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老七賢
“五老七賢”是泛指一百年前光耀在四川的一個傳統文化群體。他們繼承巴蜀文化的優秀傳統,他們中有前清狀元、進士、舉人、知府、翰林、御史;有“一生不做官,桃李滿全川”的教育家。曾為政者,清廉剛正,循聲卓著;為教者,扶掖後學,培育英才。德才兼備,經世致用,廣植桃李,嘉惠士林,使“蜀學”在國內產生深遠影響。清末民初,成都匯集了大批文人學士。他們中的不少人受到主持川政者的禮遇,其中的佼佼者被尊稱為“五老七賢”。
大體上說來,主要人物有趙熙、顏楷、駱成驤、方旭、宋育仁、龐石帚、徐子休、林山腴、邵從恩、劉鹹滎、曾鑒、吳之英、盧子鶴、文龍等等。
五老七賢中尤以趙熙的威望成就最大,趙熙為前清翰林,以為民請願,彈劾權親權貴有“鐵面御史”之稱,且以詩、詞、書、畫、戲五絕名譽海內,尤以詩詞書法成就最高,有《香宋詞》流傳,當時稱為“清末第一詞人”,其書法贊為“榮縣趙字”,蜀傳統有“家有趙翁書,斯人才不俗”之諺,為世人所敬重。某年軍閥部隊在榮縣打仗,當時趙熙住在東門,雙方軍官以趙熙德高望重,未開戰之前先定下“君子協定”,不在東門開火,以免使老先生受驚嚇。川中人感其事,把榮縣城東稱為“鄭公鄉”。林思進擅詩,詩與趙熙齊名,有《清寂堂詩》流傳,當時詩界並稱“林、趙”。
“五老七賢”多為通儒博學之士,可稱為清末民初蜀中儒學的代表人物。當時有“蜀地文風盛漢時”的贊語,這一學術現象就與“五老七賢”的承傳有極密切的關係。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與主流,又是涵攝百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體系。“五老七賢”所處的時代,正是我國近現代歷史的急劇變革時期,新舊文化的衝突非常激烈。在他們身上充分體現出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部分人也具有變法維新以來的新思想,但有些又是頑固的封建文化衛道士。
“五老七賢”著述宏富,如宋育仁的《問琴閣叢書》,趙熙的《香宋詩詞集》、總纂《榮縣誌》,徐炯的《霽園叢書》,劉鹹滎的《靜娛樓詩文存》,衷冀保的《日本國史》,曾鑒、林思進編纂的《華陽縣誌》,都是有一定文化學術價值的著述和重要的鄉邦文獻。
“五老七賢”除文翰詩墨名揚學林藝壇,又互以名節相砥礪,他們敢於仗義執言,針砭時弊。趙熙在清末就是有名的“鐵面御史”。諸公以社會賢達的身份處於官民之間,溝通政令輿情,既為官方尊重和忌憚,又為民眾敬仰,深孚人望,為時所重。
1924年,軍閥楊森踞成都,北洋政府任命他“督理四川軍務善後事宜”。楊森次年在成都推行“市政建設”,強令拆民房擴建馬路。民房要市民自拆自建,不予補償,以致民眾流離失所,怨聲載道。以徐炯為首的“五老七賢”聯袂至督署交涉、抗議,為民請命。此事弄得楊森甚為難堪,又不好發作。事後惱羞成怒,蠻橫揚言:“我才不信你‘五老七賢’的腦殼是銅打鐵鑄,我就要試試看砍得落砍不落?”“五老七賢”們為社會主持公道,亦為地方惡勢力不滿,他們背地咒罵“五老七賢”是“五個燒火佬,七個討人嫌”,足見一代學人不只是謙謙儒士。
民國前期四川軍閥割據,戰亂頻頻,成都尤其是征戰之地,“五老七賢”常居間斡鏇、調解,以弭干戈,客觀上為市民減少了戰禍之苦。著名民主革命家黃炎培當年就有蜀游詩讚道:“劫後民勞未息肩,每聞政論出耆年。蜀人敬老尊賢意,五老當頭配七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