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設立的第一個內國公債庫券還本付息基金保管機構,其成員以上海金融界和商界的代表人士為主,另有國民政府財政當局的代表。該委員會自1927年5月成立,到1932年4月正式改組為國債基金管理
1926年，南方所倡導的北伐進行的轟轟烈烈。面對現實的政治形勢，江浙財閥在同年成立了商業聯合會，由虞洽卿、王一亭、吳蘊齋三人任主席，同時在上海的縣商會、閘北商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交易所公會、南北報關業公會、紗廠聯合會、麵粉公會、金業公會、粵僑商業聯合會都成為這一新組織的成員。實際上上海原本已經有了一個總商會，虞洽卿等人成立商業聯合會這一新組織實際上就是要為由江浙財閥主導，北方的華北財團支持的南北合流這一政治行動服務。
擔任聯合會會長的三人，虞洽卿是時任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在上海時的舊交，是江浙財閥中深知蔣介石底細的人，。王一亭則是作為上海工商業的代表參與其中。而吳蘊齋則是作為北方和銀行業的代表出面。
當蔣介石把自己的北伐軍總司令部移設到南昌，虞洽卿即刻派代表與蔣介石進行接洽。雙方經過幾次的接觸以後，虞洽卿認為，蔣介石“很講交情”，“對於浙東鄉誼看得很重。”這就堅定了江浙財閥繼續支持蔣介石的決心。江浙財閥在要求蔣介石迅速穩定局勢方面的同時也答應在經濟上將進一步隊蔣介石方面進行傾斜。在財政方面，當蔣介石抵達上海的時候，江浙財閥的領軍人物們便出面組織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來協調對蔣介石的財政支援的問題。這個委員會的主要委員基本上是由江浙財閥中的頭面人物來擔任，如：主任委員一職就是蔣介石的老相識，宋子文的莫逆陳光甫來擔任；其他代表則分別代表了金融、鹽業、錢莊和工業界的各方勢力。
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甫一成立，就通過在銀行和錢莊的活動，為蔣介石墊借了活動經費300萬元，用來作為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的活動金。這筆資金也是江浙財閥與蔣介石之間在達成合作協定以來的第一筆直接資助。
江浙財閥對於蔣介石支援也並不是僅僅局限於經濟支持。蔣介石抵達上海以後的大部分外交活也是由江浙財閥牽頭進行的。為此江浙財閥發起籌辦了蘇、浙、皖三省聯合會並且專門成立了軍事、外交兩個委員會，並由曾任參議院副議長的王正亭當任外交委員，負責蔣介石方面對美國的外交工作。而商業聯合會也設立了外交委員，為蔣介石進行海外宣傳。並且在南京事件之後，通過外交途徑，成功的調解了美、英、日三國與北伐軍之間的緊張關係。並且由江浙財閥的頭面人物虞洽卿出面牽線，陪同上海各國領事的代表挪威領事去拜訪北伐軍東路總指揮白崇禧，並且達成了保證租界穩定的協定。當日本藉口保護僑民增兵上海、漢口的時候，仍然是江浙財閥出面，安撫了日本駐華公使，並且一再表示形勢得到控制。隨著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通過江浙財閥的牽線搭橋，蔣介石與列強的關係得到了穩定並且雙方建立了牢固的利益關係。
江浙財閥與蔣介石的關係更進一步的發展則是在“四.一二”之後。隨著蔣介石的清黨宣言的發表。江浙財閥迅速表明自己的立場。在4月25日就拿出了300萬的慰問金，進行犒賞。並且在蔣介石成立了南京國民政府之後，江浙財閥中時任中國銀行副總裁的張嘉璈答應了蔣介石由中國銀行分期墊付1000萬元經費的請求，並且江浙財閥出面牽頭，通過上海商業聯合會認繳了500萬元給南京政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中國銀行的漢口分行同樣給予武漢國民政府1650萬元的巨款。因此在此後的寧漢合流，江浙財閥同樣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隨著蔣介石南京政府的發展，每日資金的需求量逐漸增多。於是陳光甫擔任主任委員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被委託來主持發行用來緩解南京政府財政困境的總數為3000萬元的“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江浙財閥中的金融家為了讓南京政府承認北洋政府發行的公債和還本付息；鹽商們為了保持手中祖傳的鹽票繼續有效；而其他行業業為了能從新政府中得到好處，很快就將先期發行的3000萬認購一空。具體分配分別是：上海銀行業和錢莊業500萬元，上海商業聯合會300萬元，江蘇、浙江兩省1200萬元，紳富700萬元，兩淮鹽商300萬元。江浙財閥對於南京國民政府的有利的支持，使得南京政府有了穩定的財源，站穩了腳跟，並不斷的擴張實力。
由於南京政府不僅要與北洋政府作戰，還需要分化收買武漢國民政府，因此軍費和“特別費”的開支不斷地加大，財政更是捉襟見肘，只能靠借款來解決。而借款一多，江浙財閥中便有異議，認為支持蔣介石已有大筆資金投入，但沒有見到效果，只見到不住的要錢，感覺代價太大不合算。此時正趕上由於無法應對財政危機，南京政府的財政部長古應芬被迫下台，財政部長一職由宋子文接任。宋子文上台伊始，便提出再次發行庫券1600萬元加上上一年（1927年）10月份發行的2400萬元庫券，合起來總計4000萬元，被稱作“續發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這等於仍然需要江浙財閥中的銀行先期進行大量墊款，並且江浙財閥仍然需要將此數額的庫券認購下來。作為江浙財閥中實力最為強大的銀行中國銀行的總經理，張嘉璈不願意在次墊付巨款，而且江浙財閥中的中小資本也紛紛表示對於債券的再次承購萬分困難。因此當蔣介石與宋子文幾次邀請張嘉璈去南京商談此事，張嘉璈都留在上海不肯去。對此身在南京的蔣介石與宋子文也是無可奈何。並不是此二人心胸有多么大度，實在是形勢所迫，無能為力。當時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急於得到各列強的承認，形成南京政權的合法性和唯一性。無奈各國列強的公使或來到上海或去武漢就是不去南京。而張嘉璈所代表的江浙財閥偏偏與列強中的英、美、日有著緊密地聯繫。張嘉璈曾經頻繁的會晤在上海的英國公使蘭普森、美國公使馬幕瑞以及英美兩國駐上海的領事，為其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接觸牽線搭橋。就連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黃郛與英美兩國的外交談判也是在張嘉璈的家中進行的。
無可奈何之下，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財政危機，宋子文只好親赴上海與張嘉璈交涉。宋子文來到上海，就提出“銀行界如能幫助發行庫券（即先墊款），則政府對於關稅問題，則完全可以採納銀行家的意見。”張嘉璈則認為這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張嘉璈則建議政府先召開關稅會議，從增加關稅入手。宋子文則很清楚，關稅在列強控制之下，即使增加也不會太多，而且緩不濟急。由於蔣介石堅持要求張嘉璈要先墊付1000萬元，並且揚言要查封中國銀行庫存，對張嘉璈下令通緝。談判幾於破裂。最後通過虞洽卿、黃郛等的調解，解圍，最後達成江浙財閥中的銀行以鈔票發行額的10%墊借。“續發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正式發行時的辦法與認購者基本相同。通過這兩次的庫券認購，江浙財閥向南京政府提供了7000萬元的經濟資助。為南京國民政府最終在與武漢國民政府的鬥爭中的勝出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江浙財閥在為南京政府進行財政支持的同時，還為南京政府策劃發行長期公債。來彌補政府赤字。1928年，中國銀行副總裁張嘉璈就向時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建議要在發行公債上動腦筋。“公債信用一佳，則百事迎刃而解。”最後雙方達成協定，國民政府發行公債，由江浙財閥牽頭的幾家大銀行買下，然後再由銀行出面在證券市場拋售。銀行自己也留下一部分。對於這種自己所掌握的金融資產利害相關的公債和庫券，當然也要有債權上的保證，為此又成立了公債基金保管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按照海關關稅收入的情況可以對政府新發行的公債便是贊同與否的意見，並負責公債還本付息緊緊的掌握。而這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仍然是由江浙財閥出身的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馥蓀擔任。
通過種種措施，江浙財閥最終於南京國民政府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而南京國民政府依靠著江浙財閥的支持，逐步打垮了盤踞中國的各個政治勢力，成為了中國大地上最有實力的政權。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逐漸穩定，作為答謝江浙財閥對與其建立過程中的支持，大批財閥中的領袖人物進入國民政府任職。陳光甫則通過“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的推銷，深得蔣介石的賞識和持券人的信賴，使得他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社會上贏得較高的信譽，並且由於他和美國銀行業的良好關係，兩筆國民政府的美元借款都是由他負責，最後當上了國民黨元老才能擔任的政府委員。大紗廠老闆榮宗敬澤擔任了中央銀行的理事，虞洽卿則擔任了中央銀行的監事。大鹽商徐靜仁則擔任了國民政府財政部鹽政處處長。而在中國當時最具實力的兩大銀行中國、交通兩行基本為江浙財閥所把持。連同蔣介石建立的中央銀行中幾個重要的理監事也成為江浙財閥的囊中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