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
郭安娜出身日本望族，是仙台市宮城縣黑川郡大衡村大衡字中山三十四番地士族佐藤右衛門的長女，她的祖父是北海道大學的創始人、首屆校長。父親佐藤右衛門在參加中日、中俄兩次戰爭後，心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後轉而信仰基督教，當了傳道士。
郭安娜與郭沫若
郭安娜與郭沫若和兒女們在一起郭沫若與郭安娜和兒女們在一起安娜的家族，是仙台地區的有歷史的大家族，比較奇特的背景，一個武士家庭。明治維新以後，其父親在西方思想影響之下，當了牧師。安娜很小就受到這個影響，她也受過洗禮，算是基督教徒吧。
安娜21歲那年，母親沒跟女兒商量便給她訂了親，安娜知道後毫不猶豫地離家出走，來到東京聖路加病院，做了一名護士。令安娜始料未及的是，在這所教會醫院裡，她開始了自己浪漫卻又苦澀的異國情緣。
安娜寄來的長信讓郭沫若的內心激動不已，在反覆看了這封英文長信後，郭沫若立即提筆回信，並且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
郭沫若，還是跟日本人不一樣，日本人是不會這樣表達自己的感情，特別是那個時候，日本青年不會是這樣的性格的：一見鍾情，去給她寫情書，這種事情好像是在日本來說不可能的。但郭沫若的性格特別與眾不同吧，是特別浪漫的性格。
郭沫若在給安娜的第一封信中寫道：“我在醫院大門口看見您的時候，我立刻產生了就好像是看到了聖母瑪利亞那樣的心情，您的臉放出聖光，您的眼睛會說話，您的口好像櫻桃一樣，我愛上了您！”
郭沫若這個人有這么一個特點，他是一個五四式的青年，五四那種狂飆突進的精神，那種追求個性解放的精神，那種大膽追求自由幸福的精神，在郭沫若的身上表達是很突出的。
帶著浪漫主義詩人的氣質，郭沫若給安娜回信里大膽的愛情表白，讓安娜覺得十分不可思議。
安娜覺得這個青年挺特別的，但開始就是說半真半假吧，跟他開始書信來往，他的愛情生活，愛情呢，就開始滋長吧。
岡山與東京相隔千里，但在短短的4個月時間裡，安娜和郭沫若連續通信40多次，最密集的時候，一個星期就有5次通信。這些寫成情書形式的書信，成了郭沫若大膽追求安娜的最好方式，但兩人始終以兄妹相稱。
男人跟女人不同，男人對女性的一見鍾情呢，一下子就燒起來了，而安娜呢，畢竟是那種封建家庭出來的女人，通過幾個月的書信來往，才逐漸的升級，逐漸超越了兄妹，郭沫若主動進攻，對女性的那個渴求，安娜就是隨他的意願吧。
安娜在1916年9月17日的一封回信中寫到：“我所思慕的哥哥：每天每天我都在思念你，我不知道你的現狀是怎么樣……”
9天后，安娜在另一封回信中又寫到：“哥哥：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愛別人，我這個肉體，我這個靈魂，除你而外是不許為任何人所有。”
萬里尋夫
1916年8月，在日本東京聖路加病院，郭沫若認識了年僅22歲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當時，郭沫若在岡山高等學校攻讀醫科，她是護士。他們相識後便書來信往，佐藤富子被才華橫溢的郭沫若寫的愛情詩所陶醉。不久，她毅然辭去聖路加醫院的工作，隨郭沫若到岡山同居，郭沫若還為她取了中國名字郭安娜。 首先，她與郭沫若的結合，沒有得到家庭的認可，佐藤家是基督教徒之家，斷然不允許她與一個華人青年同居的。她的家庭對她和郭的結合終身沒有諒解。其次，郭沫若作為學生，經濟條件是有限的。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國大學，富子為使丈夫學業有成，獨自承擔全部家務，洗衣做飯，忙裡忙外，他們幾經搬家並且要支付昂貴的房租。為了生計，郭沫若拚命寫作譯書，沒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沒有硯台用磨平的磚頭代替…… 這樣清貧的日子，沒有父母的親情關照，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富子含辛茹苦地堅持著，為郭沫若哺育了四兒一女。
1937年，政治風雲變幻，使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他決定回國參加抗日戰爭，而富子是日本人，他不辭而別離開日本回國了，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順利到達上海。日本當局得知訊息後惱羞成怒，立即對郭沫若住所進行徹底搜查，拿走了大量的書信及書稿。不久，又逮捕了安娜，對她嚴刑拷打，監禁一段時間後才釋放出來。郭沫若在當年的8月和11月還接到過安娜的兩封信，此後，雙方的音信就完全中斷了。
漫漫的11年過去了。在新中國誕生的前一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安娜知道了郭沫若的訊息便立即攜兒帶女西渡大海專程來中國，開始萬里尋夫。 當安娜知道於立群已為她的丈夫生育了兒女時，對對方迴避的態度很難過，她心酸地說：“我走……”
建國以後，在周恩來總理的關照下，郭安娜加入中國籍，帶領兒女們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1983年被推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此後歷任。 1995年在上海逝世，享年101歲。
賢淑大度忠貞不渝的郭安娜
郭安娜的原名是佐藤富子，原籍日本。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時與她相識，並產生了愛慕之情。後與郭沫若自由結合，為了表示她對異國男子的鐘情，便把自己的佐藤富子的名字改為郭安娜。
郭安娜生於1894年，走過了101年的人生旅程。對於一位一生經歷坎坷的女性來說，能夠這樣長壽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本來佐藤富子出生在一家名門望族，畢業於日本仙台女校。從小的家庭教養，培養了她特有的溫柔、賢淑、酷愛自由和富於同情心的性格。在與郭沫若相識後，佐藤富子的熾熱愛情給了郭沫若在異國的孤獨以極大的慰藉，她的真誠和熱忱激發了郭沫若的創作欲望，寫出了很多篇膾炙人口的著作。不久她未經家裡的同意就與郭沫若自由結合，為此她失去了富足家庭的經濟支持，只靠郭沫若每月的48元官費補助度日，由此開始了克勤克儉的平民生活。在這種生活的歷練中，她從無怨言，特別是他們的大兒子郭和生出世以後，生活更為艱難。儘管如此，為支持丈夫讀書，她對這種開支從不吝嗇，而自己有時以紅薯充飢，卻仍然很賢惠地對待郭沫若和他的兒子。
安娜能吃苦，能耐勞，憂愁與煩惱從來就與她無緣。郭沫若獲得了九州大學的學士學位後，便帶著安娜和他們的三個孩子回到中國。由於郭沫若棄醫從文，經濟收入不確定，生活依然很拮据。安娜跟隨郭沫若輾轉、奔波於上海、廣州、漢口等地，仍然維持生計很艱難，但安娜從無怨言，總是任勞任怨地服侍丈夫，照料孩子。後來郭沫若因參加八一南昌起義並發表《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而遭到國民黨政府的通緝，他們又舉家逃亡日本。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郭沫若回國參戰。安娜帶著五個孩子在日本艱苦度日，依靠她打零工維持生活。她乾過煮糨糊、醃鹹菜等雜活，也乾過苦力活，但她都能默默承受，因為她心中有顆明亮的燈，那就是對郭沫若和他的兒子的執著的愛。安娜的賢淑和任勞任怨的品格，使得她即使在極端困苦面前，也從不示弱，也從不被困難所嚇倒。正是這種性格磨鍊了她的身軀，增強了抗禦艱難困苦的能力，從而也使她能夠得以長壽。
安娜的稟性是大度的，能夠容忍他人和同情他人。抗戰勝利後，安娜帶著五個孩子來到香港，可是此時郭沫若已經與於立群結了婚，並有了幾個孩子。安娜在痛苦萬分中離開郭沫若回到日本。她原諒了郭沫若，認為這不是郭沫若的錯，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罪過。她在日本繼續含辛茹苦地撫養五個孩子，無怨無悔。
直到建國後，安娜帶著郭沫若的五個孩子回到中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加入中國國籍籍，並定居於大連。人們敬仰文化名人郭沫若，更尊重他日本血統的妻子，1983年她被推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1977年（郭沫若去世前一年），安娜寫信給他，說兩人都已屆耄耋之年，希望無論如何見一次面。經過安排，兩位在年輕時曾如此熾烈地熱戀過，而後又長期分隔的老人見面了。幸有這一次見面，否則他將抱恨終生，安娜自然更加要稀噓嘆息，難以自己了。安娜夫人這些年來在中國，除住大連外，有時也住上海，因兩地都有她的子女，她除了原先熟識的成仿吾等郭老的知友外，平時極少與他人來往，也不參加社會活動。1983年她首次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政協開會期間，正值她九旬壽誕，統戰部和全國政協曾為她祝壽。但她仍然謝絕任何記者的訪問。
安娜每年多半要到日本探親一次，不過每次日日本總只在短短几天，她向親人表示，她畢竟已是風燭殘年，萬一在日本病了怎么辦？她表示要死在中國，埋骨在中國，“因為我是中國人”，安娜如是說。
在郭夫人1994年8月病危之前，她把自己僅有的500萬日元捐給了中國政府。
郭安娜與郭沫若的子女
長子：郭和夫是中國科學院的著名化學物理學家。
次子：郭博是建築家和攝影家，上海市政府參事室參事、上海宋慶齡基金會理事、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及上海建築設計研究院總工程師。
三子：郭復生（亦叫佛生）是中國科學院動物所工程師。
女兒：郭淑瑀。郭淑瑀後來與林愛信結婚，生一女林叢。林叢後留學日本，歸化為日本籍，改名藤田梨那，現任日本國士館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教授，參與創立日本郭沫若研究會。
四子：郭志鴻是中央音樂學院客座教授，鋼琴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