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簡介
1924年，孫中山先生親手將廣州地區實行近代高等教育模式的多所學校整合創立國立廣東大學，並親筆題寫校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篤行”。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學校於1926年定名為國立中山大學。
西遷辦學
抗日戰爭期間，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名校在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故事家喻戶曉。但你可曾知道，幾乎同一時期，中山大學四千師生也從廣州一路西遷，從1939年3月到1940年8月，終於在雲南澄江複課，留下了一段艱苦卓絕又可歌可泣的佳話。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當年8月起，日軍開始長期轟炸廣州，中山大學也未能幸免於難，部分校舍被炸毀，死傷多人。1938年10月中旬，日軍鐵蹄侵犯華南，廣東當局紛紛撤離廣州，中山大學奉命遷校。
此次搬遷，路途遙遠，而且正值戰亂，行程十分艱苦。學校師生大部分經廣西鎮南關到達越南河內，乘滇越鐵路火車到達昆明，然後再轉澄江；還有一部分從廣西轉昆明，再到澄江，或從百色、香港方向到昆明再轉澄江，迢迢遠途，經歷了幾千里的長征。
中大為何選擇了西距廣州1000多公里之外的澄江？據中大校史記載，中大師生其實最初遷到廣東西部的羅定，但敵機不斷襲擾，各方情報隔絕，人心浮動。不得已一個月後擬改遷位於廣西南部的龍州，最後又由中大原法學院院長鄧孝慈和同樣在法學院的雲南澄江人吳信達商量，將中大師生遷往地處大後方的雲南澄江。
澄江在雲南中部，素稱魚米之鄉，離昆明60餘公里，交通便利。當地府廟、古建築眾多，壩區村寨密集，中大遷來後，主要利用這些建築以及自蓋簡易房屋作校舍。學校因陋就簡，利用土坯或者木柱做成桌腳、凳腳、床腳，再鋪上木板，就能解決床、凳子和桌子缺少的困難。由於教室設在寺廟內，而廟中塑有菩薩，學校就用籬笆、舊布把神殿間隔開來。正是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中，中山大學仍一如既往地堅持辦學。
西遷情況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前夕，中大奉命搬遷。時間倉促，校址未定，10月中旬遷廣東羅定，11月中改往廣西龍州。時任中山大學校長的鄒魯與原法學院院長鄧孝慈商定後，決定改遷雲南瀓江（今作澄江）。澄江距昆明僅56公里，交通尚屬便利。各路師生聞命，以雲南昆明為行進目標。從羅定出發溯西江而上且已到廣西龍州的大部分師生，由鎮南關（今友誼關）到越南同登，轉河內，再乘滇越鐵路火車至昆明。另一小部分學生進入廣西柳州之後，步行至貴陽轉至。同時還有少數學生由廣西百色步行入雲南，經開遠到昆明。坪石的學生，則經衡陽步行到貴陽轉至。由香港動身的師生，乘海輪到越南海防登入，經河內轉達昆明。當時參與運送圖書的杜正權先生繪製一幅行程圖，有《西行志序》記述相關流離的情形：“使命：護送圖書、脫離險境，由廣州運至雲南澄江。行期：自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零時三十分至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凡一百一十五天。行程：經過廣東、廣西、雲南、香港、安南，停留十八站，凡一萬一千九百七十餘里。行侶：離廣州時，同行者中大圖書館同仁及眷屬四十三人，中途離隊者十四人，受重傷者一人，到達目的地時僅二十七人。交通：步行、滑竿、騎馬、公共汽車、自用汽車、貨車、火車、木船、太古船、郵船、飛機。飲食：餐風、乾糧、麵攤、粉館、茶樓、酒店、中菜、西餐、甜酸苦辣。起居：宿雨、泥屋、古廟、民房、學校、衙門、客錢、旅店、地鋪、帆布床、木床、鐵床、鋼床、頭二三四等大艙、天堂地獄。”全校師生員工從1938年10月20日至1939年2月下旬，輾轉到達澄江的各院系共到教職員工245人（校本部人員未計在內），學生1736人。各院系安置之後，3月1日開學。之後，又相繼從其他學校轉入學生。
規模
據校史記載，當時中大在澄江設有文學院、醫學院、農學院、工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師範學院、研究院共8個學院30餘個系。
中大遷移澄江之後，各學院院址分散，主要利用廟宇等公共建築。文學院在在城內的文廟、鳳麓國小、玉光樓及觀音閣等5處，城外在斗母閣與翠竹庵。法學院設在澂江縣屬第二區和備樂村，共用廟宇十間。理學院分散在東浦鄉、大仁莊、東山村、東龍潭等9處。工學院在澄江城外金蓮鄉、梅玉村、中所鄉、計院舍9處，另租民房作為教授及女生宿舍。農學院在魯溪鄉玉皇閣、吉里村關聖宮、洋潦營村下寺、關聖宮、上寺、魯溪營下寺，洋潦營風台寺等處。醫學院在小西城關聖宮、三教寺、縣城南門處火龍廟，縣城南門樓，小里村下寺，城內玉光樓、城西土主廟。師範學院在城內玉皇閣、建設局、極樂寺及北門外五靈廟。工學院在澄江城外的金蓮鄉、梅玉村、中所鄉、計院舍9處。
回遷廣東
與當時不少遷移西南地區的學校不同，中山大學不待抗戰結束，在澄江辦學年余就回遷到廣東的粵北。這其中有特殊的原因。據校史記載，1940年春，教育部長、CC頭子陳立夫到瀓江中大視察，找了CC派一些教授、學生去昆明策劃“倒鄒”（鄒魯）運動。中共地下組織權衡之後支持地方實力派，由“青年生活社”負責人羅培元、李文浩等組織，與CC派學生進行鬥爭。較量結果還是鄒魯的親信、代理人肖冠英被迫辭職。在重慶患病的校長鄒魯也於1940年4月向教育部辭去校長職務。中大校長一職很快轉為陳立夫與朱家驊之間的明爭暗鬥。中大師生以保持中大學術自由的傳統，反對政治色彩濃厚之人出任校長。陳、朱爭持不下，教育部任命許崇清為代理校長。此時，在韶關為臨時省會的廣東當局認為廣東局勢已較穩定，本省及湖南、江西等鄰省學生入大學困難，提議中大遷回粵北。國民黨元老派、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均支持中大遷回。1940年8月，許崇清親自主持學校搬遷，分駐於韶關、梅縣和砰石等地。
辦學艱辛
中大學生大多為廣東籍或華僑。遷校窮鄉僻壤的澄江，對於原來在廣州的生活，可謂天壤之別。廣州陷落後，不少學生家產盪毀，經多方籌措，始能來澄江就讀，而依靠少量戰時學生貸金度日，困苦可想而知。戰時物價高，特別是米價，經常威脅著師生員工生活。國難期間的異地辦學，受到圖書資料、儀器設備等條件限制，開展教學與科研活動甚為困難。廣大師生體念時艱，盡力利用當地條件，因陋就簡。當時報告記載：“各教室所用桌椅，均以木作柱，其上橫直一板為台，以土磚作基，其上橫置一板即為凳。每桌四尺，按教室的大小而定。宿舍內床鋪均用木製轆架床，自修時轉用他面。”這組照片有一張劉維屏與學友的室內小影，正是學習條件艱苦的寫實。
影響
一直安靜生活著的澄江，因為中山大學師生帶來的文化之風而熱鬧一時。學生文化生活頗為活躍，各年級有集會，還組織許多社團，有“民風劇團”“粵聲音樂社”“青年生活社”“政治學會”等。這些社團常於假時或星期天，組織同學從事抗戰宣傳、兵役宣傳、寒衣募捐、節約儲蓄、勞軍義賣、衛生防疫等活動。其中以“青年生活社”影響最大。歌詠隊聘請師範學院音樂教授馬思聰為指導，教唱《戰歌》《戰士們沖啊》《讓我們》《八一紀念歌》等歌曲。戲劇組先後編排演出了《紙老虎》《張家店》《林中口哨》《日出》《流寇隊長》《北京人》《欽差大臣》《原野》等劇目。此外，還不時舉行球賽、聯歡晚會和短途旅行等活動。1939年夏，“青年生活社”在撫仙湖畔組織了中大同學夏令營活動，游泳、爬山、演講，豐富多彩。學生嶺間林地野炊的一組照片，鍋台用幾塊石頭隨意壘就，鍋上冒著熱氣。學友閒聊之時，不失笑意，可見那時艱苦歲月卻不改生活的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