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認識問題是中日關係的沉疴
中國與日本一衣帶水，文化交往與友好交流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然而，近代以來，兩國關係卻因為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發動的侵略戰爭走上了一條布滿荊棘的道路。儘管戰爭已結束60多年，但由於日本社會始終存在否認侵略戰爭責任的傾向，並發生了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以及修改歷史教科書等事件，將中日關係推向冰凍的邊緣。
對歷史問題的認知是困擾中日兩國關係的主要癥結之一。2009年8月26日發布的第五次中日聯合輿論調查（由中國日報社和日本言論NPO共同實施）顯示，中國公眾對日本“印象不好”的原因有三：一是“日本領導人曾有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言論和行為”，二是“歷史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三是“中日曾發生過戰爭”。
“歷史認識問題是影響戰後中日兩國關係的主要問題之一，戰後日本始終存在著逃避侵略戰爭責任和否認侵略戰爭歷史事實的言論與行動，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行是造成中日兩國間歷史問題遲遲不能解決以致不健康環境產生的根本原因”， 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中方首席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步平說。“中日歷史問題已經受到雙方國民的關注，應當正視這段共同的歷史，這也是進行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初衷。”
“歷史認識問題在中日兩國關係中的分量之重以至於有礙於兩國現實關係發展的現象，可算是國際關係中不多見的特例。究其原因，是由於日本社會的一些人企圖以一種迴避、掩蓋甚至歪曲歷史的方式來翻過歷史，但其結果適得其反，反而激起了中國社會對中日歷史問題的高度關注。因此，實事求是地面對歷史才是翻過歷史這一頁的不二途徑，才是中日兩國和平友好的長久之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王建朗說。
事實上，中日兩國在20世紀90年代就曾嘗試通過共同研究解決兩國間的歷史問題。1995年，根據當時村山富市首相的提議，日本政府開始實施為期十年、以亞洲鄰國為主要對象的“和平交流計畫”。作為該計畫的一環，日本政府在東京的日中友好會館內設立了“日中歷史研究中心”，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設立了“中日歷史研究中心”，組織中國學者在那一框架下進行歷史研究。中國史學會會長、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張海鵬告訴記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接受我國外交部的委託，從1998年至2004年間“協助”日方進行歷史研究，研究主要以課題的形式進行，中日雙方研究課題各自結集出版。在這次研究中，中方雖是以“協助”姿態出現的，卻為此後的“共同”研究打下了基礎。
共同研究不迴避差異
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始於2006年底。就在2006年8月15日，時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第六次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中國民眾的強烈不滿，使中日關係降至冰點。2006年10月，新就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來華訪問，雙邊關係的“堅冰”開始融化。安倍晉三訪華期間，與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會晤時都確認了年內啟動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基本原則。同年11月16日，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和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就“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實施框架”達成一致，決定中日兩國學者基於《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日聯合宣言》三個政治檔案的原則，以“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對中日歷史進行共同研究。
中日雙方分別委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負責具體實施，各自成立了由10名學者組成的委員會，設定“古代及中世紀史”和“近現代史”兩個小組，由步平研究員與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北岡伸一分別擔任中日兩國首席委員。據步平介紹，共同研究首先要共同討論並確立研究題目，雙方圍繞同一題目分別撰寫研究論文。論文初稿形成後交換，在討論會上就對方論文坦率地提出學術性的批評意見。雙方學者在修改中接受可以接受的意見，同時把存有異議的地方記錄下來。基本過程可以概括為“同一題目，交換意見，充分討論，各自表述”。
這一階段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共確定了16個題目——古代史7個，近代史9個。經過反覆討論和修改，此次發表的第一階段的報告由涵蓋古代史和近代史的13個題目的26篇論文組成（就同一題目，雙方各作一篇論文）。涉及戰後史的研究成果此次沒有公布，據介紹，關於戰後歷史的各3篇文章還需要在第二階段進一步研究。“近代史部分的問題是從中日兩國的近代開端起（在中國以‘鴉片戰爭’為標誌，在日本以‘黑船事件’為標誌），按時間順序確定的。為了使雙方能夠開展討論，雙方學者共同確定了在每篇論文中都必須涉及的關鍵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戰爭研究》執行主編榮維木說。
“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取得的進展，主要是從過程來看的。兩國學者能夠坐在一起進行冷靜的討論，這一事情本身就是有意義的。作為學術研究，肯定存在不同的認識，不可能追求完全的一致，這一點需要特別說明。中日兩國人民有不同的生活環境、文化背景、歷史淵源，兩國學者在學術觀點上存在差異是正常的。因此，我們所說的共同研究的結果，並不是完全同意對方意見的結果，而是就共同的題目，在充分討論包括吸收了對方的意見後，各自發表的研究成果。這是學術研究，要遵從學術規範。”步平強調。
王建朗指出，中日在若干問題上存在著分歧，這些分歧大致可分為三類，其因應之策也各不相同。一是不能迴避的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對這些問題必須形成基本的共識，否則共同研究便失去了基礎，失去了繼續進行下去的意義；二是對歷史進程或歷史事件的解讀，受各種因素影響，中日要在某些方面達成共識是相當困難的，對此，中方採取了爭取共識而不強求共識的態度，同時，不懈地闡明自己的觀點，不因共同研究而有所遷就；三是對一些歷史個案的細節研究，一切皆以史料為依據，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尊重歷史事實是基本原則
承認1937年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並對侵略責任進行反省，這是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提，也體現在1972年以來中日間的政治檔案中。然而，日本社會對此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右翼及保守勢力始終否認侵略戰爭責任，得到一部分政治家的支持，因而引起戰爭被害國人民的強烈不滿。
“近代以來，中日之間有過一段不幸的歷史，日本的侵略擴張給鄰國尤其是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然而，在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和政客有意識地去淡化和抹殺甚至美化這段歷史。這些錯誤的認識給中日兩國關係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傷害了雙方國民的感情。”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新生說。
此次共同研究開始後，近代史組的雙方學者一開始就需要對上述戰爭性質問題做出明確回答。中國學者認為：承認侵略戰爭責任，是中日關係繼續發展的基礎，“沒有這樣的認定，共同研究便失去了繼續進行下去的基礎”。日本學者也認為應堅持中日間政治檔案的精神，確認侵略戰爭的性質並進行反省。他們還介紹說，日本社會中認為對華戰爭是侵略戰爭的人占多數。只是少數人的意見分貝很高，而有些政治家的發言極不負責任。“日本對中國發動的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這是一個基本的也是根本性的判斷。”王建朗說。
“我們的研究已經給侵略戰爭定性，” 榮維木提出，“一般來講，對於基本的歷史事實，雙方的了解程度與認識角度是比較一致或接近的，包括對一些標識性的歷史事件的性質認定。”“歷史研究的基本原則是尊重史實、實事求是，遵循這一學術研究的規範，是共同研究能夠順利進行的重要條件。而在研究方式與認識方法上，學者間可能會存在差異，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中方學者關注近代中日兩國之間發生的一系列問題的原因與本質，而日方學者則傾向於探究那一問題發生的過程。這樣的差異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
“日本的一些學者習慣於強調事件的偶發性、被動性，我們則認為，應當從諸多的偶然性中看到事物發展變化的必然性。例如，儘管導致某些事件發生的因素有可能是偶然的，但將一系列事件聯繫起來，就能夠看出，日本對外擴張的政策性與計畫性。正是日本不斷的擴張態勢造成了中日矛盾的激化。”王建朗說。
在學術研究中，也往往會出現針對同樣的歷史事實而認識與判斷並不相同的情況。在承認日本的侵略史實的前提下，對於在短時期內難以形成共識的問題，中日學者通過各自的論文表述了各自的意見。
南京大屠殺是殘暴的大規模反人道行為
南京大屠殺典型暴露了日本軍隊的殘忍與野蠻，也是刻在中國人民心中一道無法磨滅的傷痕。第五次中日聯合輿論調查顯示，76.3％的中國學生和75.3％的中國居民認為南京大屠殺是“公眾認為最為重要的歷史問題”。
戰後國際審判中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史實調查，曾在日本國民中產生了相當大的震動，也是引起戰後日本社會思考戰爭責任的主要契機。進步的知識分子為此進行了深刻的反省。但右翼與保守勢力中的一部分人則為了抵制日本社會的反省，製造了所謂 “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論調，還得到一些政治家的支持，大大傷害了中國民眾的感情。“南京大屠殺受人關注並不只是被害人數問題，首要問題是關於這一大規模的反人道殘暴行為性質的認定。在雙方學者的論文中，對這一屠殺事件的性質的判斷是一致的，都承認這是一次集體的屠殺事件。”榮維木說。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在戰後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中均有涉及。東京國際審判法庭的判決書中說：“在日軍占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而在南京審判中確認的遇難人數則在30萬以上。“在討論時，我們援引了東京審判和南京審判判決書這兩個具有說服力的法律檔案，這兩個法律依據完全可以證明這是一場大規模的屠殺。在對事件的性質進行了這樣的認定的前提下，討論確切的遇難人數才有意義與可能，當然，那還需要更多的史料和更深入的工作，”榮維木指出。
步平還強調：“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略戰爭罪行的典型表現，是戰後審判的判決書予以認定的確鑿無疑的歷史事實。而日本右翼勢力為了給日本的侵略罪行翻案，就想方設法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其主要手段就是在實證研究的幌子下通過質疑上述兩個數字，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到具體數字的討論上，通過對數字準確性的質疑而否認非人道的屠殺暴行的性質。這是一個從根本上混淆是非的陷阱，人們需要引起警惕。”
共同研究將繼續走下去
“此次的共同研究只是在促進相互理解方面走出了第一步。長時間形成的歷史認識問題不可能通過一次研究就能解決。歐洲的德國與法國之間討論歷史問題，逐漸達成和解共同編寫歷史教科書，是從二戰結束後就開始的，經過了60多年，所以中日兩國間的共同歷史研究需要繼續走下去，”步平表示。
在共同進行歷史研究方面，德國和法國走出了一條比較成功的道路。2006年起，由曾是宿敵的德法兩國共同編寫的教科書《1945年後的歐洲與世界》開始在歐洲發行，而兩國也被國際社會認為是在解決歷史認識分歧方面成功的典範。此外，日本與韓國之間的歷史共同研究已經進入第二階段。“幾十年來，德法、德波之間在謀求共同歷史認識方面作出的積極努力對於今天歐洲形成共同體的局面具有重要意義，對我們也很有借鑑意義。德法、德波的歷史共同研究出發點和我們現在所做的出發點是一樣的，但構建東亞的共同歷史認識比在歐洲更困難。這方面的努力還要繼續下去，”榮維木說。
王建朗指出，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要儘可能地縮小歷史認識的分歧，求得更多共識。然而，如果指望短時期內中日共同歷史研究能在改正日本民眾的歷史觀上取得重大進展，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第一階段中日共同研究的意義更在於彼此的了解更加清晰。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為彼此的了解提供了一個機會。
“人們經常說的中日歷史問題，其實包含了政治外交、民眾感情與學術研究三個層面的問題，而且三個層面相互影響，呈現相當複雜的情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政治家、學者及媒體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與配合。中日共同歷史研究是解決學術研究層面的問題，所以應當把學者間的相互理解作為貫穿始終的原則，尊重歷史事實，縮小認識的鴻溝。我們不可能要求在短時間內雙方的意見完全達成一致，重要的是兩國學者儘量將有關問題的各方面歷史資料匯集起來，呈現出真實的歷史，建立一個溝通與交流平台。從學者間的相互理解開始，進而促進民間的相互理解，對消除兩國關係存在的障礙產生積極的作用，這就是共同研究的主要目的。同時，跨越國境的歷史認識的形成也對建立穩固的東亞各國間關係具有積極意義，”步平最後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