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遷回顧
從1956年9月起，校刊《交大》由交通大學西安部分出版。交通大學西遷，是指新中國成立後，為適應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需要，並為改變舊中國遺留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現狀，同時也為支持西部社會經濟發展，國務院決定將交通大學從上海內遷至西安的歷史事件，時間跨度為1955年至1959年。
1955年3月30日，國務院二辦收到高教部上報中央《關於沿海城市高等學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設任務處理方案的報告》。該報告提出了加強內地高校的任務，其中涉及到交大由上海遷往西安，交大的電訊工程系遷往成都的內容。交通大學西遷隨之定調。
但是，在遷校過程中，極少一部分交大師生畏懼“荒涼落後”陌生的大西北，“不願割捨大上海”的情愫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交大西遷。這既違背了黨和中央政府決定交通大學“整體搬遷”的初心，也使得交通大學後續只能“主體西遷”，並最終導致了交通大學的分裂。1959年7月31日，國務院正式下發《國務院關於交通大學上海、西安兩個部分分別獨立成校的批覆及教育部的報告》，西安交通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由此產生，此即標誌著交通大學西遷歷史事件的正式結束。
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對15位交大老教授的來信作出重要指示：“向當年回響國家號召獻身大西北建設的交大老同志們致以崇高的敬意。祝大家健康長壽、晚年幸福。也希望西安交通大學師生傳承好西遷精神，為西部發展、國家建設奉獻智慧和力量。”
交通大學的西遷精神承前啟後、卓然而立。它與革命時期的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張思德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大慶精神、紅旗渠精神、焦裕祿精神等等，共同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精神譜系，成為中華民族精神脊樑中光芒萬丈的一段。
西遷過程及對西遷的評價
交大西遷出自中央決定
周恩來總理給高教部楊秀峰部長的覆信。1955年3月30日，國務院二辦收到高教部上報中央《關於沿海城市高等學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設任務處理方案的報告》，提出加強內地高校的任務，其中就有交大由上海遷往西安，交大的電訊工程系遷往成都。陳毅、陳雲、劉少奇、朱德、彭真、鄧小平、周恩來7位中央領導人審閱了這個報告。4月7日晚，高教部將這一精神電話通知時任交通大學校長彭康。後來國務院又召開全國文教會議，正式提出了交大西遷任務。文教會議檔案經毛澤東批示下發全黨。
決定交大遷校有兩大因素：第一，國家要加快工業化，但上海形勢緊張，高校的作用難以發揮，而上海又是全國高校最集中的一個城市；第二，“一五”建設已經啟動，西安成為機械電力工業基地，進入有史以來空前絕後的大建設時期，但是西安高教力量薄弱，工科尤甚，整個西北也只有一所設在鹹陽的西北工學院。
交大的情況是這樣：新中國高教重點發展工業和師範教育，1952年起，一批綜合大學如清華、浙大等改辦工科，老牌工科大學只有交大、天大和哈工大。院系調整後工科大學實力最強的3所：交大、清華和哈工大，教授交大最多。遷校當然首選交大，要在西安第一個建萬人大學，要發展原子能等尖端專業。因此，遷校在當時的交大師生看來是受重視的體現，是很光榮的。
1959年10月1日，在國慶節大遊行中首次亮出西安交大校牌。交大由整體搬遷西安到一校分設西安、上海兩地，同樣是出於中央後來的精神，這也是由國家建設大局決定的。1956年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正確處理沿海與內地的關係，因為形勢緩和，國家急於建設，內地管長遠，沿海有效率，既然打不起來就先建起來。重新啟動沿海建設給上海的任務很重，上海希望交大遷校後幫他們再建一所機電大學，高教部在1956年下半年後開展這項工作，這就給遷校帶來影響。在1957年發生遷校爭論後，周總理提出了一校分設兩地的意見，後來經過討論，決定大部分遷西安，新興專業設在西安，交大的西安部分朝理工大學的方向發展，小部分設在上海，其中有老的機電底子，也有內地無法發展的造船、運輸起重等專業學科。
正是由於交大的重要性，總理在1957年5、6月間拿出很多時間來處理交大遷校問題，並召開國務院專題會議，就交大遷校及未來發展發表長篇講話。這在周恩來年譜中有記載，也是任何一所大學所沒有的經歷。
1957年8月到1959年8月，整整兩年間，交大是分為西安、上海兩個部分的，但這畢竟是權宜之計，並不符合當時的國情。7月30日高教部向國務院提交兩校分設報告得到批准。9月彭康任命為西安交大校長兼黨委書記，法務部副部長謝邦治任命為上海交大同一職務。10月1日在西安國慶節大遊行中第一次打出了西安交大校牌。
確認識交大西遷的歷史地位和對未來的影響
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學師生在人民大廈舉行西安新校開學典禮。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做出交大遷校重要決定，周恩來親自處理遷校中遇到的矛盾，陳毅副總理說：遷校對不對，十年後看結果。
在此期間西安交大成為首批16所全國重點大學之一（1959）。
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中，鄧小平當年是對遷校報告圈閱過的，胡耀邦1965年任職西北局和陝西省委時來交大講過話，習仲勛兩度來過交大。
在此期間西安交大與北大、清華等10所高校列為國家重點建設單位（1984）。
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江澤民在擔任總書記期間，1989、1993、2002年三度來校，離任後2009年還來過一次。他寫給沈尚賢的題詞“舉家西遷高風尚”是一個很高的評價。曾慶紅出面解決部分西遷教職工住房問題。
在此期間西安交大首批進入“211”（1996）、“985”（1999）工程，成為“985”第一層次建設的2+7高校之一。
教育部的評價：
在1955年中央決定交大西遷後，高教部長楊秀峰曾再三表示：“交通大學到西安，將擔負起在上海不能擔負的任務”，“中央是把重大任務交給交大”。
時隔25年，1981年4月，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在西安交大發表講話指出：“交通大學的遷校，是我國在調整高等教育戰略布局方面一個成功範例”。
再過25年，2006年4月9日，教育部在西安交大召開遷校50周年紀念座談會，周濟部長發表題為《繼承弘揚西遷精神，為創建世界高水平大學而努力奮鬥》的長篇講話，其中指出：“如果把中國的發展戰略比作一盤棋的話，交大西遷則是黨中央在這盤棋局中擺下的一個十分關鍵的棋子。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發展，隨著國家經濟發展重心進一步向中西部轉移，當年這著棋的戰略意義和深遠影響早已充分顯現了，而且會越來越重要。可以說，交大西遷是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的十分重要的舉措，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的英明決策。正是交大的西遷，改變了整箇中國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改變了西部沒有規模宏大的多科性工業大學的面貌。西安交大通過自身的發展壯大，引領和帶動整個西部地區的高等教育乃至整個教育的蓬勃發展，形成了‘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的大好局面。”
雖然這些都已經成為歷史，但歷史與未來相連線。可以想見，在今天的新絲綢之路建設中，在西部大開發之際，在實現中國夢的道路上，西安交大必將承擔起更加重要的使命與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