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問題

亞當·斯密問題,指19世紀末期在德國提出的以下問題,即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提出的同感(sympathy)原理與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利己心原理相互矛盾。因此認為斯密是受了法國唯物論的影響導致了從前者到後者的思想上的轉變。“亞當·斯密問題”(das 'Adam Smith-Problem')這個稱呼,是熊彼特用德語首先給出的。

概述

但是,問題的提出者忽視了《道德情操論》在《國富論》出版後還在改訂的事實,並且將同感與利他心的概念混淆等同,這樣的誤解導致了該問題的提出。
雖然如此,該問題的提出以及隨後《法學講義》的發現,成為了加深研究亞當·斯密的思想體系中倫理學和經濟學、以及法學之間關係的契機。
對於亞當斯密在強調同情的道德情操論與強調私利的國富論兩書間是否存在矛盾一直有很大爭論。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稱這為“亞當斯密問題”(das'AdamSmith-Problem)。在道德情操論一書里,斯密似乎強調人類在慈善動機下的意圖與行為的同步性,而在國富論里這則被分裂為“看不見的手”,亞當斯密宣稱,在資本主義體制里,個人依照他們自己的利益行動時也會提升共同體的利益。於是這便解除了私利的矛盾,他也多次指出對於利己和人類動機的狹窄定義所可能引發的矛盾。不過這並不表示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一書否定了私利的重要性,他寫道:
因此,物種自我保衛和繁殖的機能架構,似乎是自然界給予所有動物的既定目標。人類具有嚮往這些目標的天性,而且也厭惡相反的東西;人類喜愛生命、恐懼死亡、盼望物種的延續和永恆、恐懼其物種的完全滅絕。雖然我們是如此強烈的嚮往這些目標,但它並沒有被交給我們那遲緩而不可靠的理性來決定,相反的,自然界指導我們運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來決定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式。飢餓、口渴、尋求異性的情慾、愛情的快樂、和對於痛苦的恐懼,都促使我們運用這些手段來達成其本身的目的,這些行動都將實現我們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結果—偉大的自然界所設定的善良目標。
亞當斯密本人並不認為這兩者存在矛盾,在國富論一書出版後,他又發行了經過稍微修正的道德情操論版本。他或許認為道德情操和私利最終都將達成相同的目標。

評論

事實上,《道德情操論》中的道德人也是個首先利己的經濟人;《國富論》中的經濟人則也是在“看不見得手的手”支配下,會利他的道德人。
無論是《道德情操論》還是《國富論》,斯密都首先承認了人是自利了,其次才有同情心。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明確地寫到:“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和主要關心自己;而且。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適合關心自己。所以,他如果這么做的話是正確和恰當的。因此每個人更加深切地關心同自己直接有關的、而不是對任何其他人有關的事情。”由此可見,人性是多元的,而非單一的。

人物簡介

亞當·斯密(AdamSmith):經濟學鼻祖
逝世:(蘇格蘭蘇格蘭愛丁堡)
主要領域:政治哲學、倫理學、經濟學
著名思想:古典經濟學、現代自由市場、勞動分工
受影響於:亞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哈奇森、休謨、孟德斯鳩
施影響於:馬爾薩斯、李嘉圖、密爾、凱恩斯、馬克思、恩格斯、米爾頓·弗里德曼
亞當斯密常想事情想得出神、絲毫不受外物干擾;有時也因此發生糗事,例如:亞當斯密擔任海關專員時,有次因獨自出神將自己公文上的簽名不自覺寫成前一個簽名者的名字。亞當斯密在陌生環境發表文章或演說時,剛開始會因害羞頻頻口吃,一旦熟悉後便恢復辯才無礙的氣勢,侃侃而談;而且亞當斯密對喜愛的學問研究起來相當專注、熱情,甚至廢寢忘食。

人物生平

1723~1740年間,亞當·斯密在家鄉蘇格蘭求學,在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ofGlasgow)時期亞當·斯密完成拉丁語、希臘語、數學和倫理學等課程;1740~1746年間,赴牛津大學(CollegesatOxford)求學,但在牛津並未獲得良好的教育,唯一收穫是大量閱讀許多格拉斯哥大學缺乏的書籍。1750年後,亞當·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不僅擔任過邏輯學和道德哲學教授,還兼負責學校行政事務,一直到1764年離開為止;這時期中,亞當·斯密於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獲得學術界極高評價。而後於1768年開始著手著述《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1773年時《國富論》已基本完成,但亞當·斯密多花三年時間潤飾此書,1776年3月此書出版後引起大眾廣泛的討論,影響所及除了英國本地,連歐洲大陸和美洲也為之瘋狂,因此世人尊稱亞當·斯密為“現代經濟學之父”和“自由企業的守護神”。
1778~1790年間亞當·斯密與母親和阿姨在愛丁堡定居,1787年被選為格拉斯哥大學榮譽校長,也被任命為蘇格蘭的海關和鹽稅專員。1784年斯密出席格拉斯哥大學校長任命儀式,因亞當斯密之母於1784年5月去世所以遲未上任;直到1787年才擔任校長職位至1789年。亞當斯密在去世前將自己的手稿全數銷毀,於1790年7月17日與世長辭,享年67歲。
亞當·斯密並不是經濟學說的最早開拓者,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許多也並非新穎獨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統的經濟學說,為該領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因此完全可以說《國富論》現代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起點。
該書的偉大成就之一是摒棄了許多過去的錯誤概念。亞當斯密駁斥了舊的重商主義學說。這種學說片面強調國家貯備大量金幣的重要性。他否決了重農主義者的土地是價值的主要來源的觀點,提出了勞動的基本重要性。亞當·斯密(分工理論)重點強調勞動分工會引起生產的大量增長,抨擊了阻礙工業發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斷的政治限制。
《國富論》的中心思想是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個自行調整機制,自動傾向於生產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貨品種類的數量。例如,如果某種需要的產品供應短缺,其價格自然上升,價格上升會使生產商獲得較高的利潤,由於利潤高,其他生產商也想要生產這種產品。生產增加的結果會緩和原來的供應短缺,而且隨著各個生產商之間的競爭,供應增長會使商品的價格降到“自然價格”即其生產成本。誰都不是有目的地通過消除短缺來幫助社會,但是問題卻解決了。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隻無形的手牽著去實現一種他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他們促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們真正想要實現的還要好。”(《國富論》,第四卷第二章)
但是如果自由競爭受到阻障,那隻“無形的手”就不會把工作做得恰到好處。因而亞當斯密相信自由貿易,為堅決反對高關稅而申辯。事實上他堅決反對政府對商業和自由市場的干涉。他聲言這樣的干涉幾乎總要降低經濟效率,最終使公眾付出較高的代價。亞當斯密雖然沒有發明“放任政策”這個術語,但是他為建立這個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有些人認為亞當·斯密只不過是一位商業利益的辯護士,但是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他經常反覆用最強烈的言辭痛斥壟斷商的活動,堅決要求將其消滅。亞當斯密對現實的商業活動的認識也並非天真幼稚。《國富論》中記有這樣一個典型觀察:“同行人很少聚會,但是他們會談不是策劃出一個對付公眾的陰謀就是炮製出一個掩人耳目提高物價的計畫。”
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體系結構嚴密,論證有力,使經濟思想學派在幾十年內就被拋棄了。實際上亞當·斯密把他們所有的優點都吸入進了自己的體系,同時也系統地披露了他們的缺點。亞當斯密的接班人,包括象托馬斯·馬爾薩斯和大衛·李嘉圖這樣著名的經濟學家對他的體系進行了精心的充實和修正(沒有改變基本綱要),今天被稱為經典經濟學體系。雖然現代經濟學說又增加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但這些大體說來是經典經濟學的自然產物。在一定意義上來說,甚至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自然不是他的政治學說)都可以看作是經典經濟學說的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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