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過程
1980 年代以來，同性戀研究、同性戀與公共政策話題在中國（大陸）逐漸成為社會熱點和關注領域，出版了數部研究專著，部分媒體對同性戀問題也開始予以正面報導，其主要事件有：
1981年，《大眾醫學》發表張明園介紹《紅樓夢》中同性戀現象的文章。
1985年，《祝您健康》發表阮芳賦《同性戀：一個未解之迷》，視同性戀為正常現象。
1990年，顧學琪對上海111名男女同性戀者進行調查，並於次年發表研究報告。
1991年，中國健康研究所在所長陳秉中及其助手萬延海等人開始針對同性戀人群的健康教育工作及研究。
1992年，潘綏銘對北京等4城市同性戀性者的行為進行調查，該項目被列入國家愛滋病防治項目；同年，李銀河和王小波同性戀個案訪談研究《他們的世界》出版。
1994年，張北川同性戀理論研究專著《同性愛》出版。
1994年10月，邱仁宗主持的“愛滋病和特殊性問題研討會”在北京召開。
1995年，蕭乾《一個值得正視的社會問題〈同性愛〉（張北川著）讀後》一文分別在香港、大陸《文匯報》發表，文章介紹了我國愛滋病流行的嚴峻前景，提出對同性戀人群應“給以理解”，呼籲“把這個問題重視起來，並促使它早日獲得妥善解決”。同年，方剛紀實文學《同性戀在中國》出版；《人之初》雜誌發表中國大陸同性戀者自述《渴望幸福》；
1997年，邱仁宗《愛滋病、性和倫理學》出版，該書從倫理學角度，對人類性取向、同性戀現象進行了深入探討，對把同性戀道德化、疾病化的觀點進行了分析和批判，該書還從倫理學角度論述了愛滋病與性及性少數人群的關係。
1997年，張北川工作組開展對同性戀的調查研究，並積極創造條件開展針對同性戀人群的健康干預項目。
1997年8月－1998年2月，專業報刊《精神衛生通訊》對同性戀進行了開放性的大辯論。
1998年，李銀河《同性戀亞文化》出版，這是在個案積累和研究的基礎上對《他們的世界》的增補。
1998年2月，面對同性戀群體的健康干預項目《朋友通信》問世。該項目目前已得到了國內科學界、衛生部有關部門和大量同性戀者的支持，是我國最有影響的此類項目之一。
1998年3月27日，《南方周末》第2版發表魏宏嶺《關注同性戀》一文，提出對同性戀人群的寬容和歧視問題。
1998年4月18日，《人民日報》第7版《直面轉型期社會》一文，對潘綏銘在“中國愛滋病高危群體研究”等“一些鮮有學者關注的領域”所取得的“重要成績”給予肯定，並肯定了有關特殊人群性學研究的價值。
1998年5月31日，北京人民廣播電台《人生熱線》欄目直播了關於同性戀話題的專家訪談。
1998年，《希望》雜誌第6期以21個頁面推出《認識同性戀》專欄，發表了馬曉年等專家和4位同性戀者的文章，對同性戀者肯定和接納自我具有重要意義。
1998年11月，邱仁宗主持的《中國婦女與女性主義哲學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其中有“同性戀專題研討”單元。
1999年10月，邱仁宗主持的《“面向21世紀的女性研討會”——女性主義者與女同志之間的對話》在京召開，雙方就共同關注的平等、尊重等話題作了較深入的對話與交流。
1999年11月，在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協主辦的北京香山科學會議上，張北川編輯了《遏制中國愛滋病流行策略》參會文集，旨在引起科學界、國家有關部門及高層領導對同性戀與愛滋病防治工作公共政策的注意。該文集包括張北川項目組對中國大陸同/雙性戀、與男人有性關係的男人愛滋病高危行為及影響因素的’98調查和’99調查；不同專業的專家學者從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女性主義等角度對同性戀問題的研究和思考；同性戀人群對有關自身各種問題的認知與思考。
2000年3月，人民日報內參介紹了張北川及其主持同性戀人群健康干預項目《朋友通信》。
2000年，面向國際社會的《華聲月報》第5期刊發了署名記者鄧梅芳、榮維毅《中國同性戀人群新調查》，是在主流媒體上對同性戀諸問題正面的報導和探討；這是我國面向國際社會的主流媒體首次以大篇幅刊發此類文章。
2000年11月，“同性愛／愛滋病議題暨《朋友》項目研討會”在京召開。該次會議實現了我國非政府組織與同性戀者的首次正面交流。
2001年4月，中華精神科學會通過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方案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山東科技出版社，2001.4)，不再籠統地把同性戀認定為“精神障礙”（或稱“心理變態”、“性變態”），僅在個體對自身性取向的認同或適應不良時才認定為精神障礙。
2001年10月，《關於同性愛／愛滋病問題的共識與建議》向多學界、媒體發放。該文獻從多方位提出了維護同性戀者權益的主張。文獻約10個學科和社會人士90餘人聯署。
2001年11月，“第一屆中國愛滋病性病防治大會”召開，對男男性接觸者與愛滋病流行關係進行專題討論。10餘位同性戀者參與會議。榮維毅就《愛滋病防治與同性戀者的生活與權利》發言。
2001－2002年，由中英性病愛滋病防治項目辦公室資助的4個針對男同性戀人群的項目在雲南、四川、北京和青島啟動。
2002年6月，中國艾協對數省市40多位同性戀志願者進行了愛滋病防治知識培訓。
受關注的原因
（1）改革開放以來國際交流日益擴大、國內環境日趨寬鬆，使同性戀人群之間、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之間、同性戀者與學界之間的交流日益增多，有助於促進專家和大眾消除對同性戀的神秘感和誤解；
（2）在逐漸了解國外同性戀狀況以及同性戀研究成果的同時，國內同性戀人群日趨活躍，自身權利訴求必然會表現出來而引起社會關注；
（3）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在中國的發展，使主流與邊緣、權力與平等、歧視與反歧視等話語和理論框架題，成為探討同性戀問題的參照系，促進人們對同性戀現象的理解和思考；
（4）在整個世界和中國面臨愛滋病威脅的嚴峻態勢下，作為愛滋病感染高危人群之一的同性戀人群，在中國引起特別關注，引起涉及同性戀公共政策的討論。
涉及學科
從1986 年到2006 年的21 年中,國內各種學術刊物上共發表了有關同性戀研究的論文178篇,這些論文涉及到社會學、心理學、醫學、法學、歷史學、哲學、人口學等多個不同的學科。
研究的主要問題
1、同性戀成因
2、大眾群體對於同性戀的態度
3、同性戀治療的效果
4、同性戀人群中的愛滋病率的研究
5、關於同性戀者權利的探討
同名圖書
基本信息
書名: 中國同性戀研究（劉達臨著）
《中國同性戀研究》封面內容簡介
同性戀在中國長期以來被塗上一層神秘的色彩，人們把它視為禁區，諱莫如深。實際上這一現象從古至今都客觀存在著，它是不容迴避的，應該得到社會各方面的關心與重視。本書由劉達臨、魯龍光教授主編而成，分析古代與現代的同性戀者，並從臨床心理學及社會學角度上做了2000多例調查分析，希望人們能以正確的態度對待同性戀者，使他們從自卑、屈辱甚至絕望的心理中解脫出來。
目錄
序
前言（一）
前言（二）
前言（三）
第一章中國古代的同性戀
第一節歷史上最早的同性戀記載
第二節同性戀的一些稱謂
第三節迷於同性戀的兩漢皇帝
第四節古代同性戀者的性角色
第五節社會環境影響同性戀
第六節男風泛濫的明清朝野
第七節清代文人筆下的同性戀
第八節中國歷史上的女同性戀
第二章中國現代的同性戀
第一節中國現代對同性戀研究的狀況
第二節同性戀者知多少
第三節同性戀者的分類
第四節人們對同性戀的看法
第五節同性戀者的婚姻問題
第六節法律、政策和同性戀
第七節同性戀與愛滋病
第八節同性戀在香港和台灣
第九節文藝介入同性戀探索領域
第三章調查數據分析
第一節艱難的調查之路
第二節文化程度和婚姻狀況的特點
第三節性生理髮育和自慰
第四節擇偶標準
第五節相識與相聚
第六節同性性伴侶之間的關係特徵
第七節性行為
第八節性觀念
第九節性教育和性知識
第四章典型事例
第一節意向型同性戀
第二節性感型同性戀
第三節性樂型同性戀
第四節複合型同性戀
第五章同性戀的防治
第一節同性戀的成因
第二節同性戀的分類確定
第三節對同性戀者治療的可能性
第四節疏導矯正心理治療
第五節同性戀的預防
結論
後記
編輯推薦
同性戀在中國長期以來被塗上一層神秘的色彩，人們把它視為禁區，諱莫如深。實際上這一現象從古至今都客觀存在著，它是不容迴避的，應該得到社會各方面的關心與重視。本書由劉達臨、魯龍光教授主編而成，分析古代與現代的同性戀者，並從臨床心理學及社會學角度上做了2000多例調查分析，希望人們能以正確的態度對待同性戀者，使他們從自卑、屈辱甚至絕望的心理中解脫出來。
書摘
現代中國同性戀者的十大特點
所謂特點，總是相比較而言的，一是把現代中國的同性戀者和國外的相比，二是和古代的相比，三是和一般人群相比。
一、從總體上來說，現代中國同性戀者的平均文化程度較高，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9．8％，而一般居民還不到50％；他們的職業層次也較高，年齡則以中青年為主。但是，這些同性戀者接受過性教育的比率卻與其文化程度不相適應，他們自述沒有接受過性教育、性知識，或嚴重缺乏的竟占74．4％。
二、同性戀者的性生理髮育和一般居民沒有大的差別，但是自慰的比率要大大高於一般居民，他們有過自慰行為的占85．6％，其中經常自慰（每天一次或更多）的占83．1％，這和1989～1990年組織的全國兩萬例“性文明”調查的數據（一般大學生有過自慰行為的男、女各占59．0％、16．5％，一般城鄉已婚居民占15．9％）相比，差異是很大的；在清醒意識下遺精的比率也高於一般居民。其實質在於自慰（或相互手交）是同性戀的主要性行為方式，通過自慰達到性高潮是他們獲得性滿足的主要途徑。
三、雙性戀的比率較大。在他們中間，目前只對同性產生性衝動的占54．9％，對同性、異性都產生性衝動的占42．6％，未答的占2．5％。同時，同性戀者中的已婚者也比較多，但這有種種複雜的原因：一是他們可能是雙性戀者；二是他們是絕對同性戀者，但為了掩蓋自己的同性戀，迫於社會和家庭的壓力而結婚；三是他們過去所處環境難以接觸異性而成為同性戀者。
四、發生過同性性交行為的比率不算大。他們在性衝動的情況下，和同性有擁抱行為的占87．2％，接吻的占79．0％，撫摩的占94．9％，肛交的占36．9％，口交的占26．2％，工具交的占3．1％。經過折算，在同性戀者中有過性交行為（肛交、口交、工具交等）的占調查總人數的34．9％，平均性生活頻率是2～3周一次。與西方的同性戀者相比較，這個比率是不算大的。在進行過肛交的同性戀者中，不用保險套的占81．5％，不知如何用的占67．7％，這又一次證明了他們性教育水平較低。
五、有固定的同性性夥伴的不多。調查發現，有固定的同性性夥伴的只占37．4％。他們結交同性性夥伴的途徑，偶然相會的占16．9％，專門去找的占47．2％，其它占35．9％，相互之間多系“短期行為”。在調查中曾詢問他們，選擇同性戀夥伴的最主要的標準是什麼，他們回答要求對方漂亮的占57．4％，而要求“談得來”、有共同語言的只占26．2％，可見，他們之間多數仍停留在“表象吸引”上，這種關係不是很鞏固的。他們對待性夥伴的態度以“說不清”為主，其次是“逢場作戲”，不像夫妻關係大多數比較專一、穩定，這和同性戀者的性觀念、“擇偶”條件、認識途徑以及相聚環境都是分不開的。
六、性角色不固定的為多。過去，從理論上說，無論是男同性戀還是女同性戀，一般說來總有一方扮演丈夫的角色，另一方扮演妻子的角色；常扮演妻子角色的男子與常扮演丈夫角色的女子陷入同性戀的程度更深，更難以治療糾正。但是，通過調查研究發現，在同性戀過程中，性角色不固定（即有時扮演丈夫角色，有時扮演妻子角色）的占65．6％。這也許說明過去的一些看法需要糾正。
七、思想壓力大。這主要是由於社會上歧視同性戀所致。據調查，如果周圍的人知道他們是同性戀者，真正抱贊成、同情態度的只有13．6％，認為是各人自由、不必多管的只占17．8％，而多數人對此不贊成甚至厭惡、憎恨。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性活動絕大多數處於“地下”或“半地下”狀態，相聚場所比較隱蔽，公共浴室、他人家中是占比率最大的兩個發生同性性行為的場所，分別占30．3％、29．9％。在公共浴室，大家都裸體，有些浴室還有提供休息的單人間或雙人間，在這種地方發生同性性行為比較方便，並且不被人注意。在他人家中發生同性性行為，可以逃避家人的發現與干預。
八、對同性戀的看法處於矛盾狀態。從調查發現，同性戀者認為搞同性戀有益的占5．1％，認為有害的占32．3％，認為無所謂益害的占56．9％。從這個數據可見，對搞同性戀進行自我譴責的比率相當大，對此“理直氣壯”的很少，但是對此道德評價不明確的仍占多數。
當然，內心認識是一回事，表面上是否承認又是一回事。他們對自己搞同性戀“決不承認”的占37．4％，“有時承認有時不承認”（即迫不得已時才承認）的占47．7％。兩者相加，也就是說，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的占85．1％。
九、因同性戀而遭受各種處分甚至判刑的比率較大。正常生活和在押的同性戀者分別占23．6％、50．8％。所以絕大多數同性戀者希望社會不要歧視他們，更不要打擊他們。他們希望法律承認同性戀為合法的占5．1％，希望社會不要歧視他們的占35．9％，希望社會不要干涉他們的占46．2％。
十、同性戀的產生主要是兒童期受到各種不良的性刺激和性對待的結果。它和遺傳因素有關，但影響面不大，主要是環境因素和教育因素的作用，而使他們的心理不能像常人那樣發展。而且，兒童期留下的心理烙印也比較難以消除。雖然有不少同性戀者希望改變現狀，但是真正有勇氣接受治療的人卻很少。治療方法也在摸索之中，認為同性戀不能矯正或有把握矯正，都不適合目前的科學發展狀況。
總的看來，中國的同性戀者處於較高的文化程度與較低的性教育水平之中，他們的性要求強烈但又比較壓抑，同性戀交往的層次不高，對自身的認識也不清楚，在社會的強大壓力下，他們的行動是十分隱蔽的，他們有自我解脫的願望，卻沒有找到實際的解決途徑。
根據以上情況，從社會來說，重視生理和性心理的健康教育，尤其是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性教育；改變社會觀念，不要歧視和打擊同性戀者，使他們在不危害他人、不危害社會的條件下有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如果某些同性戀者有矯正的願望，就要進行指導、幫助，同時加強這方面的研究——這對人類的幸福生活，對社會的穩定與發展，都是大有好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