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背景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但隨著人口紅利衰減、“中等收入陷阱”風險累積、國際經濟格局深刻調整等一系列內因與外因的作用，經濟發展正進入“新常態”。
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聯動性出現背離，經濟成長持續下行與CPI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等。對照經典經濟學理論，當前我國出現的這種情況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滯脹，也非標準形態的通縮。與此同時，巨觀調控層面貨幣政策持續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資拉動上急而下徐，舊經濟疲態顯露而以“網際網路+”為依託的新經濟生機勃勃，東北經濟危機加重而一些原來缺乏優勢的西部省區異軍突起……可謂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簡言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分化正趨於明顯。為適應這種變化，在正視傳統的需求管理還有一定最佳化提升空間的同時，迫切需要改善供給側環境、最佳化供給側機制，通過改革制度供給，大力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增強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
存在問題
供需關係
2003年後，中國央企生產力變革變得很緩慢，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幾大行業，虧損面已經達到80%，產業的利潤下降幅度最大，產能過剩很嚴重。截至2015年12月初，幾大行業的生產價格指數（PPI）已連續40多個月呈負增長狀態，這幾大行業對整個工業PPI下降的貢獻占了70%—80%。
中國供需關係正面臨著不可忽視的結構性失衡。“供需錯位”已成為阻擋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路障：一方面，過剩產能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國的供給體系與需求側嚴重不配套，總體上是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此外，中國的供給側低效率，無法供給出合意的需求。因此，強調供給側改革，就是要從生產、供給端入手，調整供給結構，為真正啟動內需，打造經濟發展新動力尋求路徑。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為了保增長或穩增長，中國採取了一系列主要針對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巨觀調控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和政府投資政策。這些政策確實起到了保增長或穩增長的效果。
結構性問題
中國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成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問題。 這六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疊加，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去有針對性地解決。
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問題突出表現在低附加值產業、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產業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產業、綠色低碳產業、具有國際競爭力產業的比重偏低。為此，需要加快推進科技體制改革，促進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需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為綠色低碳產業發展提供動力；需要通過金融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等去淘汰落後產能和“三高”行業等。
區域結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區域結構問題突出表現在人口的區域分布不合理。目前，我國城鎮化率尤其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偏低，且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大大低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此，需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推進農民的市民化進程，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
區域結構的另一個問題是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公平。例如，有些地方享有很多“特權”政策，有些地方發展嚴重滯後。為此，需要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財稅制度改革、區劃體制改革等，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市場，解決不同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使人口和各種生產要素在不同地區自由流動、最佳化配置。
投入結構
中國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勞動力、土地、資源等一般性生產要素投入，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導致中低端產業偏多、資源能源消耗過多等問題。為此，必須要加快科技體制、教育人才體制等改革，最佳化要素投入結構，更多地實現創新驅動。
排放結構
中國排放結構中廢水、廢氣、廢渣、二氧化碳等排放比重偏高。這種不合理的排放結構導致了資源環境的壓力比較大。為此，必須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制度改革，特別是推進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自然資源用途管制制度、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生態補償制度，以及用能權、用水權、排污權、碳排放權初始分配製度等方面的改革。
動力結構
中國經濟成長過多依賴“三駕馬車”來拉動，特別是過度依賴投資來拉動。其實，“三駕馬車”只是GDP的三大組成部分，是應對巨觀經濟波動的需求邊短期動力，只是經濟成長的結果而非原因，制度變革、結構最佳化和要素升級（對應著改革、轉型、創新）“三大發動機”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我們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轉型、創新，來提升全要素增長率，培育新的增長點，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分配結構
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居民貧富差距都比較大，財富過多地集中在少數地區、少數行業和少數人中。因此，有必要加快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和財稅制度改革等，促進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縮小貧富差距。
研究歷程
習近平2015年11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研究經濟結構性改革和城市工作。
2016年1月26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
201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 。
四輪驅動2018年12月21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我國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更多採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
改革內容
如果用一個公式來描述人們口頭上所說的“供給側改革”，那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含義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改革實質
供給方式
供給側改革實質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給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產生、輸出、執行以及修正和調整方式，更好地與市場導向相協調，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說到底，供給側改革，就是按照市場導向的要求來規範政府的權力。離開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談供給側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無形之手，不僅不會有助於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調整，也會損害已有的市場化改革成果。
供給結構
從中國中央政府“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改善供給體系的供給效率和質量”等明確表示看，供給側改革就是以市場化為導向、以市場所需供給約束為標準的政府改革。從供給側改革的階段性任務看，無論是削平市場準入門檻、真正實現國民待遇均等化，還是降低壟斷程度、放鬆行政管制，也無論是降低融資成本、減稅讓利民眾，還是減少對土地、勞動、技術、資金、管理等生產要素的供給限制，實際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內容。
改革角度
從中國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可謂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時間裡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多方面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供給約束，使產業、企業的自然活力非受限於作為公共政策供給方的政府約束。
改革重點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說過，“任何制度都是對實際生活中已經存在的需求的回響”。隨著中國經濟進入轉型升級的新階段，一些制度體系已嚴重滯後，進而提出了創新制度供給的迫切需求。所有這些需求加起來，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這主要是因為，雖然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有三十多年了，但迄今為止仍然只能稱為“半拉子”市場經濟，在影響經濟成長至關重要的土地、勞動力、資本、創新等要素方面，還存在著十分明顯的供給抑制與供給約束。現在制度結構、生產結構已經不能滿足龐大中等收入家庭的各類新需求，不利於中國各類消費潛力、改革紅利的釋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才會提出“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號召。
1.居於制度創新之首的，應當是政府管理經濟、社會方式的創新
具體表現在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最佳化服務”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以管住、管好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通過嚴格規範政府的行權方式，做到廉潔、高效、透明、公正、公開，一方面最佳化合法經營、公平競爭、高度法治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強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和規範，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目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諸多系統性、基礎性問題正在浮出水面，進一步深化改革不僅需要決心與勇氣，更需要改革的系統設計與專業化的技術解決方案。政府在這方面可以作為的空間還很大。當前最重要的是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預上多做“減法”，把“放手”當作最大的“抓手”，同時切實履行好巨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等基本職責。
2.深入推進財稅改革，形成政府與公民、中央與地方之間穩定的經濟關係以及規範的政府財政管理制度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與重要支柱。兩年來，財稅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在當前經濟下行、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推進財稅改革的外部環境正在變得現實而嚴峻。今後一個時期，財政改革既要兼顧與其他改革之間的協調配合，自身更要向縱深推進，需要啃下多個“硬骨頭”，如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改革、中央與地方事權改革、地方收入體系重構、預算管理基礎制度建設、PPP等。這些都是十分複雜而牽動全局的改革，但對提升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
在“管住權”“管住錢”的同時，還要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等，以營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當前供給側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對要素市場進行全面改革，以真正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全面釋放經濟社會活力。
具體內容
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係。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激勵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成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著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巨觀調控功能。2015年以來，我國城鎮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去庫存化和“后土地財政”的壓力和挑戰，農村則開始進入三權分置改革和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的試點階段，推動城鄉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長期滯後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進。
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單一到多元，不斷發展壯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以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為主。2002—2008年進入以健康化、規範化和專業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新時期。當前，我國金融正處於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的階段，面臨著比以往更加複雜的局面。從國內來看，金融作為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由於改革不到位，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開闢供給空間
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風光不再。“十三五”時期中國要繼續發揮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成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都可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上找原因，制度變革與制度創新刻不容緩。
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區域、產業、制度、產品等多個方面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還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即為其中之一。
一、我國經濟成長正面臨“五力”約束
1.區域發展、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性，直接影響區域競爭力的提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水平仍然與東部、城鎮地區有著顯著差距，且公共服務大部分附著於戶籍之上，它已經影響到全國統一要素市場的形成，使得區域、城鄉不平衡產生自我強化的內生機制。這種格局決定了我國雖然進入新常態，但並不意味著各地區、城鄉同步進入新常態。廣大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仍有非常廣闊的財政投資空間，潛在經濟成長能力較為充足。但是，這些地區的發展不能簡單重複“昨天的故事”，要發揮“學習效應”，避免出現東部地區、城鎮地區的負面問題，在擴大需求的同時，主動最佳化供給側。
2.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產業的總體創新能力仍然處於較低水平，對產業結構競爭力形成抑制作用
我國處於加速工業化，並向知識社會轉型的重要節點。然而，幾乎所有傳統產業都出現危機，國有企業行政性壟斷較為突出，產業網路化創新程度較低，知識擴散和共享機制不健全，市場主體活力不足，投資意願不強，市場主體對經濟的預期由樂觀轉向觀望甚至悲觀，嚴重影響了我國由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進一步轉向知識文明的進程。一些傳統稟賦優勢在逐步喪失，必須要尋找一條新路來最佳化生產方式，讓技術創新成本更加“低廉”，實施國有企業改革，激發市場活力。
3.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進入攻堅期，束縛經濟轉型升級的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制度結構競爭力亟待提高
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關係仍然得不到正確處理，政府在對待處理與市場、社會的關係時，仍然懷著“管控”的思維，而非樹立平等的“合作關係”，政府對市場、社會的干預較為嚴重。企業、社會主體在開拓市場、配置資源時，第一時間不是想到“找市場”“找需求”，而是“找政府”，通過強大的政府之手來實現既定目標。
4.改革開放將進入新階段，仍需要多方探索，供給側管理與對外開放新格局有機融合的方式，構建面向全球的利益共享結構，提高利益結構競爭力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新常態之前，出口導向戰略作為拉動我國經濟成長的重要戰略，吸引了大量外資，改善了我國資本短缺的狀況。然而，這種“大進大出”的對外開放模式，加劇了全球資源能源供應的緊張局面，引發了我國和資源能源產地的利益矛盾。我國須加快構建新型開放經濟格局，統籌“引進來”和“走出去”，統籌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做強制造業和提升服務業，服務於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從這個意義上，“一帶一路”、亞投行並不是一個區域、局部概念，而是創造一種新的利益共享、合作機制。
5.我國傳統鄉土社會治理模式的優勢在不斷喪失，以家族為紐帶的傳統倫理結構受到劇烈影響，亟待按照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念，完善社會倫理結構，服務於供給側管理
改革目的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在2016年1月26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改革措施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巨觀政策要穩，營造穩定的巨觀經濟環境
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協同發力。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6年巨觀政策提出的具體要求，釋放出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巨觀經濟環境的重要信號。
當前，世界經濟和貿易低迷、國際市場動盪對我國影響加深，與國內深層次矛盾凸顯形成疊加，實體經濟困難加大，巨觀調控面臨的兩難問題增多。2015年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下，通過加強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以結構性改革促進結構調整，實施穩定市場的有效措施，新的動能加速孕育形成，就業擴大、收入增長和環境改善給民眾帶來不少實惠。在此過程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功不可沒。
產業政策要準，準確定位結構性改革方向
近年來，中國整體經濟結構不斷最佳化，經濟發展正加快向第三產業主導的形態轉變。然而，在產業結構表現出顯著改善的同時，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第三產業的提升潛力仍然十分大。與歐美等已開發國家70%以上的第三產業比重相比，中國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仍然較低，還不到50%。另一方面，中國工業體系中傳統工業較多，新興產業的增長難以彌補傳統工業的萎靡，內部結構矛盾十分明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為中國未來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指明了方向。
第三產業內部結構明顯改善，整體水平提升明顯，服務領域不斷拓展，逐漸成為推動我國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之一。金融業與房地產業成為拉動第三產業發展的主要力量；傳統服務業占第三產業比例下降，金融保險、計算機服務、物流配送等現代服務業發展迅速；社會化養老、休閒旅遊、社區服務等新型服務業越來越受到關注。
微觀政策要活，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潛力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微觀政策要活”。如何做到靈活的微觀政策？就是要通過完善市場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和消費者潛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觀經濟，充分釋放生產消費活力和內部增長潛能，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微觀經濟是經濟形勢的“晴雨表”、發展的“推進器”，放活微觀政策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積蓄髮展新動能的現實需求。做活微觀、提質增效對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至關重要。
微觀市場主體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不竭源泉。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市場活力沒有得到充分激發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對市場主體干預得太多。因此，實現“微觀政策要活”政策目標的重要途徑就是要加快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要求，轉變政府職能要以“簡政放權、放管結合、最佳化服務”為基本思路，將該放的放下去，將該管的事管好，將該服務的服務到位，真正做到“放水養魚”，激活微觀經濟。
1.增強經濟領域簡政放權力度
簡政放權應避免各類部門“一刀切”，向經濟領域適度傾斜。另外，簡政放權應更加重視從企業生產經營全流程角度進行整體部署、全方位為企業鬆綁，避免各種抓大放小、抓實放虛、我抓他放等行為對改革紅利的抵消，切實提高簡政放權的“含金量”。
2.簡政放權應向小微企業和服務業傾斜
政府應該從兩個方面加強對小微企業的扶持，一是降門檻，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證照和資質、資格審批，給小微企業更多的“出生證”；二是優服務，在財政、金融、人員培訓、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對小微企業傾斜，給小微企業適當地“餵點奶粉”，切實讓新註冊的800萬小微企業儘可能地活下來，並以此帶動“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
3.通過社會領域簡政放權降低市場準入門檻
社會領域的簡政放權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齊頭並進。一是要進一步放寬民間資本的準入限制，鼓勵民間資本為政府“補位”，加大教育、養老等社會領域的投入力度；二是要對社會領域的各種評比、達標、認證、收費事項進行全面評估，該保留或下放的進行保留或下放，其餘的則應儘可能取消，最大限度為企業“鬆綁”，切實降低市場門檻；三是轉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積極性跟隨中央步伐進行簡政放權，為避免社會領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後一公里”提供有力的支撐。
改革政策要實，加大力度推動改革落地
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需要保持和增強戰略定力，按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論述，加快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部署，敢於啃硬骨頭、涉險灘，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進派，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最大程度地釋放改革的新紅利。
當前，全球經濟仍然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不穩定因素較多。走進新常態的中國正面臨著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問題和新挑戰。在周期性和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下，經濟成長出現減速趨勢，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時期，到了爬坡過坎的緊要關口。與此同時，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包容、不可持續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每一項任務，擔子都不輕，所面臨的改革任務十分艱巨。化解產能過剩風險、增強結構調整動能、釋放創新驅動潛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點問題，依然需要通過切切實實的改革來加以推動。可以說，不深化改革，發展就難有活力、難有成效、難以可持續；不深化改革，存在的問題就可能更嚴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改革過去、現在都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改革依然是中國發展的最大動力和關鍵一招。要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提質增效、行穩致遠，必須培育千千萬萬的改革促進派，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堅決破除各種利益的藩籬和體制機制的弊端，充分釋放改革新紅利。
社會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線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思路，必須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會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化解過剩產能等，必然會影響部分群體的就業和收入，但這是必須要過的檻，必須要經歷的陣痛。所以要更好發揮社會政策穩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線。特別是要把重點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民眾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務，為結構性改革創造好穩定良好的社會環境。
就業是民生之本，要從全局高度重視就業問題。要深入實施就業優先戰略，真正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選擇有利於擴大就業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1.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
實行有利於促進就業的財政保障政策。公共財政應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小型微型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傾斜，財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傾斜，加大對困難群體的扶持力度；實行支持和促進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型微型企業發展，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充分發揮其在吸納城鄉勞動力就業中的作用。完善和落實促進大學生、農民工、就業困難人員等重點群體就業的優惠政策；實行更加有利於促進就業的金融支持政策。要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支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小型微型企業發展，加大支持自主創業力度；實施鼓勵勞動者多渠道、多形式就業的扶持政策。通過優惠政策和就業服務，扶持勞動者自謀職業、自主就業。
2.要努力推進重點、困難群體就業
切實做好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群體就業工作。繼續把高校畢業生就業放在就業工作的首位。鼓勵支持高校畢業生通過多種形式靈活就業。繼續做好退役軍人就業工作；推進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為農村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要加緊消除流動就業的制度壁壘，進一步完善職業培訓、就業服務、勞動維權“三位一體”的工作機制。同時，要積極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加強對困難群體的就業援助。建立健全就業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確保就業困難群體隨出現隨援助隨就業。推進各類用人單位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扶持殘疾人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做好婦女就業工作。
3.加強配套措施改革
一要全面提高就業能力。要加強職業技術人才的培養。加強職業技術教育和技工院校示範校建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和現代技工教育培養體系。重點支持急需緊缺行業技師培訓，加強高技能人才培訓基地建設。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加強就業培訓，加快構建勞動者終身職業培訓體系，健全完善社會化職業培訓網路。二要提升就業服務能力。要加強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形成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體系。全面實行就業失業登記身份證識別系統，建設城鄉人力資源基本資料庫。要加快形成統一規範靈活的人力資源市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促進就業和配置人力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強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網路建設，促進信息資源共享。三要加強勞動者的保護措施建設。健全勞動標準體系和勞動關係協調機制，推進企業改善勞動條件。全面推行勞動契約制度，提高小微企業與農民工勞動契約簽訂率和履約質量。擴大集體契約制度覆蓋面，提高集體協商的實效性。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工作，加大對用人單位和人力資源市場的監管力度，全面推進“格線化、網路化”管理。全違法行為預防預警和多部門綜合治理機制，有效處置勞動保障違法行為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特別是要努力實現企業職工特別是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
社會評價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更多地發揮好企業和個人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職責是把法律、法規、標準和政策制定好，給企業和市場相對穩定的預期，提高其積極性和創造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多次呼籲，各國務必落實結構性改革，提高國家長久競爭力和風險抵抗能力。
“十三五”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重大突破，應爭取更大力度“放水養魚”，激發社會資本創新創業活力，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逐步消除服務業與工業要素價格差異，同時加快推進以最佳化結構、提升質量為基本目標的教育改革，推動教育結構與經濟發展需求和消費需求相適應。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
“十三五”時期實現經濟結構最佳化，在需求結構上，要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最佳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在產業結構上，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服務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帶動，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綠色產業；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與建設生態文明緊密結合起來，促進經濟轉型發展、升級發展。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鬍鞍鋼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是產業結構的調整，當務之急是要做好“加減乘除”——做加法就是補短板，在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要讓民營企業參與進來；做減法就是去產能，鋼材、水泥、玻璃、電解鋁等產能過剩行業尤其要注意合理去產能；做乘法就是發揮好技術、管理、制度等各領域的創新，這是個慢工細活，但效果會很明顯；而做除法，意味著不僅要減少產能，還要加強環境保護，做到清潔生產，將對環境衝擊降到最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室主任
普遍的供給約束、供給抑制和供給結構老化是中國經濟當前的主要矛盾，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就可以恢復中國經濟成長的新動力，開啟中國經濟成長的新周期。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顯示了中央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高度重視，以及真抓實幹的決心。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我們繼續降低融資成本，加大減稅力度，取消更多行政管制，放鬆供給約束。同時，解除對 人口和勞動力、 土地和資源、 資本和 金融、 技術和創新、制度和管理等五大財富源泉的供給抑制，提高供給效率，降低供給成本，並依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 滕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