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余英時訪談錄《余英時訪談錄》內容簡介：精彩深入的訪談需要與受訪人的精神世界直接面對，讓受訪人的思想輪廓顯現、精神之光閃耀。香港浸會大學陳致教授先後三次訪問余英時先生，洞徹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對談有致，精彩紛呈。
余英時先生身處海外，對中華文明、中國社會懷抱真誠的關切，訪談錄中袒露對學術與人生的追求。他對思想史的梳理切中中華文化研究的肯綮，於變動中發現思想的聯繫，既洞察入微，又通達巨觀。訪談真切地反映了余英時先生的學術養成脈絡，包括他對錢鍾書、錢穆、陳垣、陳獨秀等人的評價都涵括在他對中華文化的整體觀察中。
《余英時訪談錄》是由陳致應《明報月刊》《國學新視野》和中華書局徐俊先生之約對余英時先生的採訪整理而成，首次在大陸整體出版。本書以余先生的《我走過的路》為序、劉夢溪先生為余先生做的訪談《為了中國文化與社會的重建》為附錄，豐富讀者對余英時先生的認識。
編輯推薦
《余英時訪談錄》編輯推薦：
1.“人文學科領域的諾貝爾獎”——“約翰·克魯格終身成就獎”首位華人得主、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首部長篇訪談實錄。
2.全面梳理余英時的學術視野，了解他的學術養成脈絡，看他論學不專騖於一門，折衷中西學術傳統於一爐，如何修成一代大家。
3.“品讀大師眼中的大師”，余英時對錢鍾書、陳垣、錢穆等大師的觀察和評價，“知人論世”之境，為學術史研究的典範。
4.採訪實錄首次在大陸整體出版，尤其是第三次採訪“治學門徑與東西方學術”，是特別應中華書局約請而成。
專業書評
用“內在理路”重論清代思想學術史，借胡適闡發學術典範與自由精神，從價值系統拈出中國文化之“內在超越”，以中國近世宗教倫理回應韋伯問題，從古代中國“士”的歷史警醒知識人對“道統”的擔當，通過陳寅恪晚年詩文揭示偉大學者最痛苦的靈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建立一個政治、思想與文化史研究的新典範。余英時先生始終在觀察中國歷史上的轉折時期的思想變遷，思索傳統中國文化的現代價值。近二十年來，人們都在期待中文世界出現“有思想的學術，有學術的思想”，可在當今學界，有誰能像余英時先生這樣具有如此的學問、見識與才情？在他常帶感情的筆端寫出的，既是學術，也是思想，更是他一生“為故國招魂”的大關懷。近年來，我有幸能常聽余英時先生談話，談他的人生、學術與思考，總能感受到，這是一個有世界胸襟而又充滿中國情懷的人，難怪他說，“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這部《訪談錄》是一個有深刻思想的哲人談論他的學術，也是一個有深厚學術的學者敘說他的思考，讀這部書，仿佛讓我回到普林斯頓綠蔭中余宅客廳，又一次與先生面對面，聽他從容講述從潛山、香港、哈佛到普林斯頓的思想歷程。
——葛兆光
人們都知道余英時先生是位史學大師，但是往往忽略了他也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在這本訪談錄中，余先生“要把金針度與人”，透過對自己學術歷程的回顧，展示一條走進人文殿堂之路。
——王泛森（台灣中研院副院長、中研院院士）
目錄
001 我走過的路 余英時
直入塔中，上尋相輪
015 克魯格獎
016 政治、黨爭與宋明理學
026 清代考據學：內在理路與外部歷史條件
038 最後一位風雅之士：錢鍾書先生
042 國學與現代學術
051 學問與性情，考據與義理
054 “直入塔中”與“史無定法”
058 “哲學的突破”與巫的傳統
063 “內向超越”
069 胡適的學位與自由之精神
077 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
079 人文邊緣化與社會擔當
083 西方漢學與中國學
宗教、哲學、國學與東西方知識系統
091 儒家思想的宗教性與東西方學術分類
096 國學、“國學者”與《國學季刊》
100 哲學與思想：東西方知識系統
107 哲學與抽象的問題
111 文化熱與政治運動
116 知識人：專業與業餘
治學門徑與東西方學術
123 哈佛讀書經驗
126 早歲啟蒙與文史基礎
132 先立其大，則小者不能奪
142 洪煨蓮（業）與楊聯升
150 俞平伯與錢鍾書
163 學術與愛國主義
169 取法乎上
173 西方漢學與疑古問題
為了文化與社會的重建（劉夢溪訪談）
187 關於錢穆與新儒家
191 學術不允許有特權
194 學術紀律不能違反
197 “天人合一”的局限
199 怎樣看“文化中國”的“三個意義世界”
200 學術立足和知識分子的文化承擔
202 “經世致用”的負面影響
203 中國學術的道德傳統和知性傳統
205 中國傳統社會的“公領域”和“私領域”
207 中國歷史上的商人地位和商人精神
210 如何看待歷史上的清朝
211 東西方史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異同
214 最要不得的是影射史學
215 文化的問題在社會
216 社會的問題在民間
219 後記
序言
序：我走過的路——余英時
我求學所走過的路是很曲折的。現在讓我從童年的記憶開始，一直講到讀完研究院為止，即從1937年到1962年。這是我的學生時代的全部過程，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1937—1946年，鄉村的生活；1946—1955年，大變動中的流浪；1955—1962年，美國學院中的進修。
我變成了一個鄉下孩子
我是1930年在天津出生的，從出生到1937年冬天，我住過北平、南京、開封、安慶等城市，但是時間都很短，記憶也很零碎。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開始，我的生活忽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年的初冬，大概是10月左右，我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故鄉——安徽潛山縣的官莊鄉。這是我童年記憶的開始，今天回想起來，好像還是昨天的事一樣。
讓我先介紹一下我的故鄉——潛山縣官莊鄉。這是一個離安慶不遠的鄉村，今天乘公共汽車只用四小時便可到達，但那時安慶和官莊之間還沒有公路，步行要三天。官莊是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窮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絕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對於幼年的我，這個變化太大也太快了，在短短的三天之內，我頓然從一個都市的孩子變成了一個鄉下的孩子。也就從這時開始，我的記憶變得完整了，清楚了。
鄉居的記憶從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首先，我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我的住屋前面有一道清溪，那是村民洗衣、洗米、洗菜和汲水的所在，屋後和左右都是山岡，長滿了松和杉，夏天綠蔭密布，日光從樹葉中透射過來，暑氣全消。我從七八歲到十三四歲時，曾在河邊和山上度過無數的下午和黃昏。有時候躺在濃綠覆罩下的後山草地之上，聽鳥語蟬鳴，渾然忘我，和天地萬物打成了一片。這大概便是古人所說的“天人合一”的一種境界吧！這可以說是我童年所受的自然教育。
鄉居八九年的另一種教育可以稱之為社會教育。都市生活表面上很熱鬧，到處都是人潮，然而每個人的感覺其實都是很孤獨的。家庭是唯一的避風港，但每一個家庭又像是一座孤島，即使是左鄰右舍也未必互相往來。現代社會學家形容都市生活是“孤獨的人群”（lonely crowd），其實古代的都市又何嘗不然？蘇東坡詩“萬人如海一身藏”，正是說在都市的人海之中，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但是在鄉村中，人與人之間、家與家之間都是互相聯繫的，地緣和血緣把一鄉之人都織成了一個大網。幾百年、甚至千年聚居在一村的人群，如果不是同族，也都是親戚，這種關係超越了所謂階級的意識。我的故鄉官莊，有餘和劉兩個大姓，但兩姓都沒有大地主，佃農如果不是本家，便是親戚，他們有時交不出田租，也只好算了。我從來沒有見過地主凶惡討租或欺壓佃農的事。我們鄉間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與政府發生關係。每一族都有族長、長老，他們負責維持本族的族規，偶爾有子弟犯了族規，如賭博、偷竊之類，族長和長老們便在宗祠中聚會，商議懲罰的辦法，最嚴重的犯規可以打板子。但這樣的情形也不多見，我只記得我們余姓宗祠中舉行過一次聚會，處罰了一個屢次犯規的青年子弟。中國傳統社會大體上是靠儒家的規範維繫著的，道德的力量遠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兩個最重要的標準。這一切，我當時自然是完全不懂的。但是由於我的故鄉和現代世界是隔絕的，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了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現代人類學家強調在地區文化研究上，研究者必須身臨其境（being there）和親自參與（participation），我的鄉居就是一個長期的參與過程。
現在我要談談我在鄉間所受的書本教育。我離開安慶城時，已開始上國小了。但我的故鄉官莊根本沒有現代式的學校，我的現代教育因此便中斷了。在最初五六年中，我僅斷斷續續上過三四年的私塾；這是純傳統式的教學，由一位教師帶領著十幾個年歲不同的學生讀書。因為學生的程度不同，所讀的書也不同。年紀大的可以讀《古文觀止》、四書、五經之類，年紀小而剛剛啟蒙的則讀《三字經》、《百家姓》。我開始是屬於啟蒙的一組，但後來得到老師的許可，也旁聽一些歷史故事的講解，包括《左傳》、《戰國策》等。總之，我早年的教育只限於中國古書，一切現代課程都沒有接觸過。但真正引起我讀書興趣的不是古文，而是小說。大概在十歲以前，我偶在家中找到了一部殘破的《羅通掃北》的歷史演義，讀得津津有味，雖然小說中有許多字不認識，但讀下去便慢慢猜出了字的意義。從此發展下去，我讀遍了鄉間能找得到的古典小說，包括《三國演義》、《水滸傳》、《蕩寇志》（這是反《水滸傳》的小說）、《西遊記》、《封神演義》等。我相信小說對我的幫助比經、史、古文還要大，使我終於能掌握了中國文字的規則。
我早年學寫作也是從文言開始的，私塾的老師不會寫白話文，也不喜歡白話文。雖然現代提倡文學革命的胡適和陳獨秀都是我的安徽同鄉，但我們鄉間似乎沒有人重視他們。十一二歲時，私塾的老師有一天忽然教我們寫古典詩，原來那時他正在和一位年輕的寡婦鬧戀愛，浪漫的情懷使他詩興大發。我至今還記得他寫的兩句詩：“春花似有憐才意，故傍書台綻笑腮。”詩句表面上說的是庭園中的花，真正的意思是指這位少婦偶爾來到私塾門前向他微笑。我便是這樣學會寫古典詩的。
在我十三四歲時，鄉間私塾的老師已不再教了。我只好隨著年紀大的同學到鄰縣——舒城和桐城去進中學。這些中學都是戰爭期間臨時創立的，程度很低，我僅僅學會了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和一點簡單的算術。但桐城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的發源地，那裡流行的仍然是古典詩文。所以我在這兩年中，對於中國古典的興趣更加深了，至於現代知識則依舊是一片空白。
大變動中的流浪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正在桐城。因為等待著父親接我到外面的大城市去讀書，便在桐城的親戚家中閒住著，沒有上學。第二年（1946）的夏天，我才和分別了九年的父親會面。這裡要補說一：父親在戰爭時期一直在重慶，我是跟著伯父一家回到鄉間逃避戰亂的。我的父親是歷史學家，學的是西洋史，戰前在各大學任教授，1945年他去了瀋陽，創立了一所新的大學——東北中正大學。1946年6月我先到南京，再經過北平，然後去了瀋陽。
這時我已十六歲了，父親急著要我在最短時間內補修各種現代課程，準備考進大學。1946—1947這一年，我一方面在高中讀書，一方面在課外加緊跟不同的老師補習，主要是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等現代科目。我在這一年中，日夜趕修這些課程，希望一年以後可以參加大學的入學考試。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讀一篇短短的英文文字，其中便有八十多個字彙是陌生的。這時我已清楚地認識到，我大概絕不可能專修自然科學了，我只能向人文科學方面去發展。好在我的興趣已完全傾向於歷史和哲學，所以並不覺得有什麼遺憾。1947年夏天，我居然考取了東北中正大學歷史系。我的治學道路也就此決定了。
戰後的中國始終沒有和平，因為緊接著便爆發了國共內戰。我在1947年底讀完大學一年級上學期時，瀋陽已在共軍的包圍之中，我們一家乘飛機回到北平。於是我的大學生涯又中斷了。我們在北平住了十個月，然後又在1948年11月從北平流亡到上海。半年多以後，上海也被共軍占領了。在這一年半的流亡期間，我自然沒有上學的機會。
但是1948年在北平的十個月，我自己在思想上發生了極大的波動。這是中國學生運動最激烈的階段，北平更是領導全國學運的中心。在中共地下黨員的精心策劃之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左傾”學生髮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大規模遊行示威。我的一位表兄當時便是北大地下黨的領導人，他不斷地向我進行說服工作，希望把我拉入“革命的陣營”。這樣一來，我的政治、社會意識便逐漸提升了，我不能對於中國的前途、甚至世界的趨勢完全置身事外。我不是在學的學生，因此從來沒有參加過左派或右派的學生活動，但是我的思想是非常活躍的，在左、右兩極間搖擺不定。我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也深入地思考有關民主、自由、個人獨立種種問題。當時的學生運動雖然由中共地下黨員所策動，但在外面的知識分子並不了解內幕，他們仍然繼承著五四的思潮，嚮往的仍然是“民主”和“科學”。我在北平期間所常常閱讀的刊物包括《觀察》、《新路》、《獨立時論》等，基本上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議論。不過那時自由主義者在政治上已迅速地向左、右分化，左翼自由主義者向中共靠攏，右翼自由主義者以胡適為首，堅決擁護西方式的民主和個人自由。
我自1946年離開鄉間以後，曾讀了不少梁啓超、胡適等有關中國哲學史、學術史的著作，也讀了一些五四時期的有關“人的文學”的作品。因此我在思想上傾向於溫和的西化派，對極端的激進思潮則難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是我能同情的，然而階級鬥爭和我早年在鄉村的生活經驗格格不入。我也承認社會經濟狀態和每一時代的思想傾向是互動影響的，但是唯物史觀對我而言是過於武斷了。總之，1948年在北平的一段思想經歷對我以後的學術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對西方文化和歷史發生了深刻的興趣。我覺得我必須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歷史，才能判斷馬克思主義的是非。
1949年夏天，我的父親、母親和弟弟離開了上海，乘漁船偷渡到舟山，然後轉往台灣。我是長子，父親要我料理上海的家，因此留下未走。這一年秋天，我考進了北平的燕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從8月到12月，我又恢復了學生的生活。在燕大的一學期，除了修西洋史、英文、中國近代史等課程之外，我更系統地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
這個時期，大學校園的政治氣氛雖已改變，但嚴格的思想控制還沒有開始。我們還可以比較自由地討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不過越討論下去，不能解答的問題也越多，而且也遠遠超出了我們當時的學術和思想的水平。
我本來是不準備離開中國大陸的。但1949年年底，我意外地收到母親從香港的來信，原來他們又從台北移居到香港。1950年元月初，我到香港探望父母，終於留了下來，從此成為一個海外的流亡者。一個月之後，我進入新亞書院，這是我的大學生活中所走的最後一段路。
新亞書院是一所流亡者的學校，由著名的史學家錢穆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在1949年秋天創辦的，學生人數不多，也都是從大陸流亡到香港的。從此我變成錢先生的弟子，奠定了我以後的學術基礎。
錢穆先生是中國文化的維護者，一般稱之為傳統派，恰恰與西化派是對立的。他承認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學術上有開闢性的貢獻，但完全不能接受胡適、陳獨秀等人對中國傳統的否定態度。坦白地說，我最初聽他講課，在思想上是有隔閡的，因為我畢竟受五四的影響較深。不過由於我有九年傳統鄉村生活的薰陶，對於傳統文化、儒家思想我並無強烈的反感。到香港以後，我又讀了一些文化人類學的著作，認識到文化的整體性、連續性，我也不能接受全盤西化的主張。但是我繼續承認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某些成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因此我對於錢先生的文化觀點有距離，也有同情。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他在中國史學上的深厚造詣對我的啟示極大。我深知，無論我的觀點是什麼，我都必須像錢先生那樣，最後用學問上的真實成就來建立我自己的觀點。我必須暫時放下觀點和理論，先虛心讀古人的經典，而且必須一部一部地仔細研讀。我不能先有觀點，然後在古籍中斷章取義來證實我的觀點。這樣做便成了曲解誤說，而不是實事求是了。
另一方面，我也始終沒有放棄對西方文化與歷史的求知慾望。我依舊希望以西方為對照，以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的特性所在。中西文化的異同問題，一個世紀以來都在困擾著中國的學術思想界，我也繼承了這一困擾。這不僅是學術問題，並且是現實問題。中國究竟應該走哪一條路？又可能走哪一條路？要尋找這些答案，我們不能只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基本認識也是不可缺少的。
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在20世紀有巨大的進步，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它的進步是愈來愈專精，代價則是分得過細之後，使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怎樣在分析之中不失整體的觀點，對於今天研究歷史的人，這是一項重大的挑戰。帶著這許多不能解答的問題，我最後到了美國。
美國的進修
我在新亞時代，在錢先生指導之下，比較切實地研讀中國歷史和思想史的原始典籍。與此同時，我又在香港的美國新聞處和英國文化協會兩個圖書館中借閱西方史學、哲學與社會科學的新書。但我在香港時對西方學問仍是在暗中摸索，理解是膚淺的。1955年到哈佛大學以後，我才有機會修課和有系統地讀西方書籍。我的專業是中國思想史，在這一方面我至少已有了一定的基礎。在哈佛大學的最初兩三年，我比較集中精力讀西方的史學和思想史。所以我正式研修的課程包括羅馬史、西方古代與中古政治思想史、歷史哲學、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等。我並不妄想在西方學問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識，以為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參考資料。
由於我從童年到大學時代都在戰爭和流亡中度過，從來沒有受過正規的、按部就班的知識訓練，我對於在美國研究院進修的機會是十分珍惜的。從1955年秋季到1962年1月，我一共有六年半的時間在哈佛大學安心地讀書。第一年我是訪問學人（visiting scholar），以後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這是我一生中唯一接受嚴格的學術紀律的階段。這一段訓練糾正了我以往十八年（1937—1955）的自由散漫、隨興所至的讀書作風。依我前十八年的作風，我縱然能博覽群書，最後終免不了泛濫無歸的大毛病，在知識上是不可能有實實在在的創穫的。儘管我今天仍然所知甚少，但我至少真正認識到學問的標準是什麼。這是中國古人所說的“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我的運氣很好，在香港遇到了錢先生，在哈佛大學又得到楊聯教授的指導。楊先生特別富於批評的能力，又以考證謹嚴著稱於世。他和錢先生的氣魄宏大和擅長總合不同，他的特色是眼光銳利、分析精到和評論深刻。這是兩種相反而又相成的學者典型。楊先生和日本漢學界的關係最深，吉川幸次郎和宮崎市定都是他的好朋友。在楊先生的鼓勵之下，我也對日本漢學界的發展一直在注意之中。這又是我在哈佛大學所獲得的另一教益，至今不敢或忘。
由於時間所限，關於在美進修的一段，只能簡單敘述至此。我在學問上走過的路，以上三個階段是前期最重要的三大里程碑。後來三十年的發展都是在這條路上繼續走出來的，就不能詳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