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

中國近代商品經濟發展,從而逐漸瓦解自然經濟的過程。 鴉片戰爭前,國內棉花已有不小的商品市場,亦有相當數量的印度棉花自廣州進口。 鴉片戰爭前中國某些農副產品的商品化已有一定的發展。

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

正文

中國近代商品經濟發展,從而逐漸瓦解自然經濟的過程。
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已有相當發展,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占主要地位。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對促使中國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分離,對提高農產品的商品率,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中國自然經濟逐步加深分解,但始終有很大的局限性。
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分離 在中國小農經濟家庭內部,農業與手工業以及手工業各生產工序長期緊密結合著。鴉片戰爭前,在農民家庭手工業中,棉紡織業占最主要的地位。中國的小農經濟是由植棉與紡紗即“棉與紡”的結合,紡紗與織布即“紡與織”的結合,以及農耕與紡織即“耕與織”的結合構成的,而這三者的分解,就反映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鴉片戰爭前,國內棉花已有不小的商品市場,亦有相當數量的印度棉花自廣州進口。除棉絮等其他用途外,在福建、廣東、四川和雲南等地出現了部分非植棉紡織戶,他們購商品棉紡紗織布。這表明“棉與紡”已部分分離,但在全國棉紡織農戶中,僅占少數。棉紗的商品量極低,“紡與織”幾乎全盤聯結在小農家內的生產過程中。鴉片戰爭後,特別自19世紀60年代開始,由於洋紗洋布的進口,逐漸破壞了這種結合。但在1894年甲午戰爭以前,還只是一個序幕。據估計,洋紗(包括少量國內產機紗)在1894年只占全國土布用紗總量的1/4,這些洋紗又集中行銷在福建、廣東等地,在植棉紡織區銷售極少。這些非植棉紡織戶原來在“棉與紡”上已經分離,現在“紡與織”的分離,只是以商品紗來替代商品棉。至於進口洋布(包括少量國內產機布)數量,估計僅占國內棉布消費總量的 1/7,並主銷城鎮,只是擠代了土布的部分商品布,一般尚未觸動農家自給布。所以對分解農村自然經濟的意義不大。
從1894年甲午戰爭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進口洋紗數量大增,同時,國內機器紡織業有了初步發展。這一方面把棉區棉花大批吸納上市,有利於割斷“棉與紡”的結合。另一方面,洋(機)紗楔入到小農棉紡織業主要陣地即植棉紡織戶中,使土紗的生產迅速沒落。估計到1913年,洋(機)紗已占土布用紗總量的70%強。這就在頗大程度上造成“紡與織”的分離,同時也造成“棉與紡”的分離。這時洋(機)布也已大量銷往農村。估計1913年,國內棉布消費總量中洋(機)布約占1/3強。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兩年,洋紗布進口銳減,農村土紗土布生產暫時回升,紗布生產的自給性重新抬頭。但1921年以後,國內機器棉紡織業(包括日本、英國在華紗廠)有了發展,其產品已代替進口洋紗布成為排擠農村土紗布的主力,再加上城鎮上發展了手工布廠生產的改良土布,這就不僅排擠了農村生產的商品土布,也排擠著自給土布的生產。估計在抗日戰爭前的1936年,農村土布總產量較1840年削減了四成多,已占不到國內棉布總消費量的一半(這期間棉布總消費量有所增長)。而在這剩餘的土布生產中,使用機紗量達3/4以上,土紗量已不及1/4。這說明,已有相當多的農戶放棄了棉紡織業,因而不僅是“紡與織”,在“耕與織”的結合上也已有頗大一部分分離了。不過,原來中國農村生產的土布中約有半數是商品布,這時土布生產的大量削減,主要仍是壓縮了商品土布,自給土布減少數量並不很大;殘餘的土紗生產也集中保留在植棉紡織戶的自給布生產中。從這方面說,小農經濟的自給性生產還是很頑強的,三個結合的分離都還很不徹底,並且三個結合的狀況在抗日戰爭時期又有些回復。
農產品的商品化 鴉片戰爭前中國某些農副產品的商品化已有一定的發展。鴉片戰爭後農產品商品化的加速主要是由對外貿易的擴大引起的。中國出口以農產加工品為主,茶和絲占一半以上。1894年較1840年,茶出口量增加3.3倍,絲增加8.2倍,按價值計共增5600餘萬兩。而內銷市場增長不大,但因廠絲出口,出現繭市場,蠶繭商品化。基本上內銷的棉花,受進口紗布壓力,商品量增長有限。這期間又受鴉片進口的刺激,突出地發展了罌粟生產,市場價值估計超過9000萬兩,但純屬破壞性商品生產。
甲午戰爭後,農產品的商品化繼續發展。1894~1919年間,出口貿易總值增長近四倍,但商品結構發生了變化。茶出口衰退,絲亦不振,而新發展起來大豆、豆餅和其他油料作物,以及蛋類、禽畜類等產品出口。這期間,國內市場發展頗快,棉花、蠶繭、菸葉等商品量增長迅速,這主要是國內工業發展的結果。這種情況,加以城市的發展,使得糧食的商品率有了提高,估計1894年為16%,1919年增為22%。但從1919年到抗日戰爭前,出口值沒有明顯增長,按金價計卻一直是下跌的,絲茶老產品出口更大為衰落,僅有桐油、豬鬃、花生等出口有一定發展,其他農產品在國內外市場都不景氣。在這期間,中國農村經歷了世界經濟危機和國內農村經濟危機的雙重襲擊。中國農產品商品化的進程到30年代反而減慢下來。抗日戰爭時期,交通阻塞,通貨膨脹,許多地方的農村又有返回自然經濟的傾向。
總的來看,在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體制下,農民首先要解決的是衣食的自給問題,有限的耕地主要為糧食以及棉花占據著,經濟作物的發展受到了抑制。而小農經濟產品的出口在國際市場競爭的壓力下處於不利的地位;在國內市場又備受城鄉剝削階級的盤剝。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市場結構,加劇城鄉矛盾,阻礙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儘管農民依賴市場的程度日深,而農村購買力枯竭,廣大小農極端貧困,只能勉強維持自給。所以就農產品商品化來看,自然經濟的解體也很不充分,這亦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發展的一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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