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何其忱原名何培茂，1920年5月出生於四川省廣安縣，現居天津，據稱是中國目前仍在世的4名飛虎隊隊員之一（其他3名在台灣）。18歲時，他由堂叔何魯（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提攜，入讀載英中學。該校位於重慶唐家沱鐵山坪，于右任任董事長、何魯任校長。1940年秋，他考入重慶大學水利系。
1942年春，國民政府空軍在重大招考留美空軍軍官學員，要求凡體檢合格、英語考試通過的學生都必須入伍。何其忱兩項達標，但家有老父，去留頗感猶豫。在何魯的激勵和支持下，他懷著愛國熱忱，毅然應徵入伍。
1942年5月後，他先後在昆明雲南驛航校空軍軍官第十五期飛行班、四川宜賓空軍航校受訓，各門功課成績名列前茅。年底，他被選派到美國接受作戰機飛行專科訓練。
戰爭時期去美國的旅程非常艱辛。何其忱和戰友先繞道印度，再乘船到英國倫敦，等待一個多禮拜，再乘船，最終到達美國紐約港，歷時一個多月。上岸後，他們乘軍用列車抵達美國西部的亞利桑那州，就讀於道格拉斯空軍軍官高級飛行技術學院。1943年12月，他以優異成績畢業，與其他8名戰友被選派到美國納洪塔空軍戰略轟炸機機長班，學習駕駛B25戰略轟炸機以及該機型超低空轟炸戰術。
1944年初，何其忱學成回國，編入中國空軍中美混合飛行聯隊（飛虎隊）第一大隊1中隊，任B25型轟炸機機長。第一大隊駐重慶及陝西漢中機場，為轟炸機編隊，共10架B25型轟炸機。當時，日寇有幾百架轟炸機和戰鬥機在中國各地侵襲，並占據許多重要機場。第一大隊主要任務就是轟炸長江以北的日寇機場、摧毀日寇飛機。按任務區分，何其忱先後轟炸北京南苑、西郊以及保定、山海關、瀋陽、太原、鄭州、漢口等機場。
轟炸機最關鍵的問題是命中率，飛得太高，不易擊中目標，太低，在地面防空炮的射程之內，極不安全。這就需要機組人員，特別是機長膽大心細，準確判斷。一次，作戰指揮部獲悉日寇在天津機場停有40多架戰鬥機，立即命令何其忱機組從漢中機場起飛。到達天津機場上空，他們發現敵機相互間距約100米，每架敵機三面用土牆圍住，上面蓋有鋼板偽裝，如果高空投彈，敵機毀損率會很不理想。他們冒著極度危險，果斷採取低空轟炸戰術，一次性炸毀敵機20多架。據情報分析，由於我方對華北機場進行頻繁而全面攻擊，迫使日寇將大部分飛機調往華南或東南亞。還有一次，從太原獲悉，臨汾某山區設有日寇毒瓦斯武器製造基地。指揮部根據情報在地圖上找出方位，制定了轟炸方案。何其忱機組接受任務，對目的地進行了定點排查式（地毯式）轟炸，一舉將基地全部摧毀。另一次，有幾十名日寇官佐在信陽某地集中活動。得知情報後，他們緊急起飛，找到目標後出其不意地進行低空襲擊，致其傷亡慘重。
機組還曾經轟炸過日寇占領的北京西郊鋼鐵廠，及瀋陽、太原、洛陽、鄭州等地的武器製造廠。他們還採取低空投彈方式，轟炸黃河大鐵橋，北京、漢口、山西、洛陽、信陽等地的鐵路及橋樑，在短期內切斷了日寇軍用火車運送軍備物資和部隊人員的通道，迫使日寇轉向公路運輸。他們又跟蹤在河北易縣、河南許昌、信陽等地猛烈轟炸向南運行的日寇汽車和坦克部隊。
1945年3月一天，據可靠情報，日寇調動30多輛軍車和坦克從河南開往湖北襄樊，指揮部派何其忱機組前去搜尋轟炸。下午，他們從漢中機場起飛，沿公路往南飛行搜尋，直到傍晚也未找到目標。正當有些氣餒時，他們突然興奮地發現公路上有許多緩慢移動的黑點，知道目標已出現，便毫不遲疑地俯衝投彈，低空飛行掃射，炸毀20多輛軍車及坦克。被炸得暈頭轉向的敵軍醒過神來，立即用機槍、坦克的高射炮還擊。交火中，飛機自動接收定向方位的無線電設備被擊毀，由於無法聯繫，返回漢中已不可能。何其忱熟悉成都機場地面定向設備，便掉轉機頭飛向成都機場。因搜尋目標花費時間過長，飛機接近成都上空時，油料耗盡。何其忱下令機組人員跳傘，7個人全部安全著陸在岷江江邊。當地老百姓前來救援，得知他們是飛虎隊員，把他們當作抗日英雄，抬上擔架送往後方醫院。此役除何其忱頭部被敵炮擊碎的機窗玻璃劃破外，其他6人安然無恙。
傷愈後，他被派到中美混合航空聯隊飛行指揮部，充任美國飛行指揮員的翻譯和參謀。在此期間，他翻譯了美國空軍軍官飛行學校的相關教材，約20多萬字，供中國飛行員使用。
整個抗戰期間，何其忱參與36次作戰方案研究，討論制定空戰技術和戰鬥攻擊方式等細節，作為機長、正駕駛，親自架機參加空戰20多次，空中戰鬥飛行時間達160多小時。他獲得中美混合飛行聯隊（飛虎隊）頒發的獎證，被授予二等英雄榮譽稱號。
1945年8月，在美英中蘇的敦促下，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21日，何其忱駕駛C-47運輸機從重慶起飛，運送國民政府軍政代表，赴湖南芷江機場接受日寇投降。9月8日，他駕駛“美齡”號專機，搭乘中國戰區接受侵華日軍投降的總代表何應欽等8名軍政人員，在9架戰鬥機的護航下飛抵南京。9月9日，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舉行。他參加了儀式後的歡慶宴會。
此後，何其忱駕機運送國民政府外交部、國防部有關官員，到台灣、海南島、東北開展接收工作，運送政府官員到邊界，確認當地民眾國籍及國家疆界。
1946年4月，何其忱駕機由南京飛昆明，被查出走私美國香菸一千多條。作為機長、事前一無所知的他被判刑九年半，在關押9個多月後，被空軍空運隊大隊長保釋出來（因走私香菸之事與他有關），但被開除軍籍。
1947年6月，何其忱加入中央航空公司，任副駕駛，一年後轉為正駕駛。1949年4月，中央航空公司遷至香港。他積極參加了由共產黨組織的“兩航”起義人員的動員工作。11月，按組織安排，他與其他飛行人員離開香港赴廣州，北上到天津。
回大陸後，他將姓名更改為“何其忱”，意為“如此熱忱”，代表回歸祖國後的興奮與熱情。1950年5月1日，他作為飛行領隊機長，編隊帶領三架運輸機和空軍數架戰鬥機，飛過天安門廣場上空，接受毛主席和黨中央檢閱。8月1日，作為首航機長，執行天津經北京、漢口到重慶，再從重慶返回北京的飛行任務；1951年9月後2年時間，調空軍十三師民航直屬中隊，支援解放軍進軍西藏，執行在空中禁區空投物資任務；他還先後為彭德懷、賀龍及鄧小平家人駕駛專機，參加新機型試航、西藏拉薩機場位置的選定等工作。
1988年，何其忱從中國民航局光榮退休。
人物逝世
2018年9月28日清晨5時30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飛虎隊”隊員何其忱因病在天津家中逝世，享年99歲。
人物故事
何其忱與他“飛虎隊”的戰友們何其忱在抗戰時期加入大名鼎鼎的“飛虎隊”，是B-25型轟炸機機長，先後參加20多次空戰，空中戰鬥飛行時間達160小時，但奇蹟般的從未在空戰中受傷。
他見證日本侵略軍南京投降儀式和中國政府接收台灣、海南島、釣魚島，參加“兩航起義”，1950年“五一”勞動節駕機飛過天安門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檢閱，1950年8月1日新中國民航“八一開航”，獨自為抗美援朝捐了一架蘇制米格飛機,並曾為鄧小平、彭德懷等國家領導人和外國政要、國際友人執行專機、包機飛行任務。
他是投筆從戎的熱血青年
何其忱，原名何培茂，1920年5月10日生於四川省廣安縣，家境貧寒。在家鄉，他親眼目睹打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全家五口被日本人的飛機炸死。當他親手把屍體埋掉後，心裡也埋下了對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仇恨。
1940年秋天，20歲的何其忱考入重慶大學水利系讀電機專業。當時的重慶，是日軍飛機恨不得夷為平地的中國抗戰“首都”。幾乎每天都有大批同胞死於敵寇狂轟濫炸之下。
1942年，國民黨空軍在各大學招考飛行員，何其忱體檢、考試合格,加入空軍軍官學校第15期飛行班學習飛行駕駛。
1942年10月，父親以空軍副中尉軍銜被選送到美國學習。學校飛行訓練分成初、中、高三級,分別要完成60、80、100小時的飛行目標。訓練非常嚴格，很多人被半路淘汰。
“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道格拉斯空軍高級飛行技術學院學習，然後又到納洪塔空軍戰略轟炸機長班專門訓練飛轟炸機，我是專門飛B-25轟炸機，訓練如何做戰鬥飛行,超低空轟炸。B-25它很靈活，能夠在低空進行掃射和轟炸,不是在高空轟炸完就走了,我就專門學這個。”何其忱說。
1943年年底,從美國畢業回國後,父親被分派到中美混合航空聯隊(即“飛虎隊”)第一大隊101中隊任B-25型轟炸機機長,負責攻擊長江以北的日軍飛機和軍事設施。
“飛虎隊”全稱為“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創始人是美國飛行教官陳納德。1941年7月，陳納德在羅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以私人機構名義，重金招募美軍飛行員和機械師,以平民身份到中國參與抗日(當時美國尚未對日宣戰)。到抗日戰爭結束，“飛虎隊”共擊落日敵機2600架，擊沉或重創223萬噸敵商船、44艘軍艦、13000艘100噸以下的內河船隻，擊斃日軍官兵66700名。
當時中美混合航空聯隊的總指揮部共有八名成員，是由國民黨空軍司令王叔銘和陳納德分別任命的四名國民黨空軍少校和四位美國軍官，飛行員由國民黨空軍飛行員和美國志願者組成。由於何其忱的駕駛飛行技術較好，專業英文水平較高，所以曾在指揮部中參與36次作戰計畫的研究、討論,幫助制定戰略技術方案和戰鬥攻擊等細節。
他是抗戰烽火中的B-25轟炸機機長
中日戰爭以陸軍為主,日本空軍擔負的任務是奪取制空權、戰略封鎖及戰場支援。當時“飛虎隊”的主要作戰戰場在華北和華南。所屬三個大隊,第一大隊駐紮在重慶和陝西漢中,負責轟炸長江以北的日本侵略軍。第二大隊駐紮在湖南芷江,負責轟炸長江以南的日軍。第三大隊主要是在東南亞機動作戰。
B-25型轟炸機是美國製造的雙發動機型的戰略轟炸機。抗戰期間，何其忱作為B-25型轟炸機的機長、正駕駛,先後參加了20多次空戰,空中戰鬥飛行時間達160多個小時，但奇蹟般的從未在空戰中受傷。
“我都轟炸過哪些地方?漢口、山海關、瀋陽、北京、保定、太原、鄭州、洛陽，所有這些機場，只要哪裡有飛機，我們就去轟炸。我轟炸過天津。當時有情報說,天津機場有40架日本人的轟炸機和驅逐機,每一架飛機相距有100公尺，而且上面有塊鐵板罩住，四周上面都是搭的土牆，這樣把飛機偽裝起來。得到這個情報以後,就叫我轟炸，我一架飛機炸了20多架日本人在天津的飛機。這是最重要、最過癮的一次任務。”何其忱說。
何其忱親最後一次駕駛B-25轟炸機執行轟炸任務是在1945年4月初的一天。
“最後一次是在哪裡呢?當時得到了情報，說日本人現在有30多輛坦克和汽車從河南向南開到湖北襄樊。我就從漢中下午一點多鐘起飛去搜尋,搜尋了很久沒看到。到了晚上7點多鐘,天都黑了，發現公路上有黑點，所以我就去轟炸他們。我那個飛機B-25可以載兩噸，就是20顆100公斤的炸彈，10挺機關槍，每個機關槍都有10萬發子彈。當時都轟炸快完了，我就把飛機拉起來要走了。我在低空轟炸時，日本人沒辦法射擊我，因為我很低，等我拉起來的時候，它就打我了。”何其忱說，“日本軍隊一打,把我的機艙裡面的儀表飛行無線電儀表器打掉了，那這個時候我晚上要回漢中，那你怎么回去?沒辦法飛回去了。所以我就想飛回成都，因為成都這片地形我很熟悉。可是已經飛了8小時了，快沒油了，所以我就命令機組人員7個人統統跳傘。最後我也跳下來，跳的時候，因為那個玻璃艙打壞了，就把我頭刮傷了。我一掉下來，掉到了岷江，當地的老百姓，農民把我救起來，而且把我送到醫院裡。其他6個人也都安全著陸了。以後傷就好了，好了以後我就回到轟炸隊了。”
這次頭被破的機艙玻璃刮傷，是身經20多次空戰的何其忱唯一一次負傷，而且還是輕傷。因為英勇作戰,他曾獲“飛虎隊”頒發的獎證，被授予二等英雄的榮譽稱號。
他親曆日本投降儀式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在日本國土上先後投下兩枚核子彈。8月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華民族經過艱苦卓絕、不屈不擾的抗戰,終於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日本宣布投降的訊息傳來,祖國上下沉浸在一片淚水與歡歌之中。父親親歷了這個激動人心的歷史時刻。
“在日本人宣布投降之前,日本人要求國民黨政府派人到芷江和他們談判。我們飛虎隊就派了9架飛機,押送日本談判代表的飛機去芷江,我們在上面排列成V字型立體戰鬥列隊,日本人的飛機在下面,機翼上掛著表示投降的白旗,我們從南京一直押送這架飛機到芷江。後來,我又從重慶送我們的談判人員到芷江,和日本人在芷江談好了,第二天,8月16日,在南京舉行正式的投降儀式。那么我又送何應欽(當時任國民黨軍政部、國防部部長),從重慶的九龍坡機場飛到南京大教場機場,接受日本人正式投降簽字。很高興的是,我空戰那么久沒打死,今天看到日本投降,晚上又被邀請參加日本投降交接儀式後的歡慶宴會。這是我終生難忘的。”
1945年9月和10月,父親駕駛C-47運輸機載送國民黨國防部和外交部的有關官員,為接收日本侵略軍歸還台灣領土做前期工作。國民黨官員將原來的台灣市政官員撤換並踏勘區域管轄界線,了解當地的人員、物產及設施等。台北、台南、高雄、基隆、釣魚島和澎湖列島,父親和國民黨官員一行沿途走遍了台灣的城鎮和島嶼。
他參加“兩航起義”愛國行動
抗戰勝利後，何其忱離開國民黨空軍,於1947年加入中央航空公司，2000美元一個月的高薪使他成為當時的“金領”階層。1949年11月,父親參加震動中外的“兩航起義”愛國行動。
“兩航”是原中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央航空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的簡稱。當時，這兩個航空公司共擁有C-46、C-47、DC-3、DC-4和CV-240型飛機近百架,空地勤人員6780人。1949年11月9日,中國航空公司總經理劉敬宜、中央航空公司總經理陳卓林代表兩公司在香港的員工宣布起義,脫離國民黨政權，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領導。兩公司總經理等人乘潘國定機長駕駛的CV—240型飛機由香港直飛北京,其餘11架飛機(3架C—16和8架C—47型飛機)由陳達禮機長帶隊從香港直飛天津。
“國民黨從南京撤退到台灣,我們兩航人員已經撤退到香港去了。本來國民黨要求所有的飛機要飛到台灣去，但是我們覺得我們不能去，我們飛機首先不能讓它去。國民黨到台灣以後呢,我們就想,我們到底怎么做,是到台灣去還是不到台灣去?我們當時覺得,我們堅決不去,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所有的老百姓在中國,我們要振興中華。所以我們覺得我們一定不做外國人的奴隸，我們要振興中華的民航，我們一定要使中華的民航將來成為現代化的工業。所以我們決定了以後，就堅決不去台灣，而我們把飛機統統存放在香港，當時有2000多人，統統回來了。”
何其忱是“兩航起義”人員中飛行資格最老的飛行員，在飛行員中有很高的威信,發揮了很重要的宣傳、說服作用。當時，他還拿出自己多年的積蓄整整20根金條幫助經濟上有困難的飛行員，並致信因拒絕打內戰、遠走印尼的“飛虎隊”隊員、印尼華僑彭嘉衡，請他為新中國航空事業效力，彭嘉衡欣然回國。
“兩航起義”切斷了國民黨政權的西南空中運輸線，為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創造了條件，加速了解放全國大陸的進程。兩航起義北飛的12架飛機和後來由兩航機務人員修復的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16架(C-46型14架、C-47型2架)飛機構成了新中國民航初期的機群主體。內運的器材設備，成為新中國民航初期維修飛機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來源,並組建了太原飛機修理廠、天津電訊修理廠，成為發展我國航空工業和電訊研製工業的技術物質基礎。
1951年3月，何其忱奉命執行進藏運輸任務。當時,解放軍大部隊進駐西藏。道路艱險,後勤保障物資全靠飛機空投。何其忱駕駛C-46運輸機緊緊跟隨大部隊，在沿線定點空投各種生活物資。兩年多時間裡，何其忱在成都至拉薩的航線上往來自如,出色完成了全部運輸任務。
兩年後，何其忱調到天津機場民航訓練隊擔任教員。抱著“振興中國民航”的夙願,克服缺乏教學設施等困難,他出色完成教學任務,把全部的飛行技術和知識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員,並撰寫各種教材供學員使用。在教學的同時,何其忱還先後為鄧小平、彭德懷、劉伯承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和外國政要、國際友人執行專機飛行任務。
含冤坐牢巧避戰
1946年5月，已經擔任運輸機機長的何其忱從南京飛昆明，機場卸貨工人在貨機艙底發現了1500條香菸。對此，何其忱毫不知情，事實是有人利用飛機走私香菸。做了冤大頭的他因此被判入獄9年，但實際上只坐了9個月的牢。恰恰是這次坐牢，何其忱避免了捲入內戰。到了1947年的時候他被中央航空公司聘用，當了民用飛機的飛行員。2000美元一個月的高薪在當時算得上“金領”階層了。即使在今天，何其忱都會感嘆，命運在關鍵的時候以恰當的方式幫助了他擺脫政治上的兩難選擇。
“吝嗇”父親捐飛機
新中國成立後，身在香港的何其忱再也無法安心享受高薪、暇逸的生活。“國民黨的民航是外國人做機長，中國人受歧視，我們一定要辦中國人自己的民航。”同時，何其忱的父親也在農村，思鄉之情、報國之心讓他義無反顧地參加了1949年11月的兩航起義（中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央航空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為了讓新中國能有更多的航空人才，何其忱鼓動朋友們和他一起參加兩航起義。為了解決很多人的後顧之憂，他自己拿出了積累了幾年的積蓄——整整20根金條——分給有困難的人。“有人告訴我只要我幫他的女朋友買房子就回大陸去。我給了他好幾千塊錢，結果最後那個人沒有回大陸，錢也沒有還。不過沒有關係，人各有志吧，和我一起回來的有好多人吶。”
解放西藏時，由於補給困難，大部隊物資匱乏，連馬匹都快吃光了。政府及時派出3架飛機，直飛西藏空投給養。何其忱和其他同志不僅圓滿完成任務，還順帶開闢了西藏航線。
解放後，何其忱做了很多別人料想不到的事情。
何其忱抗美援朝的時候，何老一個人就捐了一架飛機。記者問他當時怎么捨得那么“大方”？何老很老實地說：“也有人說我傻啦，我不這樣認為，我從來不計較金錢，誰有困難我可以幫助我就會幫助他，更何況是國家，沒有國家就沒有小家。”
新中國初期，國家鼓勵人民購買公債。何其忱捨棄銀行高利息，把幾萬塊錢的家產拿出來買債券。何其忱對待自己的孩子非常嚴厲，從來不給零花錢，要求他們自立。二女兒結婚的時候，何其忱什麼也沒有給，還是當母親的悄悄塞給女兒200塊錢。就是這么一個“吝嗇”的父親，卻每人每月50元長期資助5個因貧困讀不起書的孩子，其中有一個是在戰鬥中犧牲的戰友的孩子。“抗美援朝時老頭子捐了飛機給志願軍，除了重慶的一個負責人在大會上說了一句‘何其忱捐飛機值得表揚啊！’其他就什麼都沒有了，很多街坊鄰居背地裡說他是‘衰公’，連帶著我都被說成是‘衰婆’。”（何夫人是廣東人，“衰”在廣東話里有“傻”的意思）
孩子和母親很苦……
何其忱和他的家庭在文革中也遭受過很大的打擊。“國民黨特務”、“駕機外逃”等罪名把何其忱牽扯進了牛棚。身在兇險境地，何其忱卻心胸坦然，“我沒有對不起人民，真的要殺我我也沒有辦法，但是，總有一天他們會知道他們在犯罪！”彼時，何家的銀行存款被凍結了，何夫人獨自拉扯著5個孩子，家裡實在揭不開鍋了，無奈之下，何夫人將何其忱從南非帶回來的鑽戒以20塊錢賤賣了。即便這樣，家裡依然吃完上頓愁下頓。何夫人一開始想去當地一家冰棍廠做臨時工，每天賺一塊錢來養家。可是當別人知道她的成份時又辭退了她，說是怕“反革命”向無產階級的冰棍里“投毒”。
1973年開始，何其忱到天津機場任教導隊飛行教員，後來一直在民航學院裡任教。不過，他經常被人“借”出去。“誰家航空單位要買飛機準要拉他去當參謀，他的專業英語好啊，和外國人溝通一點沒有問題。”何夫人半是嗔怪半是無奈地評價，“何其忱是頭老黃牛，一輩子被人用，什麼享受也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