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河南大饑荒

有一天晚上，當我們住在一個軍司令部的時候，一群中年人來訪問我們，說他們代表著當地社會。 這時，一直在旁聽他們談話的指揮官勃然大怒，這位指揮官級別不低，是位將軍。 後來的事實說明，一旦政府採取有效措施，災民的死亡便迅速減少。

　從1941年開始，地處中原的河南就開始出現旱情，收成大減，有些地方甚至已經“絕收”，農民開始吃草根、樹皮。到1942年，持續一年的旱情更加嚴重，這時草根幾乎被挖完，樹皮幾乎被剝光，災民開始大量死亡，在許多地方出現了“人相食”的慘狀，一開始還是只吃死屍，後來殺食活人也屢見不鮮。然而，國民政府對此似乎了解無多，不僅沒有賑濟舉措，賦稅還照征不減。
1943年災區氣候依然乾旱，災情進一步惡化。這時，災區的情況開始外傳，2月初重慶版《大公報》刊登了該報記者從河南災區發回的關於大饑荒的報導，卻遭到國民政府有關部門當即勒令停刊三天的嚴厲處罰。訊息傳來，駐重慶的外國記者一片譁然，白修德決定親赴災區一探虛實。月底，經過有關部門批准，白修德來到河南災區。雖然已經有所耳聞，但親眼看到災區的情況他還是深受震動。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屍體隨處可見，到處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屍。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從沙土堆中扒出屍體來啃的照片。在當地傳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訪了許多村莊，訪問了許多災民。從災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鮮見，問題只在於是吃死人還是吃活人，不少災民都聲辯自己只吃死屍，沒有吃過活人。一個父親被控把自己的兩個孩子殺掉吃了，這位父親辯解說是在孩子死後才吃的。還有一個農民被控殺掉別人送給他的八歲兒童，因為在他家屋旁的大罈子里發現了小孩的骨頭。這位農民也辯白說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寫道：“我們在這個村子裡只待了兩個小時，無法判斷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說謊，所以我們又繼續策馬前進。”
最初的震驚之後，白修德開始從技術上入手蒐集最低的統計數字，每天都和農民及低級官員交談，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發現，軍隊徵收的軍糧往往高於全年的收成，農民還要向地方政府官員納稅，貪污腐敗比比皆是：
收稅時實際上的野蠻和侮辱是傷心慘目的，但和收稅同時進行的貪污更壞。徵收穀物的軍官和當地官員認為抽稅是他們薪水的補貼，是一種搶劫的特權。每個月在稅款分配之後，高級軍官們就把多餘的穀物分了，送到市場上出售，得款飽入私囊。這種不法抽得的穀物，實際上是到達市場穀物的唯一來源，而控制穀物的囤積居奇者，把價格抬得天一樣高。
這些事實並不是從報章上收集得來，而是從農民嘴上收集得來的。我們曾經設法跟某些老百姓談話。有一天晚上，當我們住在一個軍司令部的時候，一群中年人來訪問我們，說他們代表著當地社會。他們起草了一個條陳及一個報告書，希望我們帶到重慶去。他們給了我們兩份。這報告書說，全縣十五萬人中，十一萬人已什麼都沒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約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從饑荒開始以來，政府發放的救濟品為麩皮一萬斤。我們和這群人的領袖談了一下。他有地嗎？是的，二十畝。他收穫多少穀物呢？每畝十五斤。抽稅要抽多少？每畝十三斤。
這時，一直在旁聽他們談話的指揮官勃然大怒，這位指揮官級別不低，是位將軍。他把那個農民叫到一旁訓斥一番，然後這位農民回到白修德旁邊，改口說剛才說錯了，稅不過每畝五斤。同時，這位將軍要求他們把這些農民剛才給他們的書面報告退回。他們退回了一份，但這位將軍堅持必須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寫道：“我們相對默然，在昏暗之後，我們可以看到那老人在發抖。我們明白，待我們走後，我們的一切罪名都會歸在他身上，而且我們自己也害怕；我們交回了報告書。”有此經歷，以後他們儘可能在沒有任何官員在場時和百姓交談，無論何時何地，聽到的都是在重複同樣的呼籲：“停止徵稅吧，饑荒我們受得了，但賦稅我們吃不消。只要他們停止徵稅，我們是能夠靠樹皮和花生殼活命的。”
把各村、縣情況匯總後，白修德估計受災最重的四十個縣中大約有三百萬至五百萬人餓死。但是，當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說起餓殍遍地的情景時，這位省主席卻說他誇大事實：“只有富人才得把賦稅全部交納。對於窮人，我們所徵收的，絕不超過土地上所能出產的東西。”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嚴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賦稅、採取賑災措施，就能迅速減少災民的死亡人數，因為在河南省鄰省陝西就有大批存糧。然而，各級官員對災情總是輕描淡寫，力圖掩蓋真相。
面對這種情況，白修德意識到只有讓外界知道情勢如此嚴峻才能挽救災區無數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災區實情告訴世人。洛陽電報局是他歸途中經過的第一個電報局，他立即就將電稿發出。他清楚，“按照規定，這篇報導和任何新聞報導一樣，應當發回重慶，由我在宣傳部的老同事進行檢查，這樣，他們肯定會把這篇報導扣壓下來的。然而，這封電報卻從洛陽通過成都的商業電台迅速發往了紐約。或者是因為這個電台的制度不那么嚴格，或者是因為洛陽電報局某一位報務員在良心的驅使下無視有關規定，這篇報導不經檢查就直接發往紐約了。於是，訊息首先在《時代》雜誌上傳開了——這家雜誌在整個美國是最同情中國人的事業的”。當時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正在美國訪問，頓時大怒，認為有損中國政府形象，由於她與《時代》周刊老闆亨利·盧斯（Henry 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強烈要求盧斯將白修德解職，這一無理要求理所當然被盧斯拒絕。訊息登出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朝野對當時中國政府不顧民眾死活的作法大為不滿，甚至感到非常憤怒。
回到重慶後，白修德想立即向蔣介石面呈實情，但蔣卻拒不接見，因為“一夜之間我在重慶成了一個引起爭議的人物。一些官員指責我逃避新聞檢查；另一些官員指控我和電報局裡的共產黨員共謀，把我的報導偷發出去”。宋慶齡得知這種情況，一再對蔣介石說事關數百萬人性命，堅持要蔣見白修德。在宋慶齡的堅持下，蔣介石最終同意會見。見面時，蔣介石厭惡之情溢於言表，堅決否認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屍的情況。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屍體的相片，蔣看到這些相片，表情極其尷尬，問他在何處拍下這些相片，而後要他提供完整的報告，接著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謝，說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調查員都要好的調查員。後來的事實說明，一旦政府採取有效措施，災民的死亡便迅速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