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結構理論的由來和發展
20世紀50年代以來，各國發展經濟學家、現代化理論家、區域科學家，不約而同地注重研究經濟成長模式和現代化道路，特別是開發中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成長模式和現代化道路。二元結構的概念和理論，逐步形成、發展和完善。最初提出的二元結構，主要是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後來，研究的重點完全轉向了二元經濟結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70年代以後，二元結構研究延伸並且拓展到經濟以外的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擴大了的二元結構概念和理論脫穎而出，很快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和認同。
荷蘭社會學家 J·伯克調查研究了印度尼西亞的社會經濟狀況，在1953年出版了專著《二元社會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最早提出了二元結構的概念和理論。伯克認為，擺脫荷蘭殖民統治的印度尼西亞社會，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結構社會。一方面，廣大農村依然是工業革命以前的沒有實現西方工業化的傳統社會，農業部門主要依賴土地、使用勞動力生產;另一方面，為數不多的城市卻是殖民主義輸入以後逐步進行西方工業化的現代社會，工業部門主要依賴資本、使用機器和技術生產。在他看來，一個社會及其基本特徵是由相互依存的社會精神、組織形式和生產技術共同決定的。當傳統社會引進西方工業化的同時，也引進了西方的社會精神、組織形式和生產技術，以往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由於同質性的破裂而呈現出二元性。現代城市社會和現代工業部門同傳統農村社會和傳統農業部門，在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別。這些差別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城市和農村、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源配置方式、個人效用函式以及人的行為準則的迥然不同。所以，在二元結構的社會中，社會矛盾的實質，在於工業社會及其現代性同農業社會及其傳統性兩種文化的衝突。
各國發展經濟學家、現代化理論家、區域科學家，系統地豐富、深化、完善了二元結構特別是二元經濟結構的概念和理論。大體上構建了五大研究流派或理論模型，諸如工業化帶動論、產業結構轉變論、現代要素引入論、誘導技術變遷論、核心——邊緣關係論等。
工業化帶動論
從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德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和韋伯已經注意到現代社會的工業化特徵和變革。他們認為，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帶動了社會化的分工協作、取代了自然化的自給自足，推動和促進了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所以，發展機器大工業生產方式，把農民轉變為工人，也就同時發展了現代工業社會。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W·劉易斯，集中地研究了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提出了工業化帶動論。他認為開發中國家存在兩大經濟部門。一是工業發展的現代部門，一是維護生計的傳統部門。兩大部門的主要差異，表現在五個方面。其一，資本運用完全不同。現代部門使用再生產性資本，而傳統部門不使用再生產性資本。其二，生產方式完全不同。現代部門採用機器大工業的生產方式，而傳統部門採用手工勞動。其三，生產規模完全不同。現代部門生產規模較大，而傳統部門生產規模較小。其四，生產率完全不同。現代部門因為生產規模較大，又使用再生產性資本，遵循規模報酬遞增規律，而傳統部門因為生產規模較小，又不使用再生產性資本，受到土地規模報酬遞減規律的約束。其五，收入水平完全不同。現代部門生產率較高，因此收入水平較高，其中產出的一部分可以用於積累和擴大再生產，而傳統部門生產率較低，因此收入水平較低，產出僅夠維持生存。在劉易斯看來，二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傳統部門的剩餘勞動力向現代工業部門和其他部門轉移。現代部門擴張，通過提供就業機會、分享物質設施、傳播現代思想和制度、相互貿易等途徑，即使傳統部門剩餘勞動力轉移，又使傳統部門獲益並且得以改造更新而轉化為現代部門，也使現代部門促成再生產性資本的進一步增長、生產規模的進一步擴大、生產率和收入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以現代部門擴張為主，現代部門和傳統部門互聯互動並且循環往復，不僅推動和促進了二元經濟轉變為一元經濟，而且推動和促進了不發達經濟轉變為發達經濟。
產業結構轉變論
20世紀上半葉，不少經濟學家覺察到，工業化過程既是整個社會結構從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的過程，又是社會經濟結構從農業型向工業型轉變的過程。他們進而發現，整個社會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過程，取決於社會產業結構的轉變和革新，也就是傳統農業主導的產業結構向現代工業主導的產業結構的轉變和革新。
美國經濟學家、世界銀行經濟顧問 H·錢納里，凋查研究了101個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或地區的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提出了產業結構轉變論。他認為經濟發展就是經濟結構的成功轉變。經濟結構成功轉變的基本內容就是傳統農業主導的經濟結構，由於市場需要的變化，在城市工業化和農村工業化的工業化過程中，發生資金投入、生產技術、資源配置的變化，從而轉變為現代工業主導的經濟結構。經濟結構轉變的整個過程，經歷逐步推進的三個階段。在經濟結構轉變啟動的第一階段，由於人們最終需求中食物消費的需要最多和最大，整個社會主要依賴農業提供初級產品。就國際貿易的需要來說，也是這樣，比較優勢在初級產品的生產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收入的增加、生活的改善，總消費中食物消費份額下降的恩格爾定律顯現出來。無論國內消費需要，還是國際貿易需要，都轉向了工業製成品。現代城市工業應運興起，傳統農村農業處於發展緩慢乃至停滯的狀態。在經濟結構迅速轉變的第二階段，由於工業製成品市場需要的激勵，資金、勞力等生產要素資源從生產率較低的傳統農業部門和其他部門，迅速流向生產率較高的現代工業部門和其他部門，現代生產技術也在現代工業部門和其他部門迅速發展起來。現代工業部門和其他部門不僅獲得了資源重新配置的直接增長效應，而且獲得了資源在整體經濟中重新配置的總體再配置增長效應。在經濟結構轉變完成的第三階段，傳統農村農業實現了現代化的改造和發展，現代農業部門從生產率低速增長部門轉變為生產率增長速度較高部門，縮小了同現代工業部門和其他部門的生產率差距。二元經濟結構轉變為一元經濟結構，經濟不發達狀態轉變為經濟發達狀態。在錢納里看來，開發中國家的資源轉移和再配置，同已開發國家相比是更加重要的增長因素。因為開發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更加突出，市場需要和要素市場的變化幅度更大，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轉變餘地也就更大。
現代要素引入論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T·舒爾茨比較研究了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及其現代生產要素的引人和配置，提出了現代要素引入論。他認為，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關鍵在於傳統農業的現代化。傳統農業的現代化，關鍵在於增加農業"現代生產要素引入，並且合理地配置。農業的現代生產要素，就是適合貧窮農村和落後農業的既有利又有效的現代農業科技。合理配置農業的現代生產要素，就是農民不僅願意接受和採用現代生產要素，而且必須懂得如何最好地使用現代生產要素，必須學習新的有用知識和新的有用技能。正是這種學習構成了作為現代農業特徵的生產率提高的基礎。所以，這種現代農業的知識和技能，在本質上是向農民的一種投資。增加人力資本的投入，促使農民通過教育、培訓、健康、遷移、信息獲得等方面的投資而形成駕馭現代農業生產要素的能力，是農業經濟成長的主要源泉。在美國經濟發展中，自然資源的貢獻率僅為5%，物質資本的貢獻率為20%，而人力資本、人的技能的貢獻率為75%。美國農業經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主要取決於農業人力資本的投入。不是土地和資金，而是人的能力和素質，才是決定貧窮和富裕、落後和發達的關鍵。在舒爾茨看來，教育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形式，農村初等教育是非常有利的農業人力資本投資。從1929年到1957年，美國經濟成長約20%是與教育增長聯繫在一起的。在美國南部農村，追加初等教育投資10%，增加產出高達30%。這是因為教育的投入產出有兩大顯著特徵。一是長期性，長期投入而長期產出。二是廣溢性，比增加物質資本存量更能加速經濟成長，降低現代生產要素投入成本，提高人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收入。一個得到並且精通運用有關土壤、植物、動物、機械的科學知識的現代農民，即使在貧脊的土地上，也能生產出豐富的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