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禮治軍
讀音以禮治軍 [yǐ lǐ zhì jūn]
詞典釋義discipline the army according to propriety
曾國藩以禮治軍芻議摘要曾國藩是晚清統治集團的重心人物,畢生致力於以禮為中心的學術與治術的貫通,是晚清理學經世學派的代表。曾國藩創建了湘軍,將孔、孟的仁、禮思想以“內仁外禮”的形式作為以禮治軍的核心內容;作為封建統治的忠實衛道士,為維護封建名教,將“以禮自治,以禮治人”的信條作為治理湘軍的原則,形成了他獨特的治軍思想。為挽救了大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做出巨大貢獻,在近代中國軍事史上具有不容忽視的地位和影響。
曾國藩畢生致力於以禮為中心的學術與治術的貫通,他由學術上的以禮為歸,走向實踐上的以禮經世,所以他在組建、統領湘軍的過程中,一直貫穿著以禮治軍的原則,並因此獲得了政治、軍事上的成功。
1 曾國藩以禮治軍的核心內容
曾國藩繼承了傳統的儒家思想,特別是程朱理學的說教。他是晚清理學經世學派的代表。在他看來“軍旅食貨雜凌,皆禮家應討論之事”。所以他打破儒生不問兵事的習氣,投身鎮壓太平天國的血腥事業中去。曾國藩不曾掌握也不可能掌握大清王朝的兵權,清朝正規軍由綠營和八旗兩部分組成,他們都有兵藉,父死子繼,世代相沿,長期無戰事,養成驕惰習氣,戰鬥力極差。又因為兵歸國有,將與將不習,兵與兵不和,勝則相妒,敗不相救。對此,曾國藩看得很清楚,他要建立一支完全不同於綠營、八旗的強悍勁旅,變世兵制為募兵制,要求以將必親選,兵必自找,層層節制的原則組建軍隊,開創了中國“兵為將有”的先例。他按照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的治軍原則編練新軍。戚繼光說過,練兵必須從軍禮入手,“軍中名分,須從軍禮為始”。 戚繼光所說的“軍禮”,在曾國藩看來就是辨等明威,即從大處說,是整個封建綱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統治秩序,從小處而言,是湘軍中大帥轄統領,統領管分統,分統制營官,營官統哨官,哨官領兵卒……層層管轄,辨等而後明威。
曾國藩對在湘軍中建立這種如冠履不可倒置的秩序充滿了信心,他在日記中寫道:“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守是二者,雖蠻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因此,他明確指出,“帶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將孔、孟的仁、禮思想貫穿於官兵的頭腦中,以“內仁外禮”的形式表現出來。曾國藩視此為以禮治軍的核心內容,他親自訓導弁兵,“每次與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雲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苦口滴杜鵑之血”。他把封建倫理觀念和尊卑等級融合在一起,將軍法軍規與家法家規結合起來,用父子、兄弟、師生的關係彌補軍中上下尊卑等級的不足來減少軍中官兵之間的摩擦和牴觸情緒。他認為軍訓之義有二:一曰訓營規,二曰訓家規。營規是指點名、演操、巡更、放哨等;家規是指禁嫖賭、戒游惰,慎語言,敬尊長。對將帥,曾國藩也進行嚴格的訓導,要求他們做“內仁外禮”的模範,從而成為忠良之將,無以負君父、國家之望。
曾國藩禮治湘軍的效果是十分明顯的。1858年,李續賓、曾國華(曾國藩的三弟)率七千湘軍,在安徽三河鎮與太平軍陳玉成、李世賢部惡戰有三天三夜,全軍戰至一兵一卒,無一投降,無一生還。訊息傳來,湘軍各營各哨自動搭設靈堂,集體祭奠亡靈,是以證明禮治的人際關係格局對軍隊向心力、凝聚力的巨大作用。1863年—1864年,曾國荃的雨花台駐軍耗時一年多向天京城暗挖八條地道,盤旋幾十公里的挖洞工程,規模浩大,卻居然將訊息封鎖得定得密不透風,太平軍全然不知堅城之下遍是工程,這也說明了曾國藩以禮治軍對於湘軍內部人際關係的定位所起的重要作用。
2 曾國藩以禮治軍的思想根源
在曾國藩看來,禮是封建社會的政治準則和道德規範,是封建統治秩序的集中概括。曾國藩說:“吾少讀《論語》,克己復禮為仁一語,深服其言,書諸座右,日必三復,厥後用兵執政,時時不忘此言。”作為封建統治忠實衛道士,他本能地知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禮乎”,“舍禮無所謂道德”,“舍禮無所謂政事”。因此,他立下了“以禮自治,以禮治人”的信條,並作為治理湘軍的思想原則,以規定湘軍的性質和目的。曾國藩率領湘軍初次出征時就明白告示:“不特紓君父宵肝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除了“忠君勤王”之外,還特別打出了捍衛封建名教的旗號。這二者在政治上和倫理上的含義是不盡相同的,但其“復禮”即維護封建統治的目的卻是相同的。曾國藩強調捍衛封建名教,是由於太平天國“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 ,打亂了封建等級秩序,造成“開國以來名教之奇變”。這在曾國藩看來是不能容忍的,甚至比軍事上的失敗更為可慮。因為封建統治就是依靠封建名教的理論披上合法的外衣,一旦剝落,即使軍事上的勝利也難以長久維持。因此,他組建湘軍時特彆強調禮治。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維護封建名教是曾國藩禮儀治軍的思想原因。
曾國藩的這種思想是由其階級根源所決定的。曾國藩1811年出生於湖南省雙峰縣荷葉塘白楊坪的一個地主家庭,他從小就熟讀四書五經,飽受封建名教薰陶,28歲考中進士,入朝為官。在京十多年間,他先後任翰林院庶吉士、累遷侍讀、侍講學士、文淵閣值閣事、內閣學士、稽察中書科事務、禮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職,曾國藩就是沿著這條仕途之道,步步升遷到二品官位,十年七遷,連躍十級。1853年,藉著清政府給予尋求力量鎮壓太平天國的時機,他因勢組織湘軍,功勳卓著,被封為一等這軍勇毅侯,歷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官居一品。他位極人臣,名滿天下,是維護封建名教最大的受益者。
實事求是的說,曾國藩對於封建名教是身體力行,恪守不二的。1864年7月19日,曾國藩率軍攻入天京。天京的陷落也就意味著剿滅太平天國的目的業已實現。曾國藩的事功由此達到了峰巔。功高蓋主,引起了朝庭的不安和恐慌,並對湘軍採取了防禦措施。“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歷史常以驚人的相似重複上演過去的一幕幕悲劇。此時擺在曾國藩面前的道路無非三條:一是起兵反叛清廷,問鼎中原;二是保持兵力,維持現狀;三是裁撤湘軍,自剪羽翼。當時,曾國藩的部下30多位將領“逼宮”,要曾國藩表態打到北京去,奪下“鳥位”。依曾國藩當時的實力,也完全可以奪下“鳥位”,然而他卻選擇了第三條路。飽受儒學薰陶的曾國藩深知當年自己出山的目的,不僅僅是為清廷效命保住江山,而最主要的是恢復中華傳統文化即封建名教。反叛清廷也就是反叛名教,這是他所不願為的。我們從曾國藩這一實際行動中,再次窺見了封建名教在其靈魂深處的牢固地位,體現了他所謂的完全人格。
3 曾國藩治軍思想的後世影響
曾國藩是晚清統治集團的重心人物,他創建湘軍,形成了獨特的治軍思想,挽救了大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其在近代中國軍事史上具有不容忽視的地位和影響。
曾國藩把儒家學說當作湘軍的靈魂,堅持以禮治軍,建立了一整套的嶄新軍事制度。作為地主階級的改革派,他的有關軍事改革的思想和實踐,是有清以來所未有的。打破了清王朝在軍事制度上的僵死格局,使腐朽的綠營、八旗制度壽終而正寢,使近代中國傳統軍事思想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隨著湘軍的崛起和強大,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抗擊太平軍的得力工具。清王朝以此為契機,進行全面的軍制改革。湘軍之後的清王朝的主要軍隊—“防軍”和“練軍”便是受湘軍制度的影響而興建起來的。“防軍”即是在太平天國時期各省募集的勇營,也包括裁撤之餘的湘軍,其制度完全一襲湘軍舊制。“練軍”是借鑑湘軍制度對綠營兵進行改造的一支武裝,它也是湘軍的衍生品。自湘軍興起至甲午戰後新式陸軍的編練,湘軍的治軍思想影響了清代軍事制度長達40年之久,足見影響之深遠。
曾國藩的治軍思想,影響了好幾代軍事家,其同時代的湘、淮軍將領,都以曾國藩為楷模,其後的梁啓超以及蔡鍔、黃興等資產階級軍事家,對曾國藩的治軍思想都推崇備至。梁啓超先生嘗言:“不救中國則已,救中國對曾國藩作不可不一日三復”。 蔡鍔是梁啓超的門生,頗受梁啓超的影響,為整頓雲南新軍,輯錄《曾胡治兵語錄》(胡,即胡林翼,湘軍重要首領),在新軍中灌輸普及,並把《曾胡治兵語錄》作為精神講話來教育將士。張之洞、袁世凱在甲午戰後採用西法編練新軍時,也採納了曾國藩當年治軍的一些做法。民國軍事專家蔣方震在他的《國防論》中,讚賞曾國藩是軍事天才,並說“凡領軍者都應該效法曾國藩”。蔣介石則明確表示,要師承曾國藩,要求國民黨軍隊中的將領必須“認清歷史,效法曾胡”。但是也有人認為,湘軍雖然挽救了清朝行將滅亡的命運,卻也動搖了清王朝中央集權軍事基礎,使軍權和政治實權從皇室貴族手中,轉移到漢族督撫大員手中,從而導致了近代軍閥制度的產生,並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人們把曾國藩和湘軍視為近代軍閥的淵源,也是不無道理的。
我們討論曾國藩治軍思想的成功,必然離不開太平天國的失敗,一介文弱書生曾國藩居然能夠引領湘軍打敗一代軍事名將石達開、李秀成等領導的太平軍,不能說不是一種神奇。僅管曾國藩和湘軍有其致勝之道,然而“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太平天國失敗有其內部的原因,而且是決定勝敗的關鍵原因。因此,譽也好,毀也好,不能加之於曾國藩一人之身。要歷史地客觀地予以對待。我們不妨引用毛澤東早年的一段讀書筆記,作為本文的結束語。1917年,毛澤東在讀書筆記中寫道:“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近代中國人,尤其湖南人,從權貴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學子,大多佩服曾國藩,佩服其治學為人和帶兵做事……其政治立場和作為,自是站在歷史進步的反面的,但他畢竟是一個複雜的人,有著多種身份的人,是個很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影響的人物,可謂‘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國封建專制階級最後一尊政治偶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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