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書籍封面《中國怎么想》 作者：馬克·萊納德，36歲，英國人，曾是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建立的智庫——歐洲研究中心的主任，現任歐洲外交關係協會執行主任。
簡介：“不了解中國，就無法了解世界政治！”作者提出這一觀點，並花了三年時間，大量走訪中國各界代表人物。作者表述了中國的知識分子怎么看中國，中國知識分子怎么看世界。這本書2009年在倫敦和紐約上市以後，受到非常多的關注，西方的國際戰略家特別注重這本書。
售價：中文譯本賣200港幣，梁文道在鳳凰衛視的節目《開卷8分鐘》中曾經介紹過這本書。
作者簡介
居住於英國的學者、前歐洲外交事務委員會(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執行主任馬克·萊昂納德(Mark Leonard)的新著《中國怎么想？》(What Does China Think?)英國版日前由Fourth Estate出版社出版，美國版也將於4月28日出版。本報導題圖為美國版。今年3月號的《展望》(Prospect)雜誌，以《中國的新知識分子》(China's New Intelligentsia)為題，刊出萊昂納德的封面推介長文，介紹中國當代思想界。
萊昂納德在文中首先回顧了他在2003年對北京的訪問。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王洛林和黃平接待了他，王洛林告訴他，該院有“50個研究中心，覆蓋260個學科，有4000名全職研究員”。而英國的全部智庫不過數百人，全歐洲千把人，在美國也不過萬人。中國一家機構就有4000人，而這樣的智庫，在北京一地還有十來家。即便這4000個研究員不是每個都那么合格，數字本身還是很說明問題的。
萊昂納德說，他本想到中國打個轉就走，原以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是幾個執拗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分子，藏身於黨的秘密研究室或者頂尖大學的校園，沒想到他卻發現了一群知識分子、智囊人物、活動家就國家的未來展開著激烈爭論。他意識到，對中國的思想界的了解需要相當的功夫和時間。他在接下來的三年中多次奔赴上海北京，與數十名知識分子見面談話，這些人有的是黨員，有的是黨外人士。
他說，人們都知道中國經濟的崛起，卻不知道中國思想界的狀況。對美國知識界了如指掌，卻對當代中國學者的狀況所知甚少。他舉例說中國的新左經濟學家針對新右提出了社會不公平的問題，政治理論家討論選舉和法治的相對重要性，中國的新保守主義與自由國際主義爭論大方向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也由於政治敏感性而更加突出。
他去北大見張維迎，在張的辦公桌上看到了六盒昂貴Cohiba雪茄（人文與社會友情提示：cohiba雪茄，一盒25支從140美元到3、400美元不等，雪茄在歐美公開場合抽，是顯擺財富和名望的標誌商品，用英文講：a conspicous declaration of wealth or social pretension），相當於中國農民一整年的收入的幾倍。張維迎把這些雪茄盒子當成西方自由主義象徵的碎片（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產品），希望這些盒子象徵的力量能最終戰勝和取代馬克思主義。作為新右典型一員，張維迎跟他的朋友們想法差不多，就是希望現有公共部門全部打碎，政府萎縮成主要功能只是保護私有財產。新右在中國19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中是核心力量，但30年以後，中國已經反對他們的觀點意見。 社會調查顯示，新右是中國最不受歡迎的一群。由於改革的代價、不合法改制、工資欠付等等引起了一些社會不安定現象，新右的市場萬能觀點也受到新左的挑戰。在這場思想論戰中，市場與國家、沿海與內陸、城鎮與鄉村、富人與窮人的對立都被提出討論。
萊昂納德也見了汪暉，他是公認的新左領導之一。所謂新左是一群觀念比較鬆散的知識分子，他們日漸獲得大眾越來越強的支持，也通過他們的文章為政治討論提出話題方向。萊昂納德介紹道，汪暉年輕時也是市場的擁護者，但89年以後在陝西農村接觸到農民的生活，思想發生轉變，對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場萬能的觀點產生了懷疑，意識到國家必須為了消除不公平做出努力。90年代汪暉訪問美國，最終回國工作，現在在清華教書。汪暉約他在萬聖的醒客咖啡店見面，他的樣子穿著樸素，看上去像個典型的公眾知識分子，但他並不悶在象牙塔中，他寫過關於地方腐敗的文章，幫助工人組織起來反對不合法的改制。新左之為新在於他們支持市場改革，之為左是因為他們關心社會不公正現象。 “中國困在迷失的社會主義和裙帶關係的資本主義這兩個極端之間，同時受到兩者最惡劣因素的困擾… 我主張國家進行市場改革，但是不能為了GDP的增長犧牲工人利益和環境。”
新左提出的問題是，已經積累起來的財富是應該繼續在精英手中集聚，還是應該建立所有公民都能受益的發展模式。他們想發展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民主。汪暉認為，“作為一個人口巨大的國家，中國無法採納德國或者北歐福利模式。因此我們才需要制度革新。王紹光探討低廉醫療保險，崔之遠探討所有權改革，以使工人在僱傭單位獲得一定權利，胡鞍鋼探討綠色發展。”
北京的力量權衡似乎微妙地向新左的觀點傾斜。2005年底，第十一個五年計畫中提出了“和諧社會”的藍圖，這是從1978年以來第一次沒有把經濟發展作為高於一切的國家目標。這個計畫中提到將使退休金、失業補助、醫療保險和產假用資金每年增加20% ，在農村改善衛生和教育條件，並減少20%的能耗。第11個五年計畫是新的中國模式的一個模版。對新右來說，它保持了繼續試驗的想法，採用漸進改革而不是休克療法，對新左來說，它關懷了不公平現象和環境保護，探尋能夠把合作和競爭連繫起來的新體制。
2007年中國宣布將在尚比亞建立金屬生產中心，模里西斯、坦尚尼亞分別成為運輸和經貿區。中國的投資力量在改變經濟發展的結構，國際金融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發現他們的勢力減弱了。安哥拉、盧安達、查德、奈及利亞、蘇丹、阿爾及利亞、衣索比亞、烏干達、辛巴威等國家都選擇放棄IMF和世界銀行而與中國合作。
很多中等或低收入國家都到中國取經，伊朗、埃及、安哥拉、尚比亞、卡薩克斯坦、俄國、印度、越南、巴西、委內瑞拉都派員到中國城市學習。中國知識分子比如張維迎和胡鞍鋼等人常被邀請講授經驗。全世界有相當一部分國家在模仿中國，據世界銀行統計，在120個國家有3000多個學習中國模式的經濟特區在建設。全球化的原意是市場經濟在全球的勝利，但是中國經驗顯示，國家資本主義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好處。
關於政治改革，萊昂納德介紹了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的一些關於民主的觀點，俞認為激進政治改革和經濟的“休克療法”一樣會導致失敗，他提倡從草根開始的漸進從下而上的民主改革，希望通過在黨內首先促進民主來推動民主。他建議萊昂納德去四川平昌看看那裡的黨員“公推直選”的情況，但萊昂納德認為，貧窮的平昌能夠實行的，不一定能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也推行，中國其他2860個縣都沒有採用平昌模式。
萊昂納德與北大教授潘維見面時，潘維嚴厲批評他太把草根民主當回事。潘維認為四川的地方領導就是想出名，實驗沒有成功。
中國思想家們認為，所有發達民主目前都面臨著危機。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心仍是多黨制，但也有新的補充措施。但中國新一代政治思想者認為應該在邊緣使用選舉，但在決策中以公開諮詢、專家研討、社會調查為主。社科院的房寧打了個比方，西方模式民主是一個固定選單，食客可以選擇不同的廚師的飯店，但是菜色是固定的；中國模式是廚師固定，但菜色可以通過商討來改變。
萊昂納德介紹了一下重慶的商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試驗，這個概念是斯坦福的政治學家James Fishkin提出的，建立在雅典民主理想模式上，隨機選取一個人群，請他們來對市政提出意見。重慶政府很自豪的宣布，在商議民主之後，輕軌票價從14塊降到2塊。很多中國城市都在學習這個方式。更有意思的商議民主在澤國鎮，鎮長的去留就是用這種方式決定的。該鎮的4000萬公共資金也是這樣決定了使用方法。這種事例只有一次，但Fishkin和何包鋼都認為這個模式也許會成為政治改革的模版。
萊昂納德提及或許中國的公開諮詢方式可以成為一黨制國家借鑑的模式。針對某些人權組織一味批評中國的獨裁以及在非洲輸出獨裁模式，他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在他看來中國的國際政治舞台的活動不應該被簡單化的看作是對非洲獨裁者的支持，中國在試圖重新定義“力量”（power）在全球政治中的意義，推行“國家綜合實力”的概念。中國的各個思想庫都提出自己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實力的量化方式。在全球化經濟中重新建立國家主權，使之不受全球經濟力量、公司、甚至個人的影響，這個想法是中國世界觀的一個突出特色。
海軍少將楊毅是中國軍事智庫的頭腦人物之一。他對力量的看法決不局限於對兵器的衡量。他認為美國通過假裝在國際事務中具有某種“道德高度”，已經建立了對中國的“策略圍攻”。每當中國試圖在外交上做出努力，比如軍事現代化或者與更多國家建交，美國就把這些努力描寫成為威脅。 而世界其他地區很容易就模仿超級大國的想法。
美國政治學者Joseph Nye1990年提出的軟權力概念在中國要比在華盛頓熱門得多。2006年在北京召開了一個會議，推出了與“美國夢”相對的“中國夢”觀念，中心是把中國與如下3個概念聯繫起來：經濟發展、政治主權、國際法律。美國外交官在討論政體變化的時候，中國人探討對主權的尊重和文化多樣性。美國外交政策通過準許和孤立來支持它的政治目標，但中國人提供沒有附加條件的援助和貿易。美國把它的喜好強加給勉為其難的盟友，中國至少把看起來是在聆聽其他國家的聲音當成一種美德。
雖然所有中國思想者都希望加強國家力量，他們對國家的長期目標仍在爭論。所謂“自由國際主義者”鄭必堅喜歡談論中國的“和平崛起”和中國如何重新加入了世界，適應全球標準，為全球秩序做出積極貢獻。近年來北京通過六國會談希望能解決北韓核武器問題，與歐盟美國俄國一起解決伊朗問題，2005年在蒙特婁國際大會上對於氣候變化問題採取安撫姿態 ，派出4000名戰士參加聯合國維和任務。當中國與西方意見不一的時候，姿態也更加委婉。西方干涉科索沃時，中國在“不干涉政策”的基礎上提出反對干涉他國內政。 伊拉克問題上中國棄權了。在達佛問題上，中國最終在2006年投票同意聯合國派出維和部隊－－雖然中國仍被批評與蘇丹政府關係密切
但所謂“新保守派”或者說“新共產主義者”（neo-conns 即neo-conservatives 但萊昂納德稱其為neo-comms 即neo-communistis）的楊毅和閻學通公開提出要用現代思想來實現中國的古老夢想，閻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樣研究古代思想，他最感興趣的是古代中國學者對“王”和“霸”的區分。王制是中央集權，但是基於溫和政府，沒有強制和領土擴張。而霸是指霸權，最強大的國家壓迫它的邊緣。閻向萊昂納德解釋，王、霸同時存在：“在中原用王制，在“蠻夷之地”用霸術。這正像今天的美國，在西方用王制，在全球是個霸權，使用軍事力量，採用雙重標準。”閻學通認為，中國在日漸強大的同時應該有兩個選擇：“中國可以變成西方‘王制’的一部分，但這意味著必須改變政治制度，成為民主國家。另一個選擇是中國建立自己的系統。”
“自由國際主義”和“新共產主義”矛盾是毛時代資產階級外交政策和革命外交政策對立的一個現代變種。中國在今後的年代中，將會明顯有資本主義特徵。 中國已經決定加入國際經濟和制度，它希望能夠加強這些來限制美國並為中國發展建立和平的環境。但從長期來看，有些中國人希望按照中國模式來建立國際秩序。關鍵是避免衝突，但改變事實。
歐盟和北約的特點－－合併而不是保護主權，或許會在新生的東亞共同體和上海合作組織中再次實現。通過這些機構，中國向鄰國保證和平發展的意向，並建立排除美國的新社區。
中國在聯合國中也成功地削弱了美國的勢力。與俄國（喜歡公開反對美國和歐盟計畫）不同，中國採取比較委婉的姿態。雖然中國反對伊拉克戰爭，但法德俄國在反對中占主導地位。中國支持非洲國家在2005年對安理會席位的爭取，使得日本的申請失敗。中國也讓伊斯蘭國家組織來主導對新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削弱。1995年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中得票50.6%, 但在2006年只有23.6%。在人權問題上，中國的支持率從43%上升到82%，美國責從57% 下降到了22%。
中國知識分子的論爭講繼續在智庫內部、雜誌、大學，或者對那些更加敏感的問題來說，在網際網路上繼續。或許有一天，張維迎、汪暉、俞可平、潘維、閻學通、鄭必堅的名字會像美國學者在前些年那樣被我們熟知：就像那些80年代裡根時代的經濟學家或者911時代的新保守主義策略家們一樣。
更加自由的政治論爭、留學歸國的學生、奧運會這樣的大型國際活動會使中國知識分子的討論更加自由。現在中國正在嘗試上千種想法－－從商議民主到地域聯合。從這個社會實驗的大實驗室，一種新的世界觀正在出現，或許有一天它會形成一個明確的中國模式－－1條世界其他國家可以追隨的、另外的、非西方的道路。
《中華讀書報》記者康慨認為，在席捲世界的“中國熱潮”中，西方近年來出版了大量的相關圖書，但以介紹歷史風土，分析巨觀政策，論述具體事件和人物，或講解生意經的居多，對當代中國思想界的全面考察之作十分罕有。因此，馬克·萊昂納德的努力值得關注和認可。”
確實，萊昂納德雖然不是中國研究的專家，也沿用了一些比如“獨裁 dictatorship” 、“威權 authoritarian”之類的名詞，但他不拘於時下流行的對中國經濟發展走馬觀花式的點評、驚嘆或者威脅論，向世界學術界介紹中國思想狀況和論爭成果，對經濟政治爭論的敘述有一定的深度，一方面指出了中國仍存在的問題，一方面提出中國的探索可供其他國家借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