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我國知名的航天專家，曾參與“兩彈一星”的研發工作，在航天科技相關領域取得卓著成績，退休後發起並主持了海南航天發射中心項目，是中國航天夢的見證者、參與者和踐行者。
人物生平
自從1962年進入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工作以後，何質彬的一生就一直和中國航空航天事業緊緊聯繫在一起。
50多年來，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三代航天專家，何質彬曾參與了“兩彈一星”的研發工作，擔任過多種衛星型號工程的副總經濟師，發起並主持了海南航天發射中心項目，成為一名中國航天夢的見證者、參與者和踐行者。
因為在航天科技相關領域中所取得的卓著成績，2014年，何質彬當選為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
艱苦年代，玉汝於成
那是一個艱難困苦的年代，也是一個激情澎湃的年代：1964年，核子彈爆炸；1967年，氫彈爆炸；1970年，“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成功發射……
1962年，剛剛從華中科技大學畢業的何質彬，被分派到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二部工作，參與核子彈項目的研發。“生活條件非常艱苦。”當年的情景何質彬至今歷歷在目。那時，不僅吃飯經常吃不飽，工作環境也很惡劣：蘇聯援建的研究所是在廢墟里建起來的，連線工作區和宿舍區的道路沒有硬化，“西北風一刮就黃沙滾滾，每次上下班都灌了滿嘴的沙，眼睛也睜不開，鼻子裡也都是土。”
“當時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大家的精神狀態很高昂，都有一種哪怕再困難都要把項目攻下來的決心。”何質彬說，憑著這種精神，大家把所有困難都置之度外。作為“兩彈一星”研發工作的“螺絲釘”，大學生們被安排做基礎性的計算工作。通過運用當時水平較低的電子模擬計算機，年輕人整理出了大量的基礎數據，為專家們進行技術選擇、方案論證和參數審計提供了詳實的參考資料。
1957年10月，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1958年1月，美國也成功發射了人造衛星，“那時毛主席就提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中國的航天夢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1967年，何質彬被分派參與人造衛星的研發工作。
從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到國防科工委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再到航天部第五研究院五○二研究所，在此後的二十多年時間裡，何質彬的工作總是與航天事業密不可分。
參加“兩彈一星”的研發；全程參與科學探測衛星等控制系統的方案論證，技術設計等的組織計畫、指揮調度；擔任過核反應堆、飛彈系統和衛星可靠性工程組長，衛星系統主管總工程師，可靠性工程主管設計師，主管總檢驗師……從當年參與研發工作的年輕大學生，何質彬逐漸成長為國家的科研中堅力量，並獲得航天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獲“通信衛星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獲“一箭三星”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及“航天可靠性與質量保證航天部科技進步”二等獎，獲國防科工委頒發的“為航天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榮譽證書、證章等。
轉戰海南，再續夢想
1988年，海南建省。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才從四面八方，像百川歸海一樣湧向海南。
這一年，在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長期搞飛彈、衛星、飛船研究的何質彬，剛剛結束了到巴西、阿根廷等地進行航天科技相關工作回國。在內地探親時，何質彬偶遇時任海南省省長梁湘，他勸說何質彬到海南工作。“我一個搞航天的，到海南能幹啥？”後來，在伯父的勸說下，何質彬決定加入“十萬人才下海南”的大軍，到海南參與建設海南航空公司。
1989年，對於一直懷揣航天夢的何質彬來說，夢想被點燃。當年，日本科技廳宇宙研究所率六大財團組成的考察團訪問海南省，何質彬全程陪同。海南得天獨厚的航天發射條件，讓當時到瓊考察的日本專家當即提出投資400億美元，在海南建一個亞洲最大的航天港。在日本考察團離開後，何質彬就立即向國防科工委和航天部匯報請示，提出建設海南航天港的構想。但是後來由於考慮到我國的航空尚未進行國際合作，航天的國際合作似乎更遙不可及，而且海南剛剛建省，基礎設施不足，何質彬的構想未獲通過，海南的“航天夢”就此“擱淺”。
然而，命運使然，海南迎來了第二次機會。
1996年，中國運載火箭在地球靜止軌道上對商用衛星的運載能力只有5噸左右，而同期世界水平已經達到8噸—16噸，這就意味著中國必須考慮修建一個新的火箭發射場，這也讓何質彬又看到了海南航天事業發展的希望。當時在海南省科技廳工作的他馬上去北京請航天專家，對在海南建設航天港進行了概念性論證、初步可行性論證以及可行性研究論證。
“在北京，我見到了上世紀60年代初我在中科院研究所工作時的老所長、我國著名物理學家錢偉長。”對這一次極具意義的見面，何質彬仍記憶猶新，“錢老當即對我的想法表示支持，並於1997年初親率一個陣容強大的專家組赴海南考察。”
此後，何質彬主持完成了海南新世紀國際商用航天港可行性研究報告和項目建議書，正式向國家申報。1999年和2000年，他又聯合多位同仁先後在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會上提交議案，隨後國務院授命國防科工委對該項目實施論證。
10年論證終圓航天夢。2007年9月，經國務院、中央軍委批准，我國將在海南省文昌市建設新一代運載火箭發射場。
為解決建設資金問題，他不厭其煩，成百次找開發商洽談；為論證大型火箭發射，他與衛星推進器專家、地面試驗專家、發射場的專家和技術人員，反反覆覆開會、論證、收集數據，現場勘察；為考察選擇首區測控站址，多次出海考察……為推動海南建設航天港，何質彬矢志不移，不畏艱難。他的同事，把他10多年的經歷，概括成一句話：吃盡千辛萬苦，經歷千難萬險，走遍千家萬戶。
何質彬全身心的付出，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有人稱他為海南文昌衛星發射的創始人，也有人稱他為海南文昌航天之父。2014年，何質彬入選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
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在很多人的眼裡，隨著海南航天發射中心心愿的實現，何質彬已經功成名就，應該樂享天倫，頤養天年了。
但是，如今已70多歲的何質彬仍然經常到處奔波，他在為實現文昌航天城的第二戰略——國家級文昌航天科技產業園奔忙著。
早在規劃之初，何質彬就把文昌發射場定名為“海南國際商用航天港”。他要的，不僅僅是一個發射場，而是以此為龍頭核心，牽動發展航天文化旅遊、航天科技產業化的發展。為此，他曾先後率團出訪新加坡、泰國和西歐八國，進行國際科學合作項目洽談；另一方面，他又組織航天專家團隊，制定五年、十年建設計畫和二十年發展規劃。
2014年10月，文昌衛星發射中心基本竣工，這將是中國首個濱海發射基地，也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低緯度發射場之一。2015年，中國新一代大型運輸火箭“長征五號”計畫在海南文昌衛星發射中心首次發射。
隨著文昌衛星發射中心的投入使用，何質彬的航天夢，還在不斷延續。在他看來，不僅要讓自己圓航天夢，也要讓每個普通人都能圓航天夢。
他預計，不久的將來火箭從文昌發射，把月球車送上月球，建立中國的月球基地；把飛船送上太空軌道，建立中國永久的空間站；把載人登月飛船送上月球，升起五星紅旗，奏響國歌，讓嘹亮的國歌聲響徹浩瀚的太空。
文昌航天發射中心的順利落成，意示著文昌大規模建設高潮即將到來。何質彬的另外一大夢想就是為航天科技產業化，航天文化旅遊大眾化，航天農業（太空莊園）觀光化，航天食品商品化等等，打下長效而又堅實的支撐平台。他相信，建成國家級、具有世界水平的文昌航天科技產業園，繼而建成國際航天科技產業中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
古稀之年，壯心不已。以“不用揚鞭自奮蹄”的老黃牛精神，何質彬帶著航天夢想，繼續前行。
人物軼事
何質彬不但是歷史的見證者與參與者，更是一名實現中國航天夢的踐行者，正是在他的推動下海南航天城項目得以通過。如今，何質彬又在為航天科技產業化奔忙著。
人生七十古來稀。按理說到了這個年紀的老人，應該過著含飴弄孫輕鬆悠閒的生活。但是，74歲的何質彬經常是北京海南兩地跑，他在為實現文昌航天城的第二戰略———國家級文昌航天科技產業園奔忙著。自1962年進入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工作以後，何質彬就一直和中國航空航天事業緊緊聯繫在一起。5月21日在海南展覽的《毛澤東和中國兩彈一星事業》，又勾起了何老對往昔參與踐行中國航天夢那段歲月的記憶。
激情燃燒的青春
“兩彈一星”是中華民族的史詩，也是民族精神的傳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無論是國力、工業基礎、科技水平，按理說搞不起“兩彈一星”，可結果就搞成了。憑什麼？
“憑的就是我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何質彬說。
1962年，剛剛從華中科技大學畢業的何質彬，被分派到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二部工作，參與核子彈項目的研發。
“生活條件非常艱苦。”當年的情景何質彬至今歷歷在目，他笑說，“可以用‘饑寒交迫’來形容。”何質彬還記得，剛分配到北京時是10月份，天氣已經變冷。剛剛報到的前兩個月，又要買棉襖、棉被、棉褲，又要吃飯，錢不夠用，不到月底錢就花完了。大學生們都是年輕人，飯量大，而且分配的糧食中有55%是玉米面，對於何質彬這個南方人來說是一大“難關”，“研究所就甲乙丙三種菜，葷菜里肉很少，飯又難入口，每餐都感覺吃不飽。”
何質彬笑著說：“當年吃飯吃不飽，工作時還要吃沙。”當年蘇聯援建的研究所是在廢墟里建起來的，連線工作區和宿舍區的道路沒有硬化，“西北風一刮就黃沙滾滾，每次上下班都灌了滿嘴的沙，眼睛也張不開，鼻子裡也都是土。”
“當時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大家的精神狀態很高昂，都有一種哪怕再困難都要把項目攻下來的決心。”何質彬說，憑著這種精神，大家把所有困難都置之度外。“數學研究所的陳景潤就是典型。”何質彬說，當時陳景潤每天都書不離手，只要看懂的書他就撕掉，沒看懂的就留下來鑽研，每天都堅持看書到深夜，累了皮鞋都沒脫就鑽到被窩裡休息一會，醒了繼續看。“大家都向他學習。”年輕人白天搞科學研究，晚上下班還繼續留在辦公室里，整理數據，看資料學習，“每天都要到11點才回宿舍休息。”
“螺絲釘”助力兩彈一星研發
1964年，核子彈爆炸；1967年，氫彈爆炸；1970年，“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成功發射……
“我們這群新來的大學生是兩彈一星研發工作的‘螺絲釘’。”何質彬說，大學生們被安排做基礎性的計算工作。
核子彈和飛彈的研發，需要高速計算機輔助計算才能進行方案論證、技術審計、參數選擇等工作。“當時我們中科院已經研製出了609電子模擬計算機，但是水平很落後，使用的是電子管，體積很龐大，就像現在家裡的大衣櫃。”何質彬笑說，“當時他們每天都站在一排十幾個的大衣櫃前進行計算工作。”這種電子模擬計算機容量較小，運算速度不快，誤差比較大，只可以做一些基本的驗算和粗糙的仿真和模擬試驗。儘管如此，年輕人仍然運用這種低水平的計算機，整理出了大量的基礎數據，為專家們進行技術選擇、方案論證和參數審計提供了詳實的參考資料。
“中國的航天夢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何質彬記得，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短短三個月後，美國也成功發射了人造衛星，“那時毛主席就提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
1967年，何質彬被分派參與人造衛星的研發工作。“1966年發起的文化大革命，對人造衛星的研究計畫造成了很大的阻礙。”何質彬說，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是白天搞革命，晚上才去做工作，研發工作滯後了許多。
儘管如此，研發的腳步仍然向前。1970年，凝聚了許多中國科學家心血的“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終於成功發射，東方紅音樂在太空中響起，我國成為繼蘇、美、法、日之後，世界上第五個用自製火箭發射國產衛星的國家。
“‘東方紅一號’以後，國家開始研製偵察衛星，也就是現在的測地衛星。1979年，測地衛星成功發射，第三天就拍下了畫面返送回來。”何質彬自豪地說，當時除了美國、蘇聯，只有我們中國擁有這項空間技術。在國際空間技術的‘奧運會’上，我們是季軍。”
慢慢地，當年參與研發工作的一批大學生，成長為國家的科研中堅力量。何質彬，後來曾擔任衛星系統主管工程師、總檢驗師，管理系統總設計師，並榮獲航天一等功、二等功，還榮獲國防科工委授予的榮譽證書和獎章，1987年又在巴西和阿根廷參與國家間的航天科技合作項目。
從航天大國到航天強國
“我搞過核子彈的小課題，搞過飛彈的仿真模擬實驗，還搞過三種型號的衛星研發，後來主要是搞飛船。”何質彬聊起二十多年的科學研究工作，滔滔不絕。
一直潛心於科研的何質彬，為什麼會來到海南並堅持為在海南建設航天項目努力呼籲與奔走？何質彬告訴海南日報記者，完全是機緣巧合。1988年，何質彬在伯父家偶遇時任海南省長的梁湘，他勸說何質彬到海南工作。“我一個搞航天的，到海南能幹啥？”何質彬說，當時他心裡也搖擺不定。後來，在伯父的勸說下，何質彬決定加入“十萬人才下海南”的大軍，到海南建設航空公司，成為海航的第一任總裁。
但是，何質彬並未放棄他的“航天夢”。1989年，日本科技廳宇宙研究所率六大財團組成的考察團訪問海南，海南得天獨厚的條件，讓當時來瓊考察的日本專家當即提出投資400億美元，在海南建一個亞洲最大的航天港。“其實在上個世紀70年代我就聽航天界的老專家就提起過，海南島是繼西昌、酒泉之後我國最適合建火箭發射場的地方。”何質彬說，日本考察團離開後，他就立即向國防科工委和航天部匯報請示，提出建設海南航天港的構想。但是由於後來考慮到我國的航空尚未進行國際合作，航天的國際合作似乎更遙不可及，而且海南剛剛建省，基礎設施不足，何質彬的構想未獲通過。
在海南建設航天港的夢想雖受挫，但何質彬一直在等待機會。1996年，中國運載火箭在地球靜止軌道上對商用衛星的運載能力只有5噸左右，而同期世界水平已經達到8噸-16噸，這就意味著中國必須考慮修建一個新的火箭發射場。這讓他又看到了海南航天事業發展的希望。當時在海南省科技廳工作的何質彬馬上去北京請航天專家，對在海南建設航天港進行了概念性論證、初步可行性論證以及可行性研究論證。
之後，他主持完成了海南新世紀國際商用航天港可行性研究報告和項目建議書，正式向國家申報。1999年和2000年，他又聯合多位同仁先後在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會上提交議案，隨後國務院授命國防科工委對該項目實施論證。2005年，該論證終於獲得了通過。2007年9月，經國務院、中央軍委批准，我國將在海南省文昌市建設新一代運載火箭發射場。
如今，文昌航天城的建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中。
讓普通人也能共享航天夢，成為何質彬最新的夢想。何質彬目前正為航天科技產業化奔忙著，他有一個星球樂園項目以及航天產業園項目的計畫。體驗火箭發射時的感覺，在太空中遠望地球，遨遊太空拜訪8大行星……這些都是“星球樂園”將要帶給人們的樂趣，它是一個集科普性、藝術性、專業性、趣味性、觀賞性、娛樂性於一體的航天成果場館。而航天科技產業園是研發、交流、貿易的企業實體，為延伸和擴展航天產業鏈，使抽象的航天科技進入百姓家庭，規劃研發的項目有飛人技術、全天候太陽能技術、衛星探測、預報地震、海嘯、洪澇災害的終端技術等。
什麼時候我們普通人才能真正體會到航天樂趣？何老笑呵呵地說：“不久，大概15到20年後，你就可以成為‘飛人’，背著特製的飛人背包飛行上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