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出版社: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第1版
平裝
開本: 0開
ISBN: 7563345035
條形碼: 9787563345038
尺寸: 23.6 x 17.6 x 2 cm
重量: 640 g
作者簡介
余英時，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於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讀於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楊聯&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現居美國。著有《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述與中國情懷》、《中國懷現代變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控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現代儒學論》等。
內容簡介
《余英時文集第3卷: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諸文關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易被忽視的方面，闡發了漢代循吏在文化傳播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魏晉士風的演變同傳統儒、道思想的複雜關係，並在此背景之下，重點論述了明清以來商人階層興起的漸變過程。
媒體評論
序
這部《文集》是沈志佳博士費心費力編成的。她近幾年來蒐集了我所有的中文論著，分門別類，重新編排。這裡所集四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熱心印行這四卷《文集》，先後也很費周章。我必須在這裡表示誠摯的感謝。
這四卷《文集》大體上都是關於中國史學、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論文，但也有幾篇是討論西方歷史與文化的。寫作的時間上起20世紀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這半個世紀中，我自己的知識和思想都有很多的變化和進展。如果我以今天的理解重寫這些論文，它們當然會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但無論是重寫或徹底修改，在事實上都是不可能的，我只好讓舊作新刊，以存其真。王國維云：“人生過處唯存悔，知識增時只益疑。”可見這是一切治學之士的共同感受，我也唯有借這兩句詩來自解了。
1901年梁啓超寫《中國史敘論》，在第八節“時代之區分”中首先提出中國史應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為‘中國之中國’”；第二是“中世史，自秦一統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第三是“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很明顯的，通過當時日本史學界關於“東洋史”的研究，他已接受了文藝復興以來西方人對歐洲史的分期模式。梁氏這篇論文是現代中國新史學的開山之作，和他第二年（1902）的《新史學》一文同樣重要。就他所提出的“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和“世界之中國”三個基本概念而言，他確實拓開了中國史研究的眼界，其貢獻是很大的，但就其所援引的“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分期而言，他卻在無意中把“西方中心論”帶進了中國史研究的領域。歐洲史分期論和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合流，使許多中國新史家都相信西方史的發展形態具有普世的意義。以西方史為典型，中國史直到清末都未脫出“中古史時代”，幾乎成為20世紀中國新史家的共同信仰。
20世紀30年代馮友蘭寫《中國哲學史》便明白承認：“直至最近，中國無論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時代。”（見第二編第一章）但是我自始即不能接受“西方中心論”這一武斷的預設。在廣泛閱讀西方文化史、思想史之後，我越來越不能相信西方是“典型”，必須成為中國史各階段分期的絕對準則。現代中、西之異主要是兩個文明體系之異，不能簡單地化約為“中古”與“近代”之別。在中國史研究中，參照其他異質文明（如西方）的歷史經驗，這是極其健康的開放態度，可以避免掉進自我封閉的陷阱。所以我強調比較觀點的重要性。但是我十分不贊成“削足適履”式的比附，因為這將必然導致對於中國史的全面歪曲。1877年馬克思在《答米開洛夫斯基書》中堅決反對有人把他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論斷變作一種歷史通則，套用於俄國史的研究上面。這一強烈抗議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這四卷《文集》所收的史學論著，雖然寫作的時間有遲有早，大體上都是從上述的立場出發的。我誠懇地盼望得到讀者的指正。
余英時
2004年3月21日
目錄
第三卷 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
名教思想與魏晉士風的演變
明清變遷時期社會與文化的轉變
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
關於韋伯、馬克思與中國歷史研究的幾點反省—《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自序
士魂商才—《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日譯本自序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關於“新教倫理”與儒學研究—致《九州學刊》編者
工業文明之精神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