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禪[佛教]](/img/f/f9a/nBnauM3X2AjN0ITM3kzNwEzN5QTMyUDM3QjM0QTNwAzMxAzL5czL0E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中國禪[佛教]")
歷史
中國禪的產生與發展，完全是印度佛教東傳之後，逐漸地與中國本土文化相適應、相結合的產物。既有僧肇的造論，也有道生的說法，他們這些東土大德對佛法的弘揚，就為中國禪宗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到了齊梁之間，寶志禪師的《大乘贊》，就頗近後世禪門的頓教思想，善會的禪修則已開啟了“中國禪”之先河（詳香港《內明》298期之拙文）。只緣東土有此大乘氣象，以故達摩祖師的東渡，方才找到了其禪法順利弘傳的緣（條件）。也由於中國早期就具備了禪法弘傳的基礎，故六祖以後的禪法必然朝著單刀直入、當下即得的道路發展。這一發展方向雖然曾一度發展到了“呵佛罵祖”的境地，但畢竟只是在破斥學人的情識上的我執與法執上作功夫，而作為真正永恆的佛法是罵也罵不掉的，而真正的覺者也是罵不到的。所謂“丹霞燒木佛，院主落鬚眉”，其緣由就在這裡。假如像胡適先生所說的那樣，禪家不做禪定修持，不對人生的終極目標作追求，那自然也就找不到自身的歸宿（即雲門和尚所說的“臘月三十日”）。而作為心性解脫的禪宗也將會從佛教的軌道上顛覆，從而轉化到純學術的方向上去了。
佛教最具中國特色者是禪宗，也就是由於禪法在不違背佛教的根本教義的前提下，又能充分注意與東土的中國文化相融合，使之徹底地“中國化”，而又不脫離佛教的基本軌則。倘若離開了這樣一個基本原則，也就無從談“中國禪”了，更無從談中國的佛教了。
定義
來源
佛陀談經三百餘會，說法四十九年，三藏十二部經典浩瀚無涯，可是，這些無數的文字般若，與禪宗的起源並沒有直接的關係。相傳有一天，佛陀在靈山會上，登座拈起一朵花展示大眾，當時眾人都不明所以，只有大迦葉微笑了一下，佛陀當時就說：‘吾有正法眼藏，涅盤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摩訶迦葉。’佛陀於是將法門付囑大迦葉，禪宗就這樣開始傳承下來。
可是禪宗在印度逐漸沒了市場。印度禪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隻身逃離，坐上商船漂泊到廣州。輾轉來到中嶽嵩山。
形成
神光慧可，河南人，少年精通世學，壯年在龍門香山出家，後入嵩山少林寺，拜謁達摩，要求開示，並請為入室弟子，達摩不準許，神光遂在門外佇候。時值風雪漫天，過了很久，雪深及腰。達摩見他確實真誠求法，允許入內。並問他：“汝究竟來此所求何事？”
神光答道：“弟子心未安，乞師安心。”
達摩喝道：“將心拿來，吾為汝安！”
神光愕然地說：“覓心了不可得！”
達摩這時居然說道： “吾與汝安心竟！”
神光慧可豁然大悟。煩惱本空，罪業無體，識心寂滅，無妄想動念處，是即正覺，就是佛道。若能會心，佛性當下開顯。
我們一般稱 達摩為中國禪宗始祖，而慧可就是二祖。
後來慧可傳三租僧璨，僧璨傳四祖道信，道信傳五祖弘忍。
神秀博通三藏，為五祖弘忍座下的大弟子，講經說法，教化四方，當時的人，莫不以其為五祖的傳人。這時卻從南方來了一個惠能，根性甚利，雖處南蠻猶獦獠之地，求法熱忱，並不落人之後。
當他見到五祖時，五祖曾試探他說：“南方人沒有佛性。”
當時惠能答道：“人有南北，佛性豈有南北？”
五祖經他這一反駁，知道這人是頓根種姓，非常人所及。為了考驗他的心志，就要他到柴房舂米，暫避眾人耳目。
後來，五祖令眾人各舉一偈，以為傳法的依據，若是見性，即得衣缽，成為五祖傳人。這時大眾都以為衣缽非神秀莫屬，所以沒有人敢與他競爭。
當時，神秀日夜思量，終於提出一偈：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這一偈子，五祖認為雖然不錯，但卻仍未能見性。所以衣缽沒有傳給他。
惠能在柴房裡得悉此事，心想我也來呈一偈如何？遂央人替他把偈語題在牆上。這偈語是這樣的：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五祖見了，知道惠能已經見性。為恐其招忌，乃著人將偈拭去。然後到柴房敲門。問道：“米熟了沒有？”
惠能答曰：“早就熟了，只等著篩耳。”
五祖遂又在門上敲了三下，惠能會意，乃在半夜三更，到五祖座下，請他開示。
五祖傳授他《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時，惠能頓然大悟。五祖遂將衣缽傳他，並命他南行，以待時機。
五祖送到江邊說：“我操船送你。”
惠能說：“迷時師度，悟時自度。”遂自行到南方弘化，終成為震爍古今的禪宗六祖。
內容
禪是修行的一種方式。
禪修的目的是修心，禪修的過程也是修心。
中國禪宣揚眾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
中國禪屬於漢傳佛教，大乘佛教，認為當世可成佛。
中國禪講究主觀能動性，由我不由師。
中國禪不觀想佛像，不專研經律論，不做法事沒有儀軌。
眾評
胡適曾說：“中國禪並不來自於印度的瑜珈或禪那，相反的，卻是對瑜珈或禪那的一種革命。
”鈴木大拙曾說：“像如今我們所謂的禪，在印度是沒有的。”他認為中國人把禪解作頓悟，是一種創見，也足證中國人不願囫圇吞棗似的吸收印度佛學，他說：“中國人的那種富有實踐精神的想像力，創造了禪，使他們在宗教的情感上得到了最大的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