抗日游擊隊；以抗日游擊隊的活動為基礎建立地方抗日政權，或爭取、改造和利用地方偽政權；以開展民眾工作；廣泛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大力爭取偽軍偽政權、民族上層、開明士紳和教會的同情支持抗日；在這個基礎上籌集抗日物資，支援部隊，解決困難。
八路軍游擊隊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模範行為給當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為抗戰勝利、民族解放，共同建設新中國打下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