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古人著書立說，重視圖的作用。“左圖右書”、“左圖右史”、“文不足以圖補之，圖不足以文敘之”，圖文並茂，相輔相成，是中國書的一個優良傳統。
中國歷代刻印的書籍汗牛充棟，浩如煙海，其中不少附有精美的插圖，這不僅是一份寶貴的歷史文化財富，也是研究古代政治、文化、民俗的生動材料。
陀羅尼經咒中國古籍版刻插圖的起源與出現
中國的古書，以其生產形式而言，大致可以劃分為寫本書和印本書兩個時代。在漢代以前，人們將書抄寫在竹簡、木牘等天然載體或縑帛等絲織品上。1942年，湖南長沙戰國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畫，上繪彩色圖像及類似金文的說明文字，四周繪十二神像，象徵十二個月，是我國帛書插圖中的較早遺存。
所謂版刻插圖，就是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取得的畫稿複本。雕版印刷術也稱整版印刷術，即指將文字或圖畫反刻在一整塊木板或其他材質的版上，然後在版上加墨刷印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大批取得插圖畫稿複本。由於古代書版以梨、棗木為主，故這些插圖，都是版畫，也稱為木刻畫。
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後，最先套用於佛教經籍插圖的刊刻。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師，就曾雕印佛像普惠四方。唐末馮贄《雲仙散錄》卷上引《僧園逸錄》說：“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方，每歲五馱無餘。”可見其數量是不少的。
現存較古老的版刻插圖藝術品，為1953年在成都市東門外望江樓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羅尼經咒》。此件發現於墓主臂上所戴銀鐲內，上刻古梵文經咒，四周和中央均印有小佛像。據考，當刊行於唐肅宗至德二年（公元757）之後。
唐代版畫遺存中，另一件更為重要的作品，是唐鹹通九年（公元868）刊印的《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扉頁畫。此件為一個長約16尺的卷子，由六頁紙粘綴而成，卷端繪《祗樹給孤獨園》圖，全圖紋飾華麗，布局穩妥，線條運用纖柔中見勁挺，是雕版技藝已臻成熟的佳作。卷末有“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刊記，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有確切刊印日期題記的版刻插圖藝術品和佛教版畫名作。中國以版刻形式為圖書印製插圖，比歐洲早了至少五百多年，此圖就是我國早期版刻插圖中最負盛名的傑作。
唐初諸帝，多採取儒、佛、道三教並重的政策，佛教發展很快。女皇帝武則天改唐為周，借用《大雲經》為女主受命於天的符讖，聲稱她的“龍興”本是佛的預言，更是大興佛教。當時造像建寺，遍於國中；士民刊施經卷，蔚為風氣。由此而言，當時佛教版畫的鋟梓，數量必多。只不過因為年湮代遠，唐代印品少有留傳於今日者。加之唐會昌五年（公元845），唐武宗下詔滅佛，經卷刻版，皆付劫灰，傳留至今的佛教版刻插圖，才如吉光片羽，難尋難覓。但根據文獻記載和現存實物看，初步可以肯定，中國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後，首先在佛教經籍的印製中得到最廣泛的套用，佛教題材作品，也成為中國版刻插圖藝術史上最早出現的品類。
承先啟後的五代、宋、元插圖
繼唐而起的五代，是中國歷史上大動盪、大分裂、大混亂的時代，也是藝術史上的一個相對衰敗期。但唐代開創的版刻插圖藝術，卻在動亂中取得了不小的進步。
五代遺存的版刻插圖作品，題材仍只有佛教一種，數量亦如鳳毛麟角，但和唐代相比，還是多一些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聖毗沙門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像》。二圖皆刊印於後晉開運四年（公元947），後者題記有“歸義軍節度史檢校太傅曹元忠造”字樣，下有刻工雷延美署名，是現存最早一幅刊刻時間、地點、刊施人、刻工姓名一應俱全的版刻插圖作品；前者則為現存最早的一幅版刻插圖觀音像，說明雖然都是佛教藝術品，但在題材選擇上，遠比唐代要豐富得多。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經過南征北討、削平群雄，國家復歸統一。宋朝重視文治，雕版印刷術全面發展，版刻插圖藝術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宋代版刻插圖藝術遺存，仍以佛教內容為主。其中如宋太宗時刊《御製秘藏詮》插圖四幅，是現存最古老的山水畫版畫；雍熙年間刊《彌勒佛像》、《文殊菩薩像》等四圖（現存日本），皆是精品；《大隨求陀羅尼曼荼羅》、《大隨求陀羅尼咒經》等，也是舉世聞名的遺珍。他如南宋臨安刊行的《文殊指南圖贊》，圖版置版面上方，是現存最早的大型佛教插圖組畫，也可以說是傳世歷史最為悠久的連環畫作品。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列女傳》，更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作品。徐康《前塵夢影錄》就評論說：“繡像書籍以來，以宋刊《列女傳》為最精。”本書上圖下文，版式與《文殊指南圖贊》相類。
列女傳從上文所述，不難看出五代、宋及遼、金的版刻插圖，無論在雕鐫技藝、雕工隊伍、繪製地域，還是在表現內容和手法上，進步都是明顯的，為版刻插圖藝術在以後的大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元代，也是我國雕版印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代，元刊書籍插圖比兩宋不但毫不遜色，而且又有進步。就宗教版圖而言，元代完成的《磧砂藏》，扉畫嚴整工麗，遠出宋刊之上。更重要的是，中國不少品種的書籍插圖，是在元代才開始出現的。如元刊《西廂記》是現存最早的戲曲插圖，《全相平話五種》是最早的平話刊本插圖，《事文廣記》為類書有圖之始，這都是版刻插圖藝術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因此，宋元是中國版刻插圖藝術史上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要時代。
璀璨奪目的明代插圖
明朝，中國圖書出版業全面發展，刻家林立，坊肆蜂起，版刻插圖藝術也隨之進入了興旺發達的黃金時代。其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百花齊放，空前繁榮，是明代版刻插圖的第一個特點。經過唐、宋、元幾個朝代的探索，到明代，版刻插圖藝術不僅在製作地域上空前擴大，而且逐漸形成了建安、金陵、新安三大藝術流派，其他如武林、蘇州、吳興等地的版刻插圖，亦各具特色，環繞在三大流派周圍，如群星拱月，呈現出一派勃勃生機。各流派、地區版圖爭妍鬥豔，而又互相交流、促進，為中國版刻藝術向更廣闊的天地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形式多樣，各擅勝場，是明代版刻插圖藝術的第二個特點。這主要表現在插圖形式除宋、元的單面方式、上圖下文方式外，又出現了雙面連式、多面連式、月光式等諸多類型，為畫家隨類賦形，提供了充分的選擇餘地。
由稚拙無華到精麗繁縟，是明代版刻插圖藝術的第三個特點，也是其藝術風格上的最大特點。一般來說，早期的建安、金陵派插圖，具有粗獷質樸的民間藝術草創風格。自徽派版畫崛起，繪必求其細，工必求其精，逐漸成為明代插圖藝術的主流，建安、金陵等地版畫亦向其靠攏，與其融合，匯為一體，使中國插圖藝術更加璀燦奪目。這大抵是因為明萬曆中晚期之後，有大批文人學士參加到插圖的創作中來，使插圖不僅僅是圖書的裝幀、文字的圖解，而且也是文人案頭的清玩。知識分子的加入，對提高插圖的社會地位，促其在質與量上產生飛躍，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插圖藝術隊伍專業化，是明代版刻插圖藝術的第四個特點。明代插圖藝苑，留下姓名的畫家極多，如汪耕、汪修、蔡沖寰、何英、盧霞子、熊蓮泉、張夢征等，都是一時名家。這些人辛勤耕耘，留下了難以數計的作品，如今天尚能見到的王文衡作品，即不下數十種之多。一些膾炙人口的大畫家，如唐寅、仇英、錢穀、丁雲鵬、陳洪綬等，也為插圖繪製畫稿。明代刻工，更是多如繁星。如徽派刻工的主將——安徽歙縣虬川黃氏刻工，見於《虬川黃氏重修宗譜》著錄的，就有近三百人。他們父子世業，兄弟相傳，而且流寓南北各地，對徽派版刻風範的傳播做出了卓越貢獻。其他如旌德鮑承勛、郭卓然，武林項南洲，吳興汪文佐，金陵劉素明等，皆是一代名工聖手。這樣一支龐大的刻工隊伍，成為明代版刻插圖藝術大發展的人才基礎。
技法上精益求精，突飛猛進，是明代版刻插圖藝術的第五個特點。建安、金陵兩派的早期插圖作品，技法上仍略顯粗糙，手法也變化不多。徽派崛起後，這一情況得到了徹底的改善，點染皴擦，無不運用自如，出神入化。同時，刻工們還注意從理論上進行總結，如陸禹九抄錄的徽州刻工傳授口決：“木板雕畫不稀奇，功夫深來心要細。若要雙刀提線穩，多看多刻生巧藝。多看多刻還要想，刀刻件件樣樣巧。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難處學到老。執刀自有執刀理，刷印本領有高低。□□□□大喜事，先刻人來刻山水。”言簡意賅，本身就是一篇有關刻事的教科書。
發揚蹈歷，推陳出新，是明代版刻插圖藝術的第六個特點。這裡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把套版印刷技術和版畫藝術結合起來，出現了彩色版畫套印術。最初，為獲得彩色圖版，採取的是在一塊版上，根據圖畫內容，分別塗上不同顏色，覆紙一次印刷的方法，稱單版塗色法。這種方法，在元代就有了。在此法的基礎上，或者說在它的啟示下，明時出現了將彩色畫稿按不同顏色分別勾摹下來，每色刻成一小版，分版分色，逐次逐色套印或迭印的方法，即為套印。因其版形如餖釘，又稱“餖版”。後來，又發明用凸凹兩版嵌合，使紙面拱起的方法，使畫面富有立體感，稱為“拱花”。套印出的插圖，色彩艷麗，濃淡得宜，陰陽向背之間，幾可亂真。明朝不少畫譜插圖，如胡正言刻《十竹齋畫譜》，吳發祥刻《蘿軒變古箋譜》，就都是箇中精品。
當然，明代版畫，尤其是晚明版刻插圖作品，也有不盡人意之處。如過於強調繁縟細密、富麗工致，有時看上去，反不如早期版畫來得痛快淋漓、意趣天成。公式化、程式化的表現手法，也制約了它的發展天地。但瑕不掩瑜，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明代插圖都代表了中國古代插圖藝術的最高成就，在全世界也處於領先地位。即使和以精細著稱的西洋銅版插圖相比，在總體上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由盛轉衰的清代書籍插圖
清朝入關後，採取了極端專制的文化政策，禁書焚書，文網苛密，屢興文字大獄。讀書人為避禍，多沉溺於斷簡殘編，孜孜於考據之學。“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明代蓬勃發展的版刻插圖藝術，也由此而逐漸衰落下來。
清代版刻插圖藝術的衰落是有一個過程的，並非朝夕之間便一蹶不振。清初，承明餘緒，仍有一些精美作品出現，如旌德鮑承勛所刻《揚州夢》、《秦樓月》等戲曲劇本插圖，精麗典雅，被認為是徽版的殿軍；四雪堂刊《隋唐演義》、《封神演義》，古吳三多齋刊《古今列女傳演義》，以及《笠翁十種曲》等，均不遜興盛時期的徽版名作。一些著名的刻工，如黃順吉、劉榮、湯尚、湯義、蔡思璜、譚一葵等，亦不負名工之譽，使版刻插圖在清乾、嘉之前，仍出現了短暫的繁榮。
清朝最先衰落下去的插圖品類，恰恰是最受民眾歡迎、明代最為興盛的小說、戲曲作品插圖。此類作品，歷次禁書都首當其衝。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康熙皇帝就曾下諭：“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風俗。要正人心，厚風俗，必需崇經學。所有小說淫詞，應嚴禁銷毀。”在這種情況下，小說、戲曲類書籍插圖自然也難逃厄運。乾嘉之後這類作品鮮見有精美可觀者，其因蓋出於此。
其實，清統治者仇視的是對大清朝不利的文獻圖籍，而不是插圖藝術本身。相反，插圖以其直現性、形象性，恰好可以作為對“聖朝”歌功頌德的工具。因此，在清政府組織刻印的圖書中，多附有精美插圖。清政府刻書，多由武英殿提調，這類圖書的插圖就被稱為殿版畫。其中如《御製耕織圖詩》、《圓明園詩圖》、《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圖》、《墨法集要》等，都是殿版畫的代表作品。殿版畫多細筆皴擦，工致娟麗，章法多變，印刷質量均為上乘。內廷刻書如此重視插圖，為前朝所無。但同樣因為供奉內廷，片面追求謹嚴工穩，這些作品又不如民間作品靈動飄逸，意趣天成。
在統治者對戲曲、小說類作品的高壓政策下，清朝民間版刻插圖中的兩大品類——人物畫和山水畫，卻得到了長足的進步。人物插圖中的《凌煙閣功臣圖》、《無雙譜》、《晚笑堂畫傳》，以及《水滸全圖》、《三國畫像》等，都是這方面的佳構。明末政治黑暗，文臣昏憒，武將懦弱，終至亡國。漢族知識分子希望有古賢臣名將那樣的人物出來扭轉乾坤，重整山河，清前期人物畫的發達，和這種心態多少有關。
清朝的山水插圖（主要是方誌圖書中的插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大畫家蕭雲從繪《太平山水圖畫》，筆力凝重，氣氛沉鬱，所寄託的亦是明季遺黎對故國佳山秀水的哀思，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氣息，在古代山水插圖中，可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清朝諸帝喜游幸，繪有《南巡盛典》、《西巡盛典》等多種插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清山水記游之類的圖書插圖極富，成就斐然。方誌中的插圖，多少也與此有關。但這些插圖，多受殿版影響，《太平山水圖畫》中的磅礴之氣，無從見到了。
太平山水圖畫清嘉慶之後，版刻插圖中的突出作品不多，除少數人物圖傳類書籍和記游類書籍插圖外，可稱述者寥寥，技法上亦少見突破。
尚值一提的是，清光緒年間，西方石印術傳入中國。石版印刷對印製圖畫便捷省力，成本低廉，很快取代了版刻形式，成為印製圖書插圖的主要方法。晚清石印圖書極多，圖亦精麗，雖然這已不是木刻畫，但在技法和構圖上，仍在一定程度上因襲著版刻插圖的傳統，依然是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但已非本文論述範圍，故不贅。
