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八島繼男八島繼男先生1934年出生於中國瀋陽，1945年回到日本，1982年至1987年任日本駐中國JICA事務所首任所長，此後一直從事中日環保交流工作。現在擔任日本國際善鄰協會國際交流委員會委員長、中日友好環保中心顧問、中華環保基金會特別顧問、北京環保基金會顧問、重慶市科委顧問、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基金會名譽理事等社會職務。
個人經歷
從東京到北京的往事 1982年3月，八島繼男受JICA總部委派隻身從東京來到北京，出任JICA中國事務所首任所長，著手籌辦開展中日技術合作。談起當初在中國開展工作的創業艱辛，八島先生卻說，有中方視窗單位國家科委（今科技部）的幫助與支持，初期開展工作都很順利的，幾乎一路綠燈，沒有遇到過任何能稱之為坎坷波折和不順利的麻煩經歷。
從東京到北京的往事
“有一個插曲，現在回想起來很有意思。就是在我剛來到北京，在海關領取我從日本託運來的汽車的時候，當時檔案上寫的是‘一個工作人員可以帶一輛汽車’，而我託運的是兩輛。我解釋說‘一輛是我自己的私家車，一輛是單位的公家的車’。但是當時的單位就只有我一個人，所以這個概念讓辦事人員有點發懵，他為此最後打了很多諮詢電話，才算把‘公’和‘私’的問題搞清楚。”
是啊，那時處於半封閉的中國剛剛結束“文化大革命”，實行改革開放不久，一切涉外事務都處在逐步恢復初期，幾十年一以貫之的計畫經濟正在轉型，而日本，早已進入了已開發國家的行列，讓邁出國門的鄧小平副總理在日本的新幹線上感嘆“知道了什麼是現代化”。
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11月，鄧小平訪問日本，首次正式表示中國可以接受日本的政府貸款。
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訪華時宣布：為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向中國提供日元貸款和技術合作。在此背景下，作為實施日本政府開發援助（ODA）項目主要機構之一的JICA，派出了時任研修課長又精通中文的八島繼男出任中國事務所長。在沒到中國工作之前，在中日ODA合作的預熱階段，八島先後3次隨日本政府代表團來中國訪問過；也在東京多次接待了中國當時的國家計畫委員會、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衛生部、公安部、共青團等很多訪日的中國代表團。
“最大的收穫是結識了很多中國人，大都是當時在中國部委工作的幹部，有很多人後來還成為好朋友！”說這句話時，八島一臉燦爛。
正是有了這些人脈資源，使八島繼男在中國開展工作頗為如魚得水。當然，那時候中國的條件畢竟有限，開拓性的合作還是面臨著很多周折的。
當時，八島從機場入住北京西郊的友誼賓館，一住就是一個星期。如今以“中國矽谷”聞名世界的中關村，在當時卻是僻靜得近乎荒涼的城鄉結合部。八島最棘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自己的住處和辦公的房子。在當時，中國的字典里壓根兒沒有“商品房”這個名詞，面對偌大個北京城，即使你掏再多的錢，就是找不到合適租借的房子。那時的房源短缺程度，今天的人們難以想像，符合“外國人”使用條件的房子更是難以接受。
沒辦法，日本駐中國大使館臨時給了他一張辦公桌椅，算是有了“蝸居”之地。“雖說都是外務省的系統，但是工作性質不一樣，畢竟不太方便。”因此，一個時期以來，八島白天上班的主要工作還是找房子。
在國家科委的安排協助下，八島與中方負責外國機構服務的視窗單位北京市外交人員服務局開始具體聯絡。八島一個日本人卻操一口流利的漢語，所乾的工作又是來幫助中國搞經濟建設，服務局的負責人新奇和欽佩之餘對他頗有好感，答應“盡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幫助解決”。
果然，一周之後，服務局提供出一套條件很好的住房。
因為此事，八島和服務局建立了更加密切的人際關係。服務局很快在半年之後的11月，在三里屯外交公寓又一次給八島“調劑”了一間50平米的辦公用房，並且主動把服務局的單位車庫特許提供給八島先生使用。“在以後的幾年裡，服務局每年都會給JICA至少一套房子，提供給來中國工作的日本專家使用。這在當時，那的確是很了不起的待遇啊。”
伴著爽朗的笑聲，八島饒有興趣地談及往事：“在那個年代，北京的房子是非常緊張的，就JICA的業務來講，很多技術合作項目的開展，都是需要派遣日本專家來中國工作。短期專家來華工作可以臨時住在賓館，可長期專家來了就沒有辦法解決，因為他們一般要工作好幾年，而且大都是舉家來中國的。針對這種情況，我就建議中方申報項目的機構，在項目預算中把專家公寓也作為一個支項目列入其中，通過這樣的努力，逐步緩解了中日合作項目的專家住房問題。”
中國方面的有關人員回憶這個話題時也介紹說：八島先生多年來，總是能夠根據自己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和經驗，充分利用JICA的合作政策，在各個項目的實施中，考慮到中日雙方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開展建設性的工作。
36年前的故地重遊 1985年8月，在前往黑龍江省雙鴨山地區的寶清縣考察項目的途中，八島繼男特地提出要求訪問沿途路過的延壽縣。
36年前的故地重遊
哈爾濱市所屬的延壽縣，地勢奇偉，一條瑪延河從中部斜穿而過，南北兩地皆向中部傾斜，中部又由西南斜向東北，鳥瞰地貌，其形頗似農家使用的簸箕。瑪延河兩岸，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衝擊平原上，湖泊沼澤星羅棋布，物產資源豐富。正是因為諸多的優勢，使當地成為近代史上政治、經濟的重要據點，也使延壽人的命運多了一份坎坷。
偽滿康德元年（1934年2月），出生在瀋陽的八島繼男就生活在延壽縣城。
八島繼男的父親出生於明治四十年代，後來在東京國際大學學習中國語言。到大正時代，是日本進一步現代化的歷史時期，也是向大眾社會過渡的歷史轉型期，自由化思想十分活躍。受蘇俄“十月革命”的影響，在當時的日本，有很多年輕人對新的潮流很敏感，八島父親思想開始向左派偏移。因為學的是中文，當時在日本國內也沒有很好的個人發展空間，所以便隨“開拓團”來到中國發展。從1943年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前，父親當過延壽縣的副縣長。
八島在延壽縣城裡無憂無慮的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光，他記憶最深的，是當時家中負責他飲食起居的一位天津籍老伯，無意間成為八島學中文的啟蒙老師。
1946年，日本人從葫蘆島港口撤離中國東北的時候，八島繼男還是一個12歲的孩子。
戰後回到日本，他開始了學生生涯。1964年3月，他從東京大學文學系中國文學科畢業。當年4月，他進入日本海外技術協力事業團（OTCA）開始參加工作。此後的十幾年裡，他和眾多的日本公民一樣，兢兢業業以單位為家。談及那些年代，八島覺得有點的遺憾是，自己所學的中文並沒有派上多大用場。那時，在日本使用中文的機會很有限，學漢語的人沒什麼“市場”，更談不上“吃香”，就連找工作也不好找。在八島的記憶中，屈指可數的肆意使用中文，是有一次作為翻譯陪同上司訪問台灣的高雄和基隆。
到了1977年8月，OTCA與海外移往事業團（JEMIS）合併，改組成立了國際協力事業團（JICA），八島在其大阪的國際研修中心擔任了研修課長。次年6月到1980年4月，他又分別擔當JICA研修第2課和第1課課長。也就是在此期間，邦交正常化之後的中日之間，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還是民間交流都異常活躍。面對這樣的形勢，也使精通中文的八島如魚得水。
當然，能夠在36年之後重遊故地，是八島繼男早先沒有奢望過的。
八島眼裡的延壽城儘管並不發達，但已很難尋覓36年前的蹤跡了，記憶中的煤油馬燈早已被明亮的電燈取代。
“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在中國，共產主義的希望也在中國。蘇俄是帝國主義。”——這是當年在延壽的時候，父親曾經告訴過八島的一番話。在當時，他似懂非懂，所以記得十分清楚。待到後來長大成人，他才理解了父親那源於“日俄戰爭”後的民族感情。而今天，八島卻有機會以自己切身的體會，在這個最大的共產黨領導的國度里，體驗父親當年的看法。
八島曾經在很多正式的場合表示，“中國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小時候曾經生活在中國，所以我對中國懷有特殊的感情。我喜歡這個國家，喜歡中國人。”正是因此，他儘自己的努力做好JICA的工作，也就能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多做一些貢獻，這是八島的真情實感，也是他對自己的基本要求。
這次東北的故土之行，是對中日技術合作“三江平原龍頭橋典型區綜合開發計畫調查”項目進行實地調查。
三江平原，是中國重要的商品糧基地。在以黑龍江省寶清縣境內為主的項目區域內，由於地表水控制能力較弱，60%的水田只能採用地下水灌溉。井水灌溉不僅直接影響了水稻的米質和產量，還造成局部地區地下水超采。為此，迫切需要就解決上述問題進行一攬子綜合治理計畫。當時的中國農牧漁業部（今農業部）所申報的JICA項目，是從1982年開始，由日本先後派遣20多名長期或短期專家，與中國的科研人員共同進行龍頭橋典型區的農業開發規劃，在三江水利試驗站，推行了利用暗管排水系統進行的蓄水灌溉試驗，並對龍頭橋水庫工程建設進行了前期可行性論證。
後來，由黑龍江省水利水電勘測設計研究院陸續提出正式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和初步設計方案，先後獲得了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水利部的批覆。於是，總投資約5億元人民幣的“黑龍江省三江平原龍頭橋水庫建設項目”獲得了1996-1997年度（第四批）日元貸款的3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2億元）建設資金。1998年3月3日，經國務院批准，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下達了開工計畫，當年4月1日樞紐工程破土動工。作為黑龍江省“九五”計畫重點基本建設項目，龍頭橋水庫是黑龍江省水利建設史上第一個利用外資建設的大型水利樞紐工程，到目前，它仍然是三江平原地區庫容最大的水庫（總庫容6.15億立方米）。
如今，龍頭橋水庫作為位於寶清縣境內、三江平原撓力河上游第一座大型控制性工程，控制流域面積1730平方公里，是一座以防洪、灌溉為主（可發展下游灌溉面積63.6萬畝，其中水田43.1萬畝），兼顧發電、養魚、旅遊等綜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樞紐工程。國家水利部官方的《中國水利網》和《黑龍江日報》在2006年10月水庫全面竣工的報導中評價說：龍頭橋水庫自2002年10月投入使用以來，在綜合利用地表水等方面，為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東北的工作不是個人感情 談及意味深長的東北考察之行，八島先生饒有興趣地提起另一個經手報批的中日技術合作“木材綜合利用項目”，的確，這個項目以其項目效果顯著而成為一個非常典型的合作案例。
東北的工作不是個人感情
從1984年開始，直到1997年還在陸續進行後續合作的“黑龍江省木材綜合利用研究計畫”，是由國家林業部（今林業局）、黑龍江省森林工業總局、黑龍江省林業科學院聯合申報實施的中日技術合作項目。在項目實施十多年間，日本政府先後共向中方派遣長期專家16人，短期專家53人次，無償援助實驗儀器、設備、工具等共800台（種）；作為負責具體實施操作的林產工業研究所，先後有30多人次的骨幹被派往日本或第三國學習進修。日本方面援助的儀器、設備，先後裝備了7箇中試車間和6個實驗室，使項目機構在國內同行業具有了第一流的實驗研究手段，有力促進了木材開發研究整體工作的發展。
黑龍江省木材綜合利用重點實驗室的黃曉山主任在介紹上述情況時說，“到1996年，實驗室在木材綜合利用以及木材深加工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科研成果，共承擔課題68項，其中：國家攻關課題4項，省部級課題36項、廳局級課題28項，橫向課題3項。已經鑑定的課題共51項，在所完成的科研項目中，木材綜合利用方面的科研成果獲得各種獎勵12項。其中國家林業局科技進步三等獎1項、省科技廳三等獎2項、省森工總局二等獎3項、三等獎6項、專利5項，為進一步研究和綜合利用打下堅實基礎。”
1985年八島繼男的東北之行，除了考察項目之外，還在與黑龍江省科學技術委員會系統的多家機構進行廣泛接觸中，主動的、不厭其煩地向中方介紹了JICA渠道的項目合作信息，指導中方在規劃申報JICA合作項目中應注意的要領。那時，中國人十分缺乏對外合作的實踐經驗。八島先生的耐心介紹與指導幫助，對於中方工作人員來說，無疑是一場久旱的及時雨。
在八島的諮詢幫助下，黑龍江省科委（今科技廳）與省農業科學院、省水利科學研究所聯合，當年即向JICA申請了比較重要的“三江平原農業綜合實驗場”中日技術合作項目。
三江平原，位於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匯流處，由於長期的構造下陷和三江的泥沙堆積，所形成的低洼平坦的平原。橫亘於中部的完達山脈將平原分為南北兩部分：北部是沼澤化低平原，面積4萬多平方公里，即狹義的三江平原或合江平原；南部是烏蘇里江及其支流與興凱湖共同形成的沖積與湖積沼澤化平原，面積8800平方公里，亦稱穆稜——興凱平原。其中，沼澤與沼澤化土地面積約240萬公頃，是中國最大的沼澤分布區。
三江平原素以“北大荒”著稱。在20世紀50年代大規模開墾前，草甸、沼澤茫茫無際，亦有成片森林，野生動物繁多。開墾後建有許多大型國營農場，“北大荒”已變成了“北大倉”，成為國家重要的商品糧基地。與此同時，區域生態平衡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氣候條件開始惡化，早澇災害增加，風害加重，水土流失嚴重，珍稀動植物減少，而中國方面並沒有相應的環境保護意識。
而按照日本專家當時的調查意見，為了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促進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必須以科學為基礎進行合理規劃。
中日技術合作不久，即在農業、水利等多個領域取得了多項科技成果。幾年後，大規模的三江平原綜合治理工作拉開了序幕。1988年，三江平原項目正式列為“國家農業綜合開發重點”。隨後，從1985年到1999年長達14年的中日技術合作中，日方先後援助7億日元（包括科研儀器、設備等），派遣多名來華專家，中日雙方共完成了16項具有一定水平的科研成果，在三江平原開發治理中收到了明顯的效果，為中日開展深度合作提供了可靠的決策依據。在1996-1997年度（第四批）日元貸款中，“黑龍江省三江平原商品糧基地開發計畫”一舉獲得了177.02億日元建設資金。
東北在當年是獲得與日本合作機會比較多的地區，負責項目申報的中方代表也十分感謝八島的努力。對此，八島卻認為“對東北的合作項目實施，跟我的個人感情毫無關係！”
是啊，撇開個人感情不談，單從項目本身來看，當時的檔案顯示：在中日技術合作初期，很多工作都是屬於“開拓性”的！中日政府就合作制定了總原則，而每一個具體項目卻都需要操作人員才能具體落實，在當時，中日雙方在多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正如一位知情人所評價的那樣：“如果沒有八島先生的主動努力和協調，早期的那么多JICA項目能夠順利實施，是難以想像的。”
用心去工作，主動做項目 從1980年中日雙方簽署第一批7個項目3309億日元貸款的政府換文為標誌，日本對華ODA正式開始後的很長一個時期，在中國方面的項目工作人員了解ODA項目操作情況的人並不是很多，尤其是ODA框架下名目繁多的子項目，仔細且複雜的申報內容與管理手續，使很多人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再加上當時的中方幹部十分缺乏國際合作經驗，更談不上主動組織設計和申請項目合作了。再加上JICA的程式管理也在不斷變化中，更讓中方人員頗感吃力。
用心去工作，主動做項目
值得一提的是，在JICA中國事務所20歲的時候，一位亦如當年八島一樣“用心工作”的JICA人完成了一項眾望所歸的工作——《怎樣利用日本技術合作～JICA渠道技術合作套用指南》的中文版和日文版同時完成面世！
負責完成這一“指南”的專家，是中國歸口單位國家科技部邀請JICA派遣的技術合作協調專家岡田實先生。
岡田先生1988年進入JICA工作，曾經在北京大學留學，在日本對華ODA方面，既是執行者、領導者，又是具有專門研究水平的學者，發表了許多有關ODA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專論。2008年，日本僑報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寫的《日中關係與ODA》。如今，他擔任著JICA中國事務所的總務副所長。
岡田先生編撰的“指南”全文由“與JICA合作取得成功的各種事例”、“JICA的組織機構與日本的ODA構造”、“怎樣申請JICA渠道技術合作”三個大部分組成。作為“附錄”的參考資料卷末，還登載了各種項目申請表格、迄今為止的JICA合作事業總結、日本對華經濟合作計畫等。全書128頁，把紛紜複雜、信息豐富、名目繁多的JICA合作內容詳盡地條理化，使人一目了然，讀來通俗易懂，堪稱實惠且實用的JICA工作指南。
2002年11月28日，在JICA事務所成立20周年紀念研討會召開之前，科技部主辦的“中日政府間JICA渠道技術合作項目申報和管理說明會”上，來自國務院各部委及地方政府的150多名與會代表獲得這本“指南”後，贏得了大家的一致稱讚與感謝。
這曾經是八島先生當年的一個願望，是他想做而沒有精力和條件做到的未盡之事。如今，他的繼任者“接力”執棒，也以自己的責任感，“用心工作，主動找活兒乾”出了成績。
再說說JICA的開發調查項目。
很多開發調查項目在前期工作繁瑣，辛苦。尤其是中方，雖然儘量配合，提供資料，投入不少人力物力，最後得到的也就是一本資料，看似頗有些“出力不討好”。幾年過去之後，結果有不少開發調查項目都在後來成為獲得日元貸款、或者無償援助或技術合作項目，資金、器材、人才先後都來了。
可是，這么重要的項目，在當時連JICA也沒有統一的實施細則和標準，這使中日之間操作起來十分不便。對此，八島就主動與中方協商，根據日方的管理現狀和中方的實際情況，擬定了雙方都能夠認同的統一規範標準。並且在此後的JICA業務開展過程中，只要遇到合適的對象，他就主動宣傳推介開發調查的合作信息，由此，實施了一大批開發調查項目，其中有很多項目後來都成了大額日元貸款的基礎準備工作。
“用心工作，主動找活兒乾”落實在具體行動中需要的是真誠和責任心。
在北京的日常生活中，八島發現，儘管當時北京市內的車輛並不是太多，但交通秩序和管理方面的問題苗頭已經初見端倪。他覺得，將來的中國，一定會發展成為一個汽車大國，而提高交通管理方面的科技水平，應該是一項具有前瞻性的當務之急。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看法，其背景基於他在JICA負責研修工作的經歷。他非常了解JICA在世界各國的研修項目實施情況。在菲律賓，JICA執行過一個關於交通管理科學培訓的項目，就與中國的情況很相似。於是，他主動向公安部有關領導介紹這方面的情況，並建議中方就此提出論證申請。
這樣的訊息，對於中國公安部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他們接受了八島的建議後，迅速安排力量落實此項目的申請籌備。承擔具體任務的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學研究所，其前身為1979年由中央批准在北京建立，1984年選址江蘇省無錫市河埒鄉勤新村建立了以“為公安工作服務、為交通管理服務”為宗旨的“公安部城市交通管理科學研究所”。作為交通管理科技領域居主導地位的科技研究機構，也是中國道路交通管理幹部培訓中心。但是，無論是裝備設施還是教學管理經驗，都處於剛剛起步狀態。
1986年8月6日，八島繼男與同事田邊耕治一行2人前往無錫市，專程探訪考察了研究所和培訓中心，詳細了解跟合作相關的信息，並就項目申報給予了具體的指導意見。一年之後，八島離任回到日本之後，他仍然主動與日本警視廳就此保持溝通，從中斡鏇協調，經過反覆磋商論證，終於1988年11月10日，由中國公安部與JICA就“中國道路交通管理幹部培訓中心合作項目”在北京舉行了簽字儀式。1989年1月21日，日本長期專家組協調員高橋公一郎進駐培訓中心辦公，中日合作項目正式進入實施階段；4月25日，第一期崗位培訓班正式開始，時任公安部副部長鬍之光專程親臨現場參加了開班活動。到1992年項目結束，先後有10多名日本專家先後前來培訓中心授課。
如今，這裡作為中國道路交通管理培訓的最高機構，擁有100多名師資力量、1萬多平方米的培訓場所，承辦各類培訓班80餘期，其中出國培訓18期。培訓交警總隊、支隊領導300多名，培訓基層交警5000多名，成為中國公安系統名副其實的人才搖籃。
與此情形類似的項目還有“工廠現代化技術改造項目”開發調查、中日技術合作“上海現代模具技術培訓中心”等，都是八島在離任之後，主動的繼續幫助尋找日方合作夥伴，最終促使項目完善條件後得以順利實施的。
值得一提的還有一處，就是中國現代化企業的人才培養基地和職業企業家的搖籃——“天津企業管理培訓中心”。
該中心位於天津市高科技產業園區水上公園北路16號。作為中日兩國政府間合作項目，它籌建於1983年，中方投資人民幣2100萬元，完成土建工程16090平方米，日方支援近3.3億日元的各種教學設備（與JICA的合作一直延續到1996年還在進行後續合作）。1986年3月15日正式落成，同時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天津市市長李瑞環和原國家經委副主任張彥寧為典禮剪彩。JICA副總裁牟田口道夫出席了典禮儀式。如今，職業培訓、企業諮詢、對外交流、科研信息、學歷教育等五項功能已成為該中心的突出優勢。
而在籌備初期，因為中方缺乏必要的合作條件，一度面臨取消計畫的危險。對此，八島繼男多次前往天津與中方相關機構磋商解決問題的辦法，最後促成中方協調確定了利用手錶廠的建築作為教室、利用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的外賓樓作為日本專家宿舍的方式，才使項目符合條件得以順利實施。
在改革開放初期，培養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企業管理的高層人才，是中國的當務之急。所以該中心從籌備到成立，一直都得到了中央政府高層領導的關懷與支持，朱鎔基、李瑞環、李嵐清、谷牧、王忠禹、張立昌等都曾經親臨中心檢查指導工作。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曾先後三次為該中心題詞，對其寄予厚望。
此外，日本青年海外協力隊（JOCV）來到中國，是八島繼男先生主動開拓工作的又一例證！
JOCV於1965年創立。是一項日本國政府向開發中國家和地區派遣具有一定技術、技能的年輕志願人員的事業，旨在促進其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溝通相互理解。1974年合併成立JICA後，JOCV成為其重要的業務組成部分。但是，直到十年後的1984年，中國都沒有引進此項合作。為此，也是八島先生主動向當時的國家科委國際合作局有關人員介紹推薦了這項計畫。
不久，中方正式致函JICA中國事務所，希望在：
“1985年度，我方擬邀請4名青年海外協力隊員來華，在上海科技幹部培訓中心日語班任日語教員。第一期日語學習班預定1985年3月份開學，學員大部分是將赴日研修的技術人員，為了使教員能夠參加學習班的後半期教學活動，4名隊員能在4～5月份來華最好。是否可能，請予研究答覆為盼！”
此函的日期是：1984年10月25日。
在八島繼男的協調下，國家科委代表中國政府很快就此函內容與日本駐華大使館協商。隨後，按照有關操作程式，正式拉開了JOCV與中國的合作序幕。
1985年10月，日本國駐華大使館和中國國家科委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青年海外協力隊派遣協定》。
1986年12月應中方邀請的第一批4名隊員抵達北京為開端，到2009年10月的20多年裡，先後有714名日本青年隊員被派遣到（除廣東、西藏兩地以外）的中國各地，他們分別在日語教育、醫療、體育、汽車維修、果樹栽培等60多種專業領域，與中國基層人民一起為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無私貢獻自己的才智，履行他們同生活、同思考、同工作的“三同主義”，為增強中日人民的理解和加深友好交流取得了顯著效果。
面向21世紀的青年交流 1983年11月23日至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訪問日本。
面向21世紀的青年交流
在中日首腦會談中，時任首相中曾根提議將中日關係“三原則”擴大為“四原則”，增加了“互相信賴”的原則。24日，兩國領導人一致同意成立“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紀委員會”。
1984年9月10日至12日，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紀委員會在東京正式成立並舉行首次會議。會上，雙方一致同意：儘快在北京建造中日青年交流中心。
1986年3月19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沈覺人、日本國駐華大使中江要介，在北京就日本國政府將向中國政府無償援助建設“中日青年交流中心項目”簽署了第一筆2.81億日元贈款協定。隨後，1986年10月29日中日雙方簽署了第二筆19.61億日元贈款協定。當年11月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和前來中國訪問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北京東部的亮馬河荒地上揮鍬鏟土，為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奠基。
在此之後，中日雙方先後於1987年6月26日簽署了第三筆30.45億日元、1988年9月12日簽署了第四筆51.04億日元贈款協定，至此，四次總計提供無償援助103.91億日元贈款手續方告全部辦理完畢。
所以羅列其中煩瑣的過程，是因為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日資金合作項目操作本身勞動的複雜性。幾乎所有的項目，中日雙方許多相關的工作人員之間，都要來回反覆地談判、爭論、磋商、溝通、協調等等。外人可能只看見熱鬧的儀式，壯觀的結果，至於中日兩國的具體經辦人員所承擔的工作之繁重與複雜，卻是外人難以想像的。
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占地5.5萬平方米，建築面積8萬多平方米的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二十一世紀飯店），其主體建築仍然是亮馬河地區亮麗的風景，其內設的網球場、游泳館等附屬設施先進，功能齊全，堪成現代化的大型國際文化交流設施。而且，二十多年裡，以此為據點，舉行過若干次中日交流活動，在溝通中日人民相互理解、促進交流與合作方面功績顯著。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直至今日，中日合作中一直也因為各種“差異”導致這樣和那樣的問題，雙方的想法總會有所不同，問題的關鍵，是需要有一個互相理解的協調人。面對自己的上司和國家的原則與利益，面對合作方的實際需要，八島繼男先生無疑是一位優秀的協調人！
“西瓜革命”的舞台 1985年前後的“菜籃子”，曾經是中國政府和老百姓最關心的熱點問題之一。為了能夠滿足蔬菜瓜果的市場供給，以北京市農林科學院為首的中方特別希望以中日技術合作的形式，引進建立蔬菜作物“種子庫”。而日本方面則計畫以無償資金合作援建的方式，支持中方建設蔬菜栽培的設施。雙方都有各自的考慮，溝通出現了問題，談判陷入了僵局。
“西瓜革命”的舞台
在此情況下，八島先生積極斡鏇，創造性地提出了新的“北京蔬菜中心專項合作計畫”，把中日雙方想法和諧地融合在一起，使合作項目得以繼續。
正是這個撮合，成就了後來中日技術合作史上的一段佳話。
藉助JICA援建的北京蔬菜研究中心這個舞台，日本種子專家森田欣一先生開始了與中方進行一系列合作。
當時，北京地區的西瓜種植主要是以傳統常規品種為主，新品種因嚴重混雜而退化、消失。1982年，北京市農林科學院蔬菜研究中心成立，遂即開展對早熟、優質、豐產、抗病為目標的西瓜雜交新品種的選育工作，並聘請日本千葉縣育種專家森田欣一，幫助引進先進栽培技術、相配套的設備器材和種質資源。
森田為培育新一代西瓜，無償提供了很多西瓜種植技術資料。為加快育種周期，除每年對蔬菜進行一次雜交育種外，他還回到日本，進行第二次育種。在森田指導下，經過蔬菜研究中心人員的努力，終於培育出具有甜度高、口感好、高產、穩產、品質優良等突出優點，適合北京地區種植的優質西瓜。
為了紀念這一合作成果，中方以森田先生的名字“欣一”的“欣”與北京的“京”為該西瓜品種命名為“京欣一號”作為紀念。
後來，在北京地區的西瓜評比會，評審按形體、甜度、肉質等多項技術指標打分。京欣一號糖度值達14度，遠遠超過其它品種。蔬菜研究中心把“京欣一號”的父本和母本以及栽培技術傳給北京郊縣的瓜農，從此“京欣”西瓜在北京大面積推廣，農民致富，還派生出紅紅火火的“西瓜節”來。
“京欣一號”的嫁接育苗與大棚栽培等一系列早熟栽培技術的運用，標誌著我國西瓜史上的一次飛躍，成為引進國外智力的一大成果。
從1990年以來，“京欣一號”一直占據北京西瓜生產面積的85%以上。一個品種生產一般3到5年就要退化，而“京欣一號”至今已有20餘年，可謂經久不衰。原因就是它既適合露地，也適合棚栽，同時在南方低溫陰雨天氣下，表現出了較強的適應性。在至今推廣的近20年中，儘管氣候多變，其畝產量均一直保持在3000—4000公斤，使西瓜產量提高了45%。每年創造經濟產值數億元人民幣，可謂是一本萬利。
除了“京欣一號”西瓜之外，森田欣一先生還同北京蔬菜研究中心一起，共同培育了“北森二號”、“北森四號”等網紋甜瓜品種，為中國的消費者培育出了多個種高品質優良水果。森田先生還同中方共同開發出一整套西瓜栽培綜合技術措施，在北京郊區示範後確認每畝可增產30%左右，後來向全國推廣。
後來，森田欣一被中國政府授予“友誼獎”以示褒揚。2009年，中國國家外國專家局舉辦評選《新中國60年最有影響的海外專家》活動時，森田欣一也名列其中。
當然，這些後話，八島先生並不十分清楚。
在八島的任期內，恰好是日本對華ODA實施剛開始不久的“磨合期”，出現各種“問題”的確難以避免。給中日雙方當事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殘疾人康復中心”、“專利技術檢索教育系統開發”、“上海水產加工技術開發中心”、“有色金屬礦業實驗中心”等項目，一度都出現過中日雙方各執己見的局面，每當這個時候，“八島先生總是能夠在出現問題時，站在中間的立場上，照顧到中日雙方的願望，想方設法從中化解了矛盾，讓中日合作的車輪向前推進。”
這些，來源於一份中方檔案中對八島當時工作的評價。
趕上中日關係“蜜月期”是我的幸運 20世紀80年代，被認為是中日關係史上的“蜜月期”。
趕上中日關係“蜜月期”是我的幸運
中日之間高層往來不斷，多層次交流頻繁，合作項目迭出，當時的大好局面，很是讓今天的人們所懷念和感嘆。其中，日本對華ODA作為日中關係中對華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
為表示對華友好和發展的支持，大平正芳內閣曾為援建中日友好醫院無償提供了164.3億日元的器材設備；中曾根康弘內閣曾為援建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無償提供了103.91億日元的器材設備；竹下登內閣為援建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和敦煌石窟文化保護展覽中心，分別無償提供了104.99億日元和10.47億日元的器材。而以這“首相項目”為代表的對華ODA重點項目的實施，都凝聚了包括八島繼男在內的中日工作人員的心血與汗水。八島繼男說，“趕上了這樣的一個歷史時期。”
八島繼男是趕上了這樣的十分忙碌的歷史時期。
在八島任期內，責任最重大、投入心血最多的，當屬“首相項目”。
中日友好醫院建設項目——這也是日本對華ODA中實施最早、金額最大、項目影響最廣泛也最具代表性的無償援助重點項目。建設期間，除了要協調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意見，還要協調國家科委和衛生部之間的意見。因為這些協調，又多爭取到了一項多達5億日元的計畫外“小循環設備”項目。
20多歲的中日友好醫院 如今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的知名度和社會影響都是名列前茅的。
20多歲的中日友好醫院
中日友好醫院在中日ODA合作和JICA項目中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位於北京市朝陽區櫻花東路的衛生部中日友好醫院，是時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內閣以無償援助164.3億日元，由中日兩國政府合作建設完成的。如今，它是直屬於中國衛生部領導的國立大型綜合性三級甲等醫院。
中日友好醫院1984年10月23日開院至今，建築面積18餘萬平方米（含在建面積），現編制床位1500張(含在建床位)，設有58個臨床、醫技科室，附設中日友好臨床醫學研究所及培訓中心。醫院日門診、急診量3000餘人次，年住院人數2萬餘人次。醫院以中西醫結合為特色，以疑難疾病、危急重症診治為重點，集醫療、教學、科研、康復和預防保健等多項功能為一體，同時承擔中央保健醫療康復任務以及100多個國家、地區的涉外醫療任務。
全國“百佳”醫院、北京市“十佳”醫院是中日友好醫院的榮譽之一。2001年又被列為中央保健基地醫院。同時還是北京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等臨床醫學院。醫院擁有一大批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和優秀的中青年醫務工作者，現有副高級技術職稱以上人員近600人，碩士研究生學歷以上人員近700人。醫院承擔著200餘項國家級、省部級科研課題，曾獲國家級、省部級科技進步獎等多項獎勵。目前，有博士研究生導師和碩士研究生導師200餘人，先後培養了幾千名博士和碩士研究生。
建院以來，中日友好醫院還是全國醫療行業對外交流的視窗，曾被外國人在北京協會評為“外國人在京就醫國有醫院滿意率第一單位”，並與日本、美國、法國、韓國等許多國家的大學、科研單位和醫療機構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現已聘請了國外82位醫學及管理專家作為醫院的名譽教授，同時有近30位醫學教授和管理專家被聘為國外知名大學的名譽教授或客座教授，並先後成功舉辦了60餘次400人以上的國際學術會議。
作為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的象徵，中日友好醫院受到各國政府和民間友好人士的廣泛關注。醫院多次接待日本國政府領導人的參觀訪問，接待世界各國要人的參觀考察。以醫院為平台組建的中日醫學科學技術交流協會，組織中日雙方常年開展著各種交流活動。
2003年，在抗擊SARS鬥爭中被指定為SARS防治專病醫院；2008北京奧運會作為定點醫院，是唯一收治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和中高級官員等的定點醫院，同時還承擔了國家體育館（“鳥巢”）的奧運醫療保障任務。
除了一流的基礎設施、器材設備等“硬體”建設外，中日醫院從建院開始，就從未停止地一直執行著JICA渠道的多項技術合作項目。
有數以百計的從日本派遣來醫院從事項目合作的長期專家、短期專家以及前來交流訪問專家學者。他們為中日友好醫院的建設與發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也促進了中日醫學事業的交流與合作。
人們至今不會忘記原日本千葉大學校長、著名病理學專家井出源四郎教授，他在1981年就作為JICA專家、出任中日友好醫院實施協定調查團團長，在中國調查期間，就此項目前期籌備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前後，他多次往返中日之間開展各種交流活動，他不僅促成了日中醫學協會與中國方面的多項交流，還多次訪問湖南大學，並使之與千葉大學在內的多所日本大學建立了合作關係。
1986年作為JICA專家來中日友好醫院工作的喜多悅子女士，是日本紅十字會九州國際看護大學的教授、校長（2005年至今）。她不僅是臨床檢查和小兒科方面的專家，還是一位出色的社會活動家。20世紀80年代，喜多就參與WHO的很多救援活動，後來擔任了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協會的顧問。喜多女士因為熱心公共醫療福利事業受到國際好評，並且多次受到國內外的獎勵，她至今仍然關注著中日友好醫院的發展。
還有為數眾多的專家、醫生、護士、日本青年協力隊員，都先後在中日友好醫院留下辛勞的足跡，為中日友好醫療交流貢獻過力量。
還有從中國派遣到日本各醫療機構進行研修的人員。通過JICA渠道向日本派遣研修生，作為中日兩國間長期開展的一項科技合作項目，日方為中國設定了理工農醫類120多個研修項目，並為研修生免費提供國際往返旅費、在日食宿交通和醫療保險等，有效提高了中國青年科技人員的業務素質。
中日友好醫院是最典型的受益者。到2006年，全醫院有228人次作為JICA研修生赴日本學習，占JICA醫學研修生總數的近1/3。
據有關資料統計，從1979年到2006年，中國各地已有800餘名醫務人員參加了赴日研修。目前，JICA醫學研修生歸國人員分散在中國多個省、市、自治區，領域涉及臨床內科、外科、藥學、護理、檢驗等多個專業。眾多研修學員學成歸國，在其工作崗位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績，成為所在醫院的學科帶頭人或業務骨幹。為促進JICA赴日研修項目更好的開展，發揮JICA醫學研修歸國人員的積極作用，JICA醫學研修生歸國人員同學會就設在中日友好醫院內。
2004年10月23日，中日友好醫院建院20周年紀念大會上，JICA的嘉賓致辭中的一段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
“以人來說，20歲已是成人了，具有了自我意識和責任感，是面向未來重新開始的年齡。迎來建院20周年這一重要年頭，今後中日友好醫院被賦予的作用也將越來越大。作為JICA中國事務所，我們也將珍視一直以來所培養的友好關係，繼續開展合作工作。”
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 八島趕上的第二個“首相項目”是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項目建設。
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
1987年5月，八島繼男結束了在中國事務所的5年任期回到日本後，他先是在JICA研修事業部出任副部長，1990年又出任JICA大阪培訓中心所長。離任之前，他與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就實施“青年邀請計畫”達成一致。在負責研修期間，促成了“中國農村培訓”、“技術貿易培訓”及在北九州國際中心開展的“日語培訓”等重點項目，為中方培養了一批急需的業務骨幹。
1992年12月，八島繼男在JICA退休。
退休後的八島繼男幾乎沒有休息，於退休當月又被聘請出任建設中的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的日本專家組長。
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是1988年9月日本首相竹下登八月來華時，與中國前總理李鵬商定的，為紀念中日友好條約簽訂10周年，日本政府決定提供一筆贈款，援助中國的環境保護項目。為此，中日雙方的工作機構開始了長達4年的籌備磋商工作。終於，到1992年5月8日，日本原首相竹下登、駐華大使橋本恕與中方吳學謙副總理、雷潔瓊副委員長、環保局長曲格平及多個部委的領導，共同舉行了項目奠基典禮。
按照該中心10周年慶典工作總結時的劃分方法，從1990年到1995年，主要是無償資金合作階段，其中，1992年到1995年也是專項技術合作的第一階段。在此期間，日方援助的器材交接，設備安裝調試，根據後續項目實際需要選派日本長期專家和短期專家來華工作，選派中方研修人員赴日本進修，等等，全部都是為第二、第三階段專項技術合作項目打基礎的重要時期。雖說八島先生有過在北京工作五年的經歷，對北京各個部門都輕車熟路，但大量繁雜的具體的工作一旦操作起來，並不是一樁輕鬆的差事。
八島以他的責任心和實際行動出色的完成了第一任專家組長的任務。
在此期間，他在中國前後工作7年多的貢獻被中國各方面充分肯定。除了一系列ODA重量級大型項目外，由八島負責實施的專項技術合作及無償資金合作超過20項；負責實施的開發調查超過20多項，其中不少成為後來日元貸款重點項目的決策依據。還有部分後續項目的前期籌備，在JICA中國業務中都具有一定影響。
1992年，八島繼男獲得了第一屆“中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該獎項是中國國家最高等級的五大獎項之一；
1994年又被中國國家外國專家局授予“友誼獎”——這是中國政府授予外國人的最高獎勵！
此外，八島繼男在中國工作期間，還先後有中國醫學科學院、首都醫院、黑龍江省科委、中國醫科大學、上海第二醫科大學、中日友好醫院（五周年紀念）等機構，以感謝狀和獎狀的形式，對其工作業績表示肯定。
1996年5月5日，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舉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禮。參加典禮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有：王丙乾、王光英、程思遠、布赫，國務委員宋健，全國政協副主席吳學謙，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副委員長黃華，日本國前內閣總理大臣竹下登先生、日本國駐中國大使佐藤嘉恭先生等中日雙方貴賓和代表等。儀式上其中個議程是中心的籌備領導小組副組長、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曲格平先生代表領導小組宣讀決定：通令表彰中心籌建辦公室和日本國際善鄰協會等18個做出重大貢獻的單位。此時，八島先生已於1995年8月從中日環境保護中心JICA專家組長的職位上離任回到日本，擔任著日本國際善鄰協會理事和環境推進中心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